中国通史的社会与思想成就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通史、社会史和思想史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在社会史方面，吕振羽同志着手较早。他在1934年就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6年又出版了《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这两部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的早期著作，去郭沫若同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的时间最多只有六年。1942年，吕振羽同志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这本书收入《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等四篇论文，是对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较系统的总结。作者认为，这部书“反映了中国新史学在历史科学战线上的斗争过程中的若干情况，也反映了有关各派对中国史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及其在一定时期的发展过程，可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参考资料”[16]。

1940年和1942年，邓初民同志先后出版了《社会史简明教程》（后改称《社会进化史纲》）和《中国社会史教程》。第一本书是论述一般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第二本书是讲中国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社会史简明教程》是继蔡和森同志的《社会进化史》之后，又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著作。全书要回答的中心课题是：“社会是怎样的构成着，社会又是怎样的变革着”。它论述的方法是：“在竖的分期，是把社会进化分为原始共产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各阶段。而叙述了由原始公社到社会主义时代的全系列；在横的内容，是把人类的主要社会生活分为经济的、政治的、精神的，由社会的经济结构进而考察政治的形式、精神的意识形态，以探求各个社会阶段的特征”[17]。《中国社会史教程》也是遵照这个方法进行论述的。作者指出：“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前途是光明灿烂的”，“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伟大前途，决不能袖手坐待，需要我们努最后必死之力，加以争取”[18]。

侯外庐同志在1947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史》（1955年再版时改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它由十四篇论文集成，从时间上看，自殷迄秦；从内容上看，包括生产方式、政治结构、阶级关系、国家和法及道德起源等。这部书是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工作中富有创见的书，提出并阐述了不少有关的重大历史问题，是作者史学著作中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时，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工作趋向发展的一个标志。

在通史方面，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同志先后出版了有关的著作。

1941年，吕振羽同志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上册。著者在初版序言里说这书“与从来的中国通史著作颇不同”，主要是把中国历史作为一个发展过程在把握，并注重于历史的具体性，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论断，还尽可能照顾到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及其相互作用。1948年作者写出本书的下册，下限到鸦片战争。作者在跋语里强调基本精神“在把人民历史的面貌复现出来”。这是我国历史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编撰中国通史的最早的尝试。作者在序、跋里提出的关于编撰中国通史的一些基本原则，尤其是关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及其相互作用的原则，对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范文澜同志于1940年8月至1941年年底，写成《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的上册（五代、十国以前）和中册（宋至鸦片战争前）。1942年，《简编》全书在延安出版。它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古代历史的著作。它在历史思想和编撰方法上的主要成就是：第一，肯定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旧史书以帝王将相为历史主人的传统观点被否定了；第二，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改变了旧史书以朝代划分阶段的循环观点和静止观点；第三，指出中国历史走着大螺旋式和无数小螺旋式的发展路线，这是封建社会延续很久的一个基本原因； 第四，对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表述，着重讲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对于民族间的矛盾，着重写了民族英雄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第五，注意写出生产斗争的具体面貌，对古代科学发明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写得不少[19]。范文澜同志后来对他的《简编》做了多次修改，但本书初版的历史价值是仍然存在的。他在1941年5月为《简编》上册所撰的序言中写道：“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他关于社会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前途的关系的见解，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者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43年和1946年，翦伯赞同志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史前史与殷周史和第二卷秦汉史。《中国史纲》是一部未完成的通史著作，但它仍然能显示出来自己的特点。这书在材料上，重视考古材料并注意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的结合。在观点上，这书注意把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总的环境中加以考察。这两点，一直到现在，还是对史学工作有指导意义的。(www.xing528.com)

