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思想渊源新探：科学史学与科学古学的探讨

王晴佳

自1902年梁启超（1873—1929）登高一呼，提倡“新史学”开始，以科学方法研究历史、以科学理论解释历史，便高悬为治史之鹄的，为许多史家所信奉。但如何拓展科学史学，将历史研究科学化，却有不同的看法乃至信仰，由此而形成不同的流派。大致而言，这些流派的区别，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注重历史的规律的探寻，二是强调科学方法治史。借用余英时先生的话来说，前者可称为“史观学派”，而后者属于“史料学派”。[1]这一区分，与科学史学在西方的兴起及其分化的脉络，颇有契合之处。海恩姆（John Higham），克里格尔（Leonard Krieger）和基尔伯特（Felix Gilbert）这三位美国思想史的学者，曾在1965年出版《历史学》（History）一书，为当时美国许多大学历史系的师生采用为历史学入门的教科书。克里格尔在总结科学史学（scientific history）的发展时写道，科学史学有两种形式，或者模式。一是由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学派所代表的、注重史料审查和运用的批判方法，而另一种则指的是运用从自然科学那里借鉴而来的理论假设，对历史的演化做出的解释。[2]易言之，科学史学可以是对历史演变的理论概括，也可以是对史料进行批判运用的方法。前者希求概括历史进化的通则或规律，而后者着重掌握原始史料，对个别历史现象做出细致的专题研究（monographic study）。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欧洲，这两类科学史学的发展，曾出现并驾齐驱的状况，前者由兰克学派为领帅，而后者则以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实证主义而闻名。两者之间甚至还有相互补充的关系，以致在中文学界，实证主义常常还有方法论的含义。那时另一个探求历史规律的科学史学——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了，并对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史学科学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学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在对“史观”与“史料”的重视上，也出现了并驾齐驱的现象。以梁启超那时对历史进化理论的心仪，他在1902年所提倡的“新史学”（亦即科学史学的别称），显然以寻求历史规律为宗旨。为此目的，他与同时代的章太炎（1869—1935）等人，特别主张写作“通史”，其目的是揭橥进化为历史演化的通则。尽管梁氏和章氏最终都未能写成其中国通史（前者只有一篇“叙论”，而后者仅存一大纲），但就日本汉学家如那珂通世（1851—1908）《支那通史》等著作在当时中国的流行来看，显然人们那时对科学史学的兴趣，集中在如何理解和解释历史演化的规律。夏曾佑（1863—1924）、刘师培（1884—1919）的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也都是以“通史”的形式出现，虽然两者都没能贯通整个中国历史。

可是到了胡适（1891—1962）1917年回国前后，学术风气有了明显的改变。这一改变可以从“史观学派”到“史料学派”转化为标志。在胡适眼里，进化论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方法，用来探究事情的来龙去脉，亦即他所谓“祖祖孙孙的方法”。由此他把中国哲学史研究，一变为对哲学家的文本来源及可靠与否的鉴定。他对《水浒》《红楼梦》的研究，也注重对作者生平的探讨，而并不着重分析其作品的内容。无独有偶，像胡适那样从哲学而历史、从理论而方法的，那时还有王国维（1877—1927）。王氏从对哲学和美学的兴趣，转向中国古史研究，并以甲骨文字参照古典文献，创立“二重证据法”，被誉为“新史学的开山”。即使是梁启超，也受到当时风气的感染，写作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清代学术概论》等类似专题研究的论著。[3]

一般公认，史料学派在中国史学界曾盛行一时，虽然与胡适开展的“整理国故”运动切切相关，但也与他的弟子傅斯年（1896—1950）对科学史学的理解和贯彻密不可分。傅氏以“史学便是史料学”为口号，号召治史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并在游欧七年之后回国，于1928年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殷墟的考古发掘，从事科学的古史研究。一般人将傅氏回国以后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及其背后的理念，归结于德国兰克史学的影响。此种看法并无大错，但也存有疑点。傅氏在德国留学时期，其实对历史研究并无太大的兴趣。他当时致信他的北大同窗顾颉刚（1893—1980），祝贺对方疑古的成就，称顾氏在史学界“称王”了。傅氏然后指出，他自己则已经不再研究文史，所以不会受顾氏的统辖。[4]的确，傅氏在英国和德国的时候，一心想成为科学家，其实并没有对兰克史学本身有太多的接触。他以后留下的个人藏书，也几乎没有兰克的著作。这些都为王汎森的研究所指出。[5]那么，傅氏在回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重新回到历史研究的领域，他的思想资源到底来源何处呢？易言之，他对扩充史料，科学治史，情有独钟，到底受到什么人的启发呢？其实，傅氏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固然有德国史学的影响，还有传统的因素在内，也即乾嘉学问对“小学”（文字、训诂）的重视。[6]但从史语所前期开展的工作而言，傅斯年的追求，又不仅仅是想运用训诂的方法，考订史料，以达到科学治史。傅氏那时的热情，还灌注在如何开发实物史料这一方面。[7]他之所以领导对殷墟的考古发掘，就是一个明例。另外，傅氏在史语所的“工作旨趣”中又强调指出，“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8]换言之，傅氏与二十世纪初年梁启超等人主张写作“通史”，迥异其趣。

