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同志对中国史学的重要贡献及其影响

郭沫若同志在1928年旅居日本后，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至1978年逝世为止，整整半个世纪中，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郭沫若同志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科学道路。他在1929年写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著作。

郭沫若同志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里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所谓“风雨如晦”，指的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年代。作者写这部书，正是要担负起“鸡鸣不已”的任务，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指出中国历史的必然的前途。他的这些话，表明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家的深刻的时代感和庄严的责任心。郭沫若同志在20年代初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此后，他研究了《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翻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使他的历史研究工作一开始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论证了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的存在，而奴隶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转化而来，奴隶制本身后来又转化为封建制。这一论点震动了当时国内外的史学界和思想界。它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中国历史的进程同样是受这个普遍规律所制约的。这是郭沫若同志对中国史学的重要贡献，也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重要论点。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的时候，正值当时思想界进行三大论战。这是一次历时长久的学术领域的论战，同时也是政治领域的论战。就其性质来说，是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主要任务是要解决中国社会是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因为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认识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及前途等问题。社会史问题论战的焦点之一是中国究竟有没有奴隶制社会，这实际上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国情。郭沫若同志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有力地打击了托陈取消派、帝国主义的一些御用学者和国民党反动文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也澄清了左派史学家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尽管后来郭沫若同志几经修改他对于奴隶制的上限和下限的看法，但是这无损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当时和后来所产生的重大影响。(www.xing528.com)

1945年，郭沫若同志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这是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姊妹篇，前者偏于考证，后者偏于批评。这是他对于古代社会的面貌有所理解之后，把兴趣逐渐转移到意识形态方面来了。

郭沫若同志还为中国古史研究做出了文献学方面的卓越成就。他在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他根据形式、花纹、文体和字体，为中国青铜器的分期提供了权威性的看法。他关于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的系列著述，包括《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卜辞通纂》（1933年）和《殷契萃编》（1937年），《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年）、《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2年）、《金文丛考》（1932年）和《古代铭刻汇考》（1933年），都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研究所结出的丰盛的硕果。

郭沫若同志始终把史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他的“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是产生于“对未来社会的待望”[13]。他是为着“未来”而研究“过往”的。他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为了打击那些高喊“我们的国情不同”从而抵制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的人。举例来说，他写《甲申三百年祭》，是为了一方面揭露反动统治者的腐败，一方面以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史实为一面历史的镜子，提醒革命者在胜利的关头不要“纷纷然，昏昏然”骄傲起来。毛泽东同志称这篇文章是大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史论。

郭沫若同志说过：“我自己的兴趣是在追求，只想把没有知道的东西弄得使自己知道。知道了，一旦写出过，我便不想再写了。”[14]所谓“兴趣是在追求”，实际上就是他在学术上的创新精神，他始终是努力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原则进行创新的。当时曾有一些人侈谈“国故”，他嘲笑他们说：“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15]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周彝铭研究，就是在继承前人积累的材料的基础上，独辟蹊径，自成体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