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史学家研究成就简述

因多方面原因，我国的历史研究事业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一直集中在沿海的几个大城市，如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战争爆发后，西南地区成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治中心，因而有更大的吸引力将这些史学研究机构和众多史学家吸引在西南地区，尤其是陪都重庆及其附近地区。这样，在西南地区政治地位迅速提高、经济事业迅速发展、文化事业日趋进步的同时，史学研究事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这种大发展除表现在前述的史学研究机构纷纷内迁西南外，还表现在史学界大批名家硕儒也日益聚集到西南地区，这当中虽然一部分是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服务的，也不乏一些宣传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但其中也有不少革命史家，即便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家也在民族战争的历史关头出现了分化，出现了众多进步、爱国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陈寅恪、顾颉刚、郑天挺、萧一山和岑仲勉等。

陈寅恪1938年4月到滇，被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合聘为教授，任“隋唐史研究”和“白居易研究”课。1940年暑假被聘为香港大学客座教授，离滇赴港，等待时机拟赴英国牛津大学做汉学教授，后因太平洋事变未成行。1942年离港达桂林，任广西大学教授，次年秋天因湘桂战局告急，又经黔入川，至年底到达成都，任教于燕京大学。在西南期间，陈寅恪先后撰写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刘复愚遗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读洛阳伽蓝记书后》《敦煌本心王头陀经及法句经跋尾》《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议》《长恨歌笺证》《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等。1939年春陈寅恪“在昆明病中作《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4]，将隋唐史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从汉魏到隋唐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制度的渊源和演变，认为隋唐制的渊源十分复杂，除传统观点所提出的西魏北周之遗业外，还承袭了北魏、北齐和梁、陈的影响，三者之中又以北魏北齐和梁陈对隋唐制度影响更重要，相反西魏北周实属微末。陈寅恪治学方法细密极于毫芒，虽沿袭清人治经途术，实汇中西治学方法而一体。这一时期他对唐史和唐代诗文的研究用力特勤。

顾颉刚1938年冬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教授，住昆明北郊浪口村，感到边疆问题的严重，组织边疆学会，并在《益世报》上办了一个《边疆周刊》，唤起国人注意边疆问题。在其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用意是强调民族团结。将自己多年的笔记以近似《日知录》的方式，整理古代中一个个具体问题，写成《浪口村随笔》一书。1939年秋到成都任教齐鲁大学、创办《责善半月刊》及《齐大国学季刊》，陆续发表《燕国曾迁汾水流域考》等考辨古史论著。1941年秋辗转到重庆，任教于中央大学，在历史系讲授《春秋战国史》，创立通俗教育馆，又主编《文史杂志》。发表《商王国的始末》《周人的崛起及其克商》《周室的封建及其邦属》等十余篇考辨古史论。尤其是《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志》和《秦汉时代的四川》三篇论文，考释了古代巴蜀有自己独立发展的文化与历史，颇有新见。同时这些研究并不只是为学术而学术，创办这一刊物之际正是处于日本侵略者淫威压境之时，可以说从刊物的创办到论文的撰写，尤在激起爱国义愤。因此顾颉刚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多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宣传历史知识，激起民众抗敌情绪。这一时期顾颉刚在治学上开始认识到唯物史观在研究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表示“绝不反对唯物史观”，但却又以为这一理论在研究古代思想和制度等方面，一定要用它指导，而自己考辨古史资料的工作还用不上这些理论，只能为这一高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工作做基础准备[5]，说明顾颉刚在思想和学术上的进步。

抗日战争爆发，郑天挺随北京大学迁移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教授、总务长、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所长。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除了讲授明清史及隋唐五代史等课程外，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而制造的“满洲独立”等谬说，郑天挺还先后写出了《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统》诸论文，以不容争辩的事实，证明东北三省“元明以来我国疆圉固极于其地”。同时还运用音韵学对古代西南边疆地区的地理进行考证，写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及《历史上的入滇通道》等文章。后来又写出一些清史方面的论文，如《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对孟森研究清史的业绩予以钩玄提要的概括，后来将这些论文合为一集，名为《清史探微》[6]。从他这一时期的研究来看，虽然属于“史料派”治学方法，但已开始史论结合，从具体的材料引出结论。其中西藏史是他到云南后新开拓的研究领域。实际上他融汇了隋唐史研究和音韵学知识的成就而有新见新论。可见他对历史的研究总结，为的是作为今天的启迪和借鉴，以解救中华民族面临的民族和政治危机。他的《清史探微》一书体现这一特点。

