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高校历史系与史学研究机构的成就探析

“战时性”“民族性”是当时历史研究的本质特征。基于这一认识，笔者将着重评述抗战时期各史学研究机构是如何将历史研究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抗战时期的西南高校历史系和史学研究机构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注重“史学鉴戒”作用，强调“以史为鉴”“以史资治”，积极地以不同的方式利用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

抗战时我党利用郭沫若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的有利条件，号召史学工作者要努力从思想战线上同御用史学者展开斗争。当时吴泽、尚钺、吕振羽等都在这里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努力钻研中国历史文献，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他们的史学思想、学风特色对后人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们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治学过程中，注重史学鉴戒作用。当时，日军大举南下，中原沦丧，他们除有国破家亡的屈辱感外，还滋生出民族文化即将灭亡的危机意识。中研院也强调，孔子删《春秋》的意义是对文化典籍的整理，重要的还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复兴。因此中研院对史学和文籍进行了大量的校订工作，包括校勘《明实录》、考证《居延汉简》，尤其是1946年出版的《居延汉简考释》堪称当时巨著。同时因“感慨时事”而大力研究边疆史。历史所先后调查了川、滇、黔诸省的汉语及该地区的苗、瑶等少数民族语言，并整理出云南汉语言、云南罗罗语研究、台湾系语言之比较研究、苗瑶语言研究等数十篇论文和调查报告。再是人类学研究。此项研究除对殷代头骨、贵州苗族人体质、近代中国人胫骨等进行研究外，还在1941年组成川康民族考察团考察羌、罗罗、西番等民族的婚丧制度、生活习惯及文化有关的各种问题，并于1942年12月赴川南与滇黔交界的叙永、兴文各县调查了白苗、花苗等族文化，尤其注重苗族原始文化之特性及其同化的过程与现状。同时，受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委托，编纂《中国疆域沿革史》，以承担复兴民族文化的历史使命。此外中研院社科所还对社会经济史，包括明代田赋、清代道光以前的财政、晚清兵志进行深入研究。

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联合大学是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研究力量最强、成果最丰的大学之一。历史系主任先后由刘崇铉、雷海宗担任。雷海宗战时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的兵》《中国的家庭制度》《皇帝制度之成立》《无兵的文化》《断代问题与中国史的分期》和《世袭以外的大位继承法》等论文，后合编入《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此后他为《战国策》半月刊和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撰稿，其主要文章《历史形态与例证》《外交：春秋与战国》和《历史警觉性的时限》，后编入林同济主编的《文化形态史观》一书（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版）。西南联大的研究精于断代史，尤其是明清史和隋唐史研究，如郑天挺精于清史，吴晗强于明史，陈寅恪专于隋唐史。同时历史系还进行边疆史研究，向达系统研究过中西交通史，在抗战前后先后出版了《鞑靼千年史》（译著，商务印书局1937年版）、《中外交通小史》（商务印书局1947年版）。邵循正除研究蒙古史外还整理过西域史料，他们都对西北边疆史地做过一些开拓性研究。此外，历史系还与北平图书馆合作成立“中日战争史料征辑会”[2]。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复旦西迁重庆，1941年1月改名为国立复旦大学。复旦的史学研究多处于大后方高等学府的前列，并聘请到周谷城、顾颉刚、吕振羽、邓广铭等著名学者。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教授在教授中国通史之余，还写了《陈龙川传》（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一书。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开明书店，1939年版）、《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40年版）及《史料与史学》（中国文化出版社，1946年版）等都在此时出版面世。特别是聘到历史学家吕振羽到复旦任教，对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武汉大学在1938年内迁乐山，史学系主任为方壮猷、吴其昌。方壮猷不仅对东胡民族史研究卓有声誉，而且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亦颇有心得，所撰《中国史学概要》（中国文化出版社1944年版）即其代表作。吴其昌主要从事金文研究，撰有《金文世族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和《金文历朔疏证》。

