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马克思主义在史学中的重要意义

李大钊同志是五四运动时期革命文化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热情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引进我国的史学领域。

1919年9月和11月，李大钊同志在《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4]。从1920年起，他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开设“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5]，并先后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研究历史的任务》和他的重要史学著作《史学要论》。

李大钊同志在他的著作中，第一，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概括为两个要点。“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它变动。”[6]他又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说：“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的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7]

在宣传唯物史观的同时，李大钊同志还有力地批评形形色色的错误的或反动的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跟其他各种各样的史观划清了界限。特别应当提到的是，李大钊在《桑西门的历史观》（1923年）一文里，划清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历史观上的界限。他说，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依人间理性的力量能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的历史观”；而“科学的社会主义把它的根据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的到来”，即是说，社会主义社会不是“理性”的恩赐，而是“历史的命令”[8]。(www.xing528.com)

李大钊同志在他的著作中，第二，指出了唯物史观对于史学和人生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吾愿与治斯学者共策勉之。”[9]他说的“深切”的“兴味”和“重大”的“责任”是什么呢？一是对旧的史学体系的改造，一是对新的人生观念的培养，而前者也是为后者服务的。他认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如一个人不明察历史的性质和趋向，前途渺渺，后顾茫茫，这就“有如荒海穷洋，孤舟泛泊，而失所归依，这样的人生将毫无意义。因此，“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10]。李大钊同志在《史学要论》里，以专章阐述“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他认为，现代史学，即唯物史观倡导下的史学，能够帮助人们建立起进步的世界观和积极的人生观。他说：“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11]他还说：“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12]他的这些话，凝结着一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理论家、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者对人生的热烈而坚定的信念，对人类前途的真挚的憧憬，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崇高的期望。

第三，李大钊同志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李大钊同志在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同时，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他讲方法论，又是跟讲研究历史的任务结合在一起的。《史学要论》一书，不仅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处处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因此，可以认为，《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写成的史学概论。综观《史学要论》及李大钊的其他著作，他提出的史学方法，首先是要区别记述的历史和生活的历史。这就是要区别历史的记录和客观历史本身。其次，是要从经济关系上去说明历史。再次，考察个别事实要与研究一般理论相结合。还有，是重视史学与其相关学科的关系，并在《史学要论》里设专章阐述这个问题。他这四点看法，对于研究历史，一直到现在还是有指导意义的。李大钊同志在史学上虽没有宏篇巨制，他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也并非尽善尽美，但是，他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所开辟的道路是广阔的，所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