萧一山是我国老一辈清史专家，1938年他随东北大学流寓四川三台，任东北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他利用休假之暇，写成《清史大纲》（经世学社1944年版）、《清代史》（商务印书局1945年版）和《曾国藩传》（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三书，约数十万言，阐述他对清代历史中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及对曾国藩的评价。在东北大学任文理学院院长期间，他曾延请一些著名史学家如丁山、蒙文通、金毓黻、何鲁之、贺昌群等任教。1944年改任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

1938年岑仲勉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入滇，任历史组专任研究员。主要校读《元和姓纂》《文苑英华》《唐人行第录》《全唐文》和《全唐诗》等古籍，在八年离乱中完成了自三十年代初开始进行的《元和姓纂四校记》和《突厥集史》的主体部分。岑仲勉先生最优秀的盛年之作都写成于这个时期。(www.xing528.com)

抗日战争时期以重庆为中心，在西南地区形成一支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自觉为无产阶级事业战斗的革命史家队伍。如在重庆的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华岗、胡绳、吴泽、嵇文甫、赵纪彬、陈家康等人，创办了《读书月报》《理论与实践》《群众》等刊物，还组织了“新史学会”，成为新文化界的一支劲旅。与此同时他们也对社会史、思想史等课题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一批史学新著，如侯外庐的《社会史导言》、华岗的《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吴泽编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翦伯赞的《略论中国史研究》，都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做出建树，推动了对历史理论的探索。在中国古代社会史方面，研究更加深入，而且有更新的突破和新作问世，如吴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1943年），郭沫若的《殷周奴隶制度考》（1942年）、《青铜时代》（1945年）、《十批判书》（1945年），侯外庐的《社会史导言》（1939年）、《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3年），陈家康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读后》（1943年）。与此相关，对封建社会发展的长期性问题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也展开了讨论，如李达《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1941年），蒙达坦《与李达先生论中国发展迟滞原因》（1942年），陈家康的《明末农民运动研究》（1943年）。思想研究史方面成就更为突出。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整理出了先秦思想史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5年）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近代思想史领域，有筚路蓝缕之功。在分部门研究的基础上，作为综合性研究的通史编纂，在这一时期也是硕果累累，出现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著作，如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1卷，1943年）、吴泽的《中国社会简史》（1942年），昭示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步入茁壮成长的新阶段。

1940年2月翦伯赞由湘入渝，迄于抗日战争胜利，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直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他的合法身份是中国文化协会总会理事兼《中苏文化》杂志副主编。在重庆六年中先后写了六十多篇论文，重要的有《两宋时代汉奸及傀儡组织》（1940年4月）、《中国历史科学与实验主义》（1940年5月）、《论明代倭寇及御倭战争》（1940年7月）、《论中国甲午战争》（1945年2月）、《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南明史上弘光时代》等，分别收集在其两辑《中国史论集》（1943年12月、1947年5月）中，同时又完成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和第二卷，为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纂的中国通史之一。抗战初期，翦伯赞即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与当代中国史学研究提出的理论问题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史学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8月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是其标志，表现在史学理论阐发上既有系统性，又有针对性和时代特点，并在结合历史研究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体系的理论做了总结。在抗战中后期，翦伯赞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原理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写出了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一批论文和专著（分别收集在两部《中国史论集》中），提出了自己的学说，形成一家之言。抗战末期，翦伯赞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价中国封建史学，提出对封建史学的批判与继承问题，这是他对史学理论上的另一贡献。如《刘知幾的历史学》和《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7]及《论司马迁的历史学》[8]等都是他对古代史学做出的初步评价。特别是有关南明史的研究，对探索封建社会末期的历史发展规律和揭露蒋介石王朝的腐朽妥协，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他针对国民党对日妥协、对内镇压的种种倒行逆施，写了《桃花扇底看南朝》（1944年4月）、《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1945年12月）等著名文章，对南明王朝的灭亡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利用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鞭挞日寇侵略和国民政府最高统治集团方面，翦伯赞是一个典范。

