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历史系和史学研究机构迁至西南的历史意义

抗战期间高校历史系和史学研究机构内迁西南是一场空前绝后的中国史学事业和史学研究人员的战略大转移。因此，总结和评说这场内迁运动的历史意义，自然要认识和考察这种高校历史系和史学研究机构内迁对于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对于中国史学事业的保存和发展、对于西南地区史学研究的影响为基础。事实证明，高校历史系和史学研究机构内迁对于西南新的历史学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内迁高校历史系和史学研究机构，奠定了西南史学发展框架。高等学校的内迁不仅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毁灭摧残中国传统史学的梦想，粉碎了他们企图利用中国原有史学研究阵地、设施进行奴化教育的野心；而且保存了我国史学研究的精华，使得中国的史学传统不因抗战而中辍；更重要的是为抗战培养了大批的宣传者，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华北及沿海一些著名高等院校的迁入，大量的知名历史专家、教授随校迁来，不仅把沿海地区高校先进历史学研究方法和大批典籍史书带到中国西南地区，而且还使大批历史学专家、教授汇集到西南，给西南地区史学教育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增添了人才因素。

学校内迁西南的结果，使中国主要的高校历史系和史学研究机构都集中到西部地区，成为西南战时史学研究战线的主体。国民党当局在迁移高校的同时，从适应战时的科研需要出发，对高等教育的政策法令做出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同时也对各高校的历史系结构做了调整，从而形成了战时内迁西南高校的新特色：一是在继续开设战前原有科目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增设了一些新的科目，体现近代传统史学的职能。二是应战之急需，开展各种培训班和演讲会，直接为民族解放事业服务，较好地体现高校史学教育研究服务于政治的职能。抗战期间，不少著名的高校历史系和史学研究机构内迁，这些院系和史学研究机构都各有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不断进取的学术风气，也不乏国内外知名的史学教授、学者和专家，并有不少的爱国志士。他们广泛持久地开展学术演讲和学术研究活动，如中央大学在头顶敌机炸弹，吃住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开展学术演讲。罗家伦校长讲“二十二年之回忆”，历史系缪凤林讲“历史的教训与国家的前途”和“战斗至上论——从国史证明斗至上为历史的真理”。同时还邀请校外专家来校演讲。如请实验剧院王泊生院长讲“明末戏剧在政治上的策动”、剧作家洪深讲“历史与戏剧”，郭沫若讲“二期抗战中国青年应有之努力”等等。其探讨之深、研究之广、倡导之力，是史学界一大贡献。中法大学还专门成立了文史学会，文史系罗庸主任和罗喜闻教授亲自参加指导，举办了文史十四讲，广泛开展文史学术研究活动。吴晗教授讲的“明代特务组织——锦衣卫和东西厂”，以古喻今，讽刺国民党中统特务的罪恶活动。闻一多教授讲的“庄子反儒思想”启迪青年学生反正统、破束缚的革命意志。不仅涉及范围广泛，专业性强，而且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严重时刻，史学研究始终是声援抗战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1945年5月4日，昆明学联举行纪念五四运动的游行和晚会，吴晗、曾昭抡、费孝通等都成为大游行的先导。

第二，高校历史系和史学研究机构内迁对于西南史学教育与研究的影响和作用。战前我国基础薄弱的近代高等教育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一带的大中城市，西南地区的高等教育非常落后，尤其是贵州，基本上无近代高等教育可言。据史料统计，抗战前西南地区专科以上高校共8所，仅占全国高校总数的7.4％。沿海沿江大批高校内迁西南后，大大加强了西南地区近代高等教育的力量，对促进西南史学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如贵州大学历史系、贵阳师范史地系都是这个时期创建的。加之，各校历史系都在内地招收了大量的新生，也为当地造就输送了史学专业人才。所有这些都对抗战后方发展史学教育事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抗战时聚集在西南地区85所高校里的史学界的专家、学者、教授，大都是当时的史学精英，他们在此著书立说、传道授徒，不仅推动了当时西南地区史学教育学术的发展与进步，而且改变了西南地区原有史地教育的落后面貌，对今天西南史学教育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方面抗战胜利后内迁高校虽然大部分复迁回原址，但在复员中不少学生从数千里以外到南京教育部请愿，西北、西南的学生要学校留在原地，华北、中原、江浙、华南等地学生要求学校迁回。双方学生矛盾尖锐，以致斗殴流血。为此教育部开会决定，非内迁学校一律留在西南。这样一些历史系或史学机构以及大量史籍便留在西南。1946年5月西南联大复员北迁时，决定将其师范学院留昆，8月正式独立设院，定名为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并保留了原来的史地教育。更重要的是当时联大每年500名左右的毕业生大多在云南教育部门就业，完全改变了云南教师队伍的不足和质量低的现状。这就为昆明市大量兴办私立中学提供史学师资条件。如五华中学校长李希泌在联大历史系毕业后创办了这所学校，他聘请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为董事长，又聘请一些历史系教授和同学来校任教。这中间当然也包括历史学的学生。据1945年云南教育厅统计，公立中学由战前9校63班增加至10校85班，私立中学由2校6班增至19校98班，几乎增加了10倍。昆明私立中学异乎寻常的突起，内迁高校的史学教育是做出了特别贡献的。

（1998年第3期）

[1]《教育杂志》第二十九卷第5号，韦卓民：《抗战时期中国的教育》。

[2]《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卷十七《文化教育》第415页。

[3]见《贺昌群史学论著选·尹达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4]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www.xing528.com)

[5]刘起：《顾颉刚先生学述》第2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6]冯尔康、郑克晟：《郑天挺学记》第389—394页“郑天挺自传”，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

[7]荣天琳：《论抗战时期翦伯赞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刊北京大学历史系编《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8]刊重庆《中山文化季刊》2卷1期，1945年8月。

[9]苏双碧、王宏志：《吴晗学术活动编年简谱》，刊《吴晗的学术生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0]苏双碧、王宏志：《吴晗学术活动编年简谱》，刊《吴晗的学术生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沬若文集》卷7第10页。

[12]《沬若文集》卷13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