在思想史方面，吕振羽同志于1937年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下册）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历史著作。这部书的断限，上起自殷代，下终于鸦片战争前，共有十编，按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阶段分别论述。作者说，本书是“首先把中国史全部过程划分为各个阶段，各个阶段又划分为其发展过程的各时期；从各个社会阶段和时期的阶级阶层的构成上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上去论究政治思想的各流派，又把每个派别中各思想家的思想，作为其自己的一个体系去论究”[20]。作者在解释“政治思想”的含义时写道：“它并不是和经济思想相对立的东西，毋宁是人类各别阶段的阶级斗争思想的集中表现，而为其行为指导的原理。所以政治思想史，本质上系同于社会思想史，只有其范围大小的差异。”[21]作者还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全时期中，随着封建制的历史前行一步，封建统治阶级的哲学，也便随着变化，而予以多多少少的修正或改变”，“其次，在封建社会内部之渐变的过程中而引起了部分的突变，便相应产生哲学上的流派”，“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内部敌对矛盾的发展，便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之敌对矛盾的发展”[22]。作者的这几段话，集中地表达了本书的指导思想。作者在1937年写的初版序言介绍并剖析了“五四”以来二十年中国内外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各流派，揭露了假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指出“深入地开展对民族文化思想之史的研究，把研究的成果提供到实践上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必要的课题”。

40年代，侯外庐同志在思想史的研究和撰述方面，建树最多。这期间，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4年）、《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5年）、《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1947年）。郭沫若同志于1945年去苏联报告《中国战时历史研究》时，盛赞侯外庐同志在思想史研究上“能力很强，成就甚大”[23]，说明这些著作在当时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是不小的。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跟《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是姊妹篇，是“历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的自成体系”[24]。《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共十三章，起于殷代，迄于战国。它所着重探讨的问题是：“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想的发展，关系何在？人类的新旧范畴与思想的具体变革，结合何存？人类思想自身的过程与一时代学说的个别形成，环链何系？学派同化与学派批判相反相成，其间吸收排斥，脉络何分？学说理想与思想术语，表面恒常掩蔽着内容，其间主观客观，背向何定？方法论犹剪尺，世界观犹灯塔，现实的裁成与远景的仰慕恒常相为矛盾，其间何者从属而何者主导？何以为断？”[25]作者为自己提出了一系列的深刻的问题，并且有深度地做出分别的解答。

《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论述了17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学说。全书三编十七章，分别论述三个时期的思想学说。作者认为：17世纪的启蒙思想，“气象博大深远”；18世纪的汉学运动，“为学问而学问，正是乾（隆）嘉（庆）对外闭关、对内安定的学术暗流”；19世纪中叶以至20世纪初叶“更接受了西洋学术的直接影响，内容殊为复杂多面”。可能是因为收入史料较多，作者曾经自谦地说，他的这部书“基本上是一种读书笔记”[26]，但它仍然是一部富有创见的书。

《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是侯外庐同志主编，杜国庠同志、赵纪彬同志参加编写的。全卷三篇，有《中国古代思想绪论》《孔墨显学》和《战国百家并鸣之学》。作者在初版序中指出：“斯书注重之点，特在于阐明社会进化与思想变革的相应推移，人类新生与意识潜移的联系”，“斯书尤重在：一方面要全般地说明中国思想在世界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时不能不做对称比较的研究；他方面更要具体指出中国思想发展的特别传统与其运行的特别路向，以期掘发出我国数千年来知识宝藏的真面目，进而凭借这一遗产，以为所应批判地接受与发扬之明鉴”。本卷是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充实和整理的，在全卷结构和论点上更为严整，在《中国思想通史》全书中也是最有功力的一卷。但也有《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一些精到的论述未能在本卷中充分吸收的地方。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时期，除了在通史和社会史、思想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外，在其他专史研究方面也有所建树。胡绳同志在1949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这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专史著作的代表作。这是一部通俗的政治读物，也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全书共六章，上限起于1840年，下限断至1924年，包含85年史事。毛泽东同志曾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正是突出地论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一重大课题。但是，正如作者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与半殖民地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内容极其复杂。为了深入地揭示这一个重大课题的本质，作者在本书中着重阐明“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它们的政治工具”，“它们从中国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曾怎样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27]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见识。这本书篇幅不大，但长期地拥有广大的读者，起着广泛的影响。

1946年8月，侯外庐同志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说：“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同时，我相信这一方面的研究会在业绩方面呈现于全世界的文坛，虽则说并不脱离其幼稚性，而安步总在学步之时可以看出来的”。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时期的一个总结。所谓“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总结中国的历史遗产，亦即使马克思主义带上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无疑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变革。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富有成果的；而一批先进的历史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家，已逐渐在斗争中度过了“学步”阶段不断成熟起来，成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