1939年吕振羽由湘入渝，在此他有三年时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他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奠基者之一。他身经战乱，对时局痛感极深。因而他敢于以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告诫国人，希望国民能从中得到启迪和借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它的武装侵略，驱使其反动文人，打着研究学术的幌子，无耻地歪曲中国历史，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麻醉。秋泽修二于1937年拋出《东方哲学史》，宣传中国社会为“亚细亚的停滞性”，非以外力推动则不能发展的反动理论。为了批判这种法西斯史学观点，他从1939年至1940年连续写出了《“亚细亚生活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遗产的继承问题》等十多篇战斗性的历史论文，发表在重庆的进步杂志上，其中几篇被辑成《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上海耕耘出版社1942年版）一书。同时他着手编著《简明中国通史》，上卷于1941年5月问世。这些论著都是当时少见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佳作，构成了抗战时研究中国历史的一家体系。

七七事变后，吴晗应云大校长熊庆来聘请到云大历史系任教开明史课。1940年夏天，他从昆明到联大的叙永分校担任文科的中国通史课。1941年9月返回昆明。此后不久，吴晗开设中国社会史，逐渐把研究历史和现实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并逐渐由爱国的资产阶级史学家转变成为当时著名的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思想家。他尤其注重“史学鉴戒”作用。吴晗曾经说过：“过去自以为是不问政治，治学也以考证为主，但从1940年开始政治来过问我了。”[9]吴晗在1940年以后，政治观点逐渐转变，学术观点、写作方法也便随着转变，此后写考证文章就少了。学术在他的具体实践中，从自以为和政治无关的研究方法，变成主动联系政治、抨击时政的研究方法，从而逐步开始了他一生的新的历程。特别是1943年加入民盟以后，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和领导，自觉地了解共产党，学习马列主义。他的桌案上有了《新民主主义论》《联共党史》《新华日报》等书刊[10]，并针对国民党的腐败进行痛斥。如1947年11月14日吴晗在《云南日报》发表《论贪污》一文，以古论今，斥责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成风，两个月后又在《云南日报》上发表《贪污史的一章》，以明朝吏治贪污成风为例，分析造成贪污的原因，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朽吏治。值得一提的是，吴晗治史的目的，在注重“史”的“鉴戒”作用的同时，也注重“史”的“资治”作用。1944年，吴晗在《昆明正义报·新论衡周刊》上发表《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是以纪念明朝覆亡三百年的名义写的，提醒人们：历史是一面镜子，要用三百年前南明小朝廷这面镜子来照照蒋家王朝，从而不对它寄予幻想。吴晗在这个时期写的历史杂文很多，仅在1946年就有几十篇之多。这些杂文是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被称为“战斗的历史科学的一支奇兵”。

1938年郭沫若到达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在这里战斗、生活近八年。皖南事变后，主要从事历史剧、史论的创作。1941年12月至1943年3月改写剧本《棠棣之花》，又写了《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五个历史剧，成为他文学生活中的“第二个青春”[11]。这些历史剧，配合党在当时提出的革命任务，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时代气息，以其深刻的历史真实性和动人的艺术魅力，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又继续对我国先秦社会的性质，特别是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同时对秦以后的某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做出专门研究。他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史学论著有《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和《历史人物》等。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的历史思想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现实主义的强调；第二，对奴隶社会研究的独到见解；第三，坚持以人民为创造历史的本位观点。这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郭沫若是提出中国古代经历了奴隶社会的第一人，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石。这一学说在抗战前即已提出，但由于对马克思理论的掌握和中国历史实际的认识都还不深入，其论述多有欠周。抗战时郭沫若对早期的研究进行了全面自我批判，由此提出了中国奴隶社会一系列全新的见解，基本上建立了他自己的古代社会史的完整体系。他对历史研究的又一个突出特点，即基于对现实的社会政治危机有着强烈反应，要求借鉴历史经验，以实现社会变革。因此郭沫若不仅热衷于读史、治史、讲史、写史，而且善于借鉴历史经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即为拯救时局而研史，为振兴民族文化而写史。既撰写了《历史人物》等史学论著，更运用历史上的人和事为现实政治提供启迪和借鉴，而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等史学论文。他对历史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即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必须以人民为历史本位。其目的是“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它的反面是一切变相的帝王本位，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以谋少数人的尊荣。前者是扶植主人，后者是训练奴隶”[12]。而在国统区，由于国民党大肆贩卖和推行，由于受了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历史界还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反人民本位的思想。郭沫若强调以人民为本位的历史思想，不仅是对这些错误思想的批判，而且对于抗日战争民主运动的开展无疑有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