抗战时期迁川的朝阳学院聘请了杨伯恺、侯外庐、邓初民等著名史学教授。侯外庐这时期的代表作有《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文风出版社1944年版）、《王国维古史考释集解》（三友书局1943年版）、《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上海杂志出版社1939年版）、《中国近世思想学说》（三友书局1944年版）、《船山学案》（三友书局1944年版）和《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此外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文化学社1942年版）、杨伯恺的《财产之起源与进化》（译著）都带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新观点，促进了革命史学的发展。

金陵大学1937年11月举校从南京西迁成都，历史系著名教授有冯汉骥、蒙文通、陈恭禄、徐益棠和商承祚。蒙文通的《儒学五论》、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之罗民》、商承祚的《长沙古物闻见记》、陈恭禄的《中国通史》第一册（由远古至春秋战国，商务印书馆1941年出版）和第二册（秦汉史，商务印书馆1943年出版）及《秦始皇与儒家思想》《汉代文化统一记》《三国时蜀户口之估计》等学术论文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史学著作。此外，王绳祖教授也在《世界政治》《星期评论》《学海》等刊物发表《南京条约的历史背景及对百年来中国外交之影响》《九龙租地问题》等重要文章，开拓了近代中外关系史和欧州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领域。

东北大学于1938年3月迁至四川三台，文学院编印的杂志有《志林》，文科研究所编印的杂志有《东北集刊》。此外还出版有图书《东北通史》（上编）。在萧一山任院长期间，他的《清史大纲》和《曾国藩》两部书相继问世，并且延聘了不少知名学者在文学院任职，如金毓黻、贺昌群、陆侃如、冯沅君等，当时东北大学文学院的人才一时极盛。贺昌群的《魏晋南北朝史》一书学术精深，声名弥远。同时，他还嗜好文学、哲学和心理学，对思想史尤为注重，写成于抗战后期的《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一书别具一格，夹叙夹议，在批评传统思想中，蕴含了对腐败时局的针贬，透射着作者那种藐视权贵、敢说敢骂的凛然正气。这正好是他自己所强调的“历史之学，非故纸之钻研，而为生命之贯注”[3]。金毓黻更是群言是宝、著作等身，仅1942年即出版有《中国史》（正中书局）、《辽海书征》（东北文献丛书本）、《东北文献零拾》（东北文献丛书本）、《辽会要作法》（东北文献丛书本），稍后又出版了《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和《宋辽金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此外卞宗孟在1938年也出版了《东北史研究》一书。(www.xing528.com)

四川大学由于地处大后方，生活相对安定，大批学者辗转入川，应聘川大，“一时蔚为蜀学中心”。蒙文通到川大后颇好阅读汉译社会经济诸名著，对社会经济在历史中的重要性开始有一定的认识。他所撰写的有关社会经济史诸论文，都是于此之后。正是战争的冲击，使他慢慢地认识到史学之所以为史学。他常用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作譬喻，指出观察历史也是这样的，变化转折处就是它的波澜壮阔处。史学的任务就在于“明变”，既要考究其演变的过程，又要考究其演变的原因。《越史丛考》是蒙文通的绝笔之作，是书虽针对越南史著中之纰缪而发，但前后十二节始终贯串着爱国主义精神。他在川大所编的第一部讲义即《周秦民族史》，篇中于戎狄侵陵华夏处，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就当时形势而论，“严夷夏之防”无疑是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四川大学任教的还有黄文弼教授，他在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和边疆史等方面均有造诣。1937年11月回国的冯汉骥受聘四川大学历史系，获四川大学西南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资助，只身前往岷江上游松、理、茂汶等地考察羌族社会，历时三月，此行除在民族学上获大量资料外，又在汶川县雁门乡清理了一座石棺葬，其后发表《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一文，首次科学地报导了此类墓葬，探讨了西南古代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的联系，开创了川西高原考古发掘研究的先声。其中以1942年至1943年发掘的前蜀王建墓最为有名。像这种规模较大的地下墓室的发掘，不仅在西南是首次，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没有先例的。冯汉骥在抗日战争时期艰苦的条件下主持其事，筹谋策划，显示了他较高的组织能力和科学发掘技术。之后，他发表了《王建陵墓的发现和发掘》《相如琴台与王建永陵》《驾头考》《前蜀王建墓内石刻伎乐考》等一组文章，考证了永陵的沿革、唐宋驾头制度和坐卧风俗的改变，及唐、五代时期的乐器及乐队组织。此外，他还在成都平原进行过一些考古调查，撰《成都平原之大石文化遗迹》一文，正确指出在四川古史上广为流传的有关大石的神话，实即考古上之大石遗迹。在人类学方面，他的重要著作有《由中国亲属名词所见之中国古代婚姻制》等。

