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参会代表人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建议派驻苏大使蒋廷黻出席

1937年3月，国际历史学会致函中央研究院，请派代表参加1938年国际历史学会第八届大会。同时，外交部致函教育部转呈瑞士公使馆寄来的国际历史学会第8届大会筹备委员会邀请中国政府参加函件。3月10日，教育部长王世杰致函中央研究院，请推荐出席代表人选。由此，确定参会代表人选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1937年3月16日，傅斯年致函泰姆普利，告知中央研究院与教育部达成的三项办法，并表示：“中央研究院将于4月初提出正式申请，我希望申请能在你们5月会议前到达巴黎。我国政府也将通过外交途径向贵会表达此种 意愿。”[9]

在这封信中，傅斯年对泰姆普利和米切尔教授邀其本人参加会议表示感谢，尽管教育部长王世杰也有此意，但他以公务在身，无暇出国相推辞。关于参加会议人选，傅斯年在信中表示，将建议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派驻苏大使蒋廷黻出席。蒋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回国后先在南开大学主持历史系系务达八年之久，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兼北京大学教授，对中国近代外交史史料整理和研究在国内首屈一指。作为驻苏大使，蒋不仅娴于外交辞令，且由苏联出席会议又有路近费省之便，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在信中，傅斯年还提到另一位代表将是来自国立大学或研究机构的著名历史学家。依此标准，笔者推测，似以胡适和陈寅恪为最佳人选，前者执教于北大，任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议员、评议会历史组主席；后者执教于清华，且服务于史语所，任历史组主任和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议员。

尽管在信中，傅斯年表示中央研究院将于4月初提出正式申请，但不知何故，第二天，即17日，傅斯年就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名义正式致函泰姆普利：

我荣幸地以中央研究院名义代表中国申请加入国际历史学会。中央研究院是中国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隶属于中国政府，并得到政府资助。根据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中央研究院经与政府相关部门协商，派遣代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中央研究院有10个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其之一，自成立以来，在历史学和考古学方面成绩卓著。1934年，中央研究院设立评议会（正式成立应为1935年——作者注），由政府聘任的30位著名科学家、中央研究院院长和10个研究所所长组成。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职责之一是制定中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政策。评议会设有历史学组，由胡适任主席。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认为，中央研究院完全有资格代表中国参加贵会，并将派出经贵会认可的中国历史学家参加明年会议。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记录最长国家之一，史学研究兴盛了许多世纪。我深信：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后，将会与其他会员国进行长期富有成果的合作。[10]

在信中，傅斯年对中央研究院隶属关系、研究机构尤其是评议会做了扼要的介绍，并突出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对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后与其他会员国的合作寄以希望。对参加会议的代表人选，傅斯年并没有做出明确答复，作为以院长名义发出的正式函件，其个人意见不能代替评议会正式决定，但傅斯年提到胡适任评议会历史学组主席，显然，胡适在其心目中应是另一位代表的合适人选。泰姆普利在接到此函不久，即复函表示欢迎中央研究院加入。

1937年5月3—4日，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第三次年会在南京召开，会议对与教育部达成的加入国际历史学会三项办法予以追认，代理翁文灏（未出席会议）任评议会秘书的傅斯年声明，第一项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系以中央研究院名义，而非以历史语言研究所名义[11]。傅氏此举显然是为了避免贻外界以历史语言研究所包办的口实。然而，这次会议对代表人选问题并没有做出正式决定。

抗战爆发后，教育部于7月23日致函中央研究院，转呈瑞士公使馆函送的国际历史学会第八届大会议事纲目，并请推荐出席代表人选。经与傅斯年商量，王世杰于10月25日致函泰姆普利，表示战争不会影响中国参加国际历史学会议，中国参会代表暂定为胡适和蒋廷黻二人，但可能会有变化。此时，中央研究院和教育部正在迁往西南的途中。

1938年3月11日，泰姆普利致函傅斯年：(https://www.xing528.com)

我发现与您联系非常困难，且不能确定您是否能够收到这封信，尽管我希望如此。战争爆发后，我无法与中国方面取得联系，1937年10月25日教育部长曾来函，称参加国际历史学会议不会受到战争影响。此后，我没有再得到来自他或你的任何消息。我还得知驻莫斯科的蒋廷黻大使已被招回国。——我认为中央研究院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历史学会的申请能够及时被接受。我还想知道您将派谁代表出席。最近，我得知日本冈副教授将参加会议。因此，中国代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参加。如果能收到您的来信，得知您身体健康并在继续工作，我将非常高兴。致以深切慰问和良好祝愿！

又附：远东委员会已于3月15日成立。所附报告书将向您说明他们的宗旨。如果您能提名两名中国代表参加会议，我们将非常高兴。如果您是其中一员，我们尤为欢迎。[12]

由于在战时，此信有所耽搁，傅斯年在与评议会秘书翁文灏商量后，致电胡适，请其出席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历史学会第八届大会，并于6月14日致函教育部：

立夫、一樵、道藩三位先生：关于史学会议事，去年本院曾与大部接洽多次。——惟请求加入时曾附一条件，即中国在此会中，必得最优待遇，即英法德意诸国之待遇是也。中国历史最长，不可在此会中仍为二等国，故必求其有此权利，该会会长业已口头允许矣。凡此经过，贵部均有案可稽，乞一检，敝所者在箱子中。该会会长非常热心，近日来信不断催我国派代表。于是有去年代表问题。此会乃初次加入，且须争权力，故其人选不能不慎重，必须在中国史学界有地位，在国际有声望，英国话（或法）说得好，然后可以胜任也。想来要备此资格，无过于胡适之先生，敢请大部惠予同意，派胡先生为代表，于本年八月前往出席，并争待遇，诸希夺复为幸。

又胡先生前往，又有一便利，即旅费甚省也。胡先生于七月十三日赴英，自英往返，百镑足用，此款由大部与敝院分担，何如？若用不到此数，则更便矣。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的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过也。

此会办事人当请中国他人（弟亦其一，由Temperley及Offo Trancko约请），然以此时国家困难，无此多钱，胡先生一人足矣。又，入会后，如享头等待遇，当有一批年费，其确数一时记不清，大约须五六千元。——届时本院总当担任一部分也。[13]

由于教育部长易人（此时为陈立夫），傅斯年又将事情原委及推胡适出席会议理由加以说明。此时，蒋廷黻已被招回国，由战火纷飞的国内派遣代表出国参加会议并不容易，而胡适正在美国，作为国民政府非正式代表游说美欧国家支持中国抗战，又将赴欧活动，实为独一无二的最佳人选。在信中，傅斯年尤其强调此会为国联所办，涉及近代外交史和远东史，如中国缺席将可能为日本提供混淆视听之机，因此不可错过。

6月20日，傅斯年致电泰姆普利，告知中国将派胡适为代表，胡将先赴伦敦。6月22日，傅斯年致电教育部催促答复：

“如荷贵部赞同，便乞电复，以便电知胡教授，并请以贵部名义将派胡教授代表中国出席一事分别电知：一，该会会长田丕雷教授Professor Harold Temperley，Peterhouse Cambridge。二，该会本年大会秘书，并请函知外交部，请其电知驻瑞士公使回复该国政府请求本国入会之请。事关国际学术合作，敢乞贵部考虑惠复，至荷公谊。再，出席费用，因自英京至瑞士来往所费较少，将来如何分摊之处并请贵部决定。本院无不同意也。”[14]同日，教育部致电傅斯年同意推举胡适为代表出席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