但饶有趣味的是，傅斯年对实物、考古史料的热衷和对“通史”著述的厌恶，都无法归之于兰克的影响。因为兰克一生，虽然重视原始史料的爬梳，但却没有参与任何考古工作；他所研究的重点，是近代早期的欧洲史，所以也大致上不需要考古史料。其次，兰克虽然强调批判史料，但其目的是为了著史，亦即用叙述的手段，交待历史的演化。现代人（特别是中文史学界的人士）提到兰克，一般只想到他对史料的批判，其实兰克之所以成为欧洲著名的史家，主要还是他“著史”的成功，亦即用精湛的文字和恰当的修辞，生动地描绘近代国家（states）在欧洲的兴起以及其历史性的作用。而到了晚年，兰克更是想写作一部世界史，勾勒自古以来文明历史的变迁。兰克对“著史”的兴趣和对写作“通史”的热忱，显然是傅斯年所无法认同的。由此看来，我们若把傅斯年视为、或奉为兰克史学在中文学界的代言人，显然也是有所偏颇的。

的确，我们不应再把兰克史学等同于史料批判的代表，甚至视其为乾嘉史学的西方版。因为兰克作为叙述史大家的地位，在西方学界一直有所认知。譬如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著名人物白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早在1955年出版的《人心中的过去：史学史研究》一书中，特别专辟一章讨论兰克的“通史”（general history）理念及其实践。[9]盖伊（Peter Gay）在其1974年出版、反响甚佳的《历史学的风格》一书中，直称兰克为“戏剧家”（dramatist），认为兰克在著史时，善于编织史实，使其更具戏剧性和可读性。[10]当代后现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怀特（Hayden White），在其名著《元史学》中，也揭橥了兰克在叙述历史时所采取的“喜剧式”（comedy）的风格。[11]顺便提一下，兰克让后人啧啧称道的史料批判方法及其成就，其实并非由他首创，而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humanism）、博古主义（antiquarianism； 或称“古学运动”antiquarian movement）一路发展的结果——兰克只是在他那个时代（十九世纪）一个重要的继承者和普及者而已。

既然傅斯年和史语所的研究风格和兴趣，与兰克本人的治史作风和兴趣，差别比较明显，那么，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和他在史语所展开的一系列工作及其在现代中国史学界的影响，就其西方学术的渊源来说，到底来自何处呢？许多研究傅斯年的论著已经指出，傅氏在欧洲七年，一心想成为科学家，掌握科学的方法，涉猎甚广，以致他的老师胡适在那时见到他时，有些失望，感到他有点贪多嚼不烂，不如顾颉刚专心致志。[12]因此，检查傅氏的留学经历，只能给我们提供一点线索，但无法完全“确定”（pin down）傅氏思想的来源。不过，傅氏从英国到德国之后的学习经历，还是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蛛丝马迹。而这些蛛丝马迹，或许可以让我们顺藤摸瓜，做出这样的推测——其实傅斯年提倡的科学治史，与人文主义和博古主义的传统，亦即“前兰克时代”的西方学术传统，关系要比兰克史学本身更为密切。如所周知，傅斯年到了德国以后，由于陈寅恪（1890—1969）的影响，开始修习文史方面的课程，特别是“语言学”（philologie; philology）。“philology”这个词，后来为傅氏用作史语所的英文名称之一，与“历史”并列，[13]因此颇为重要。但在西方文字中，“philology”至少有三个含义：（1）对学问的爱好，或者学问本身；（2）对文献资料真伪和意义的考订；（3）“语言学”（linguistics）的前身。[14]在中文中，对“philology”的翻译也不统一。如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就将之译为“文字学”，但鄙意认为并不太好。[15]而自1976年以后不断再版、十分流行的《新英汉词典》，则译为“语文学”和“语文文献学”。其实，若考虑该词原文的第二种含义以及中国的学术传统，那么或许也可将该词直接译为“考证学”。但考虑到本文讨论傅斯年和史语所，而傅氏将“philology”译为“语言学”，而且已经约定俗成，以下还是采傅氏的译法，但会加上一个引号。

根据西方学者的许多研究，“语言学”是“前兰克时代”的古学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方法，渊源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研究。[16]人文主义运动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恢复希腊罗马时代的文献，重建古典文化的人文精神和世俗主义。由此，对于古典文献的考证，逐渐自成学问，也即“语言学”，其重点是对古籍（包括基督教的早期文献）做校订、校勘，寻找其原始的版本，辨别其作者的真伪，并希图恢复作品的原貌，清除、清查以前手抄的时代，将前人的评语（comments）和眉批（scholia）误入本文的混乱状况，更希望剔除伪书、伪作。如瓦拉（Lorenzo Valla，1406—1457）指出教会文件《君士坦丁赠与》为一伪作，便是早期“语言学”研究的一个著名例子。

到了十七、十八世纪，“语言学”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甄别文献的真伪，古学家（antiquarians）开始注意实物史料的研究。由此缘故，虽然“语言学”仍然是古学运动的主要方法，但其他辅助学科，也逐渐发展起来了，如“考古学”（archaeology）、“纹章学”（iconography）、“盔甲学”（heraldry）、“钱币学”（numismatics）、“金石学”（epigraphy）、“古