华西大学哲学历史系，先后聘请陈寅恪、蒙文通、何鲁之、顾颉刚、缪钺、钱穆、韩儒林、徐中舒等著名史学家到系任教。韩儒林通晓多种语言文字，尤擅长我国边疆史地之学，研究的领域主要是蒙元史、西北民族史和西藏史三个方面，把我国边疆史地，尤其是蒙元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钱穆抗战期间亦先后出版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先秦史专家刘朝阳在1944年出版的《晚殷长历》和《周初历法考》，开创了商周历法研究之先河。华西大学还出版两种文化刊物《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论丛》《华西大学文化研究所集刊》，所载韩儒林《吐蕃之王族与汉族》即一时之力作。

贵州大学历史系由姚薇元教授任主任。姚薇元早年师从陈寅恪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后对清史亦颇有研究，在抗战时期接连发表了《可汗称号源出中国说》《藏族考源》《唐代诸帝享年考》《北朝帝室氏族考》《唐代回纥人华化考》《四史解题》等多篇有影响的论文，并出版《鸦片战争史事考》一书（贵阳文通书局版1942年版）。

中央大学是最早迁入重庆的大学。历史系缪凤林主任所主讲的“历史的教训与国家的前途”“战斗至上论——从国史证明战斗至上为历史的真理”等专题涉及范围广泛、学术性极强。他先后出版《中国通史要略》（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中国民族之文化》（新中国文化出版社1940年版）和《中国通史纲要》（商务印书局1943年版）。汪辟疆除经济史研究称著一时外，亦广泛涉猎史学各个领域，唐代小说、司马迁评传和目录学研究诸方面都有专著出版问世。张其昀出版有《中国军事史略》（正中书局1942年版）、《中华历代大教育家史略》（中华书局1944年版）。学校还出版《文史哲学刊》《科学季刊》和《社会科学季刊》等三种刊物。

齐鲁大学文学院下设历史政治系，著名史学家张维华在成都齐鲁大学期间，写成《明清之际欧人东渡及西学东渐史》一书，详细论述西方文化在中国传布情形，以及士大夫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他认为明清之际是中西文化接触并相互激荡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本专著填补了中外关系史上一段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齐鲁大学期间，张维华还和顾颉刚共同主办国学研究所，一时集中了国内二十余位著名学者，如杨向奎、胡厚宣等都曾侧身其列。

云南大学文学院下设文史系，著名教授有方国瑜、陈复光、李拂一、方树梅和朱杰勤等，朱杰勤教授世界古代史，撰写《中南半岛史》，同时对中国古代军事史亦颇致力，写成《成吉思汗》和《诸葛亮及其时代》两书。方国瑜教授还兼任《云南通志》编审，从事审定续修工作，著有《云南通志·疆域考·宗教考·金石考·民族考》四十卷以及《抗日战争滇西战争篇》。抗战期间，他同凌纯声、向达、楚图南、闻在宥等主办《西南边疆》杂志，并主持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工作，出版《大理古代文化史》《滇西边区考察记》等数十种关于西南边地史地的专著。李拂一除编译《泐史》外，还撰写有《车里宣慰世系考订》。陈复光和方树梅分别编写出《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和《明清滇人著述书目》。

此外，内迁西南的杭州大学、中法大学、华中大学、大夏大学、燕京大学、四川教育学院等高校的历史系和史学研究机构也都在史学研究中具有抗战时中国史学的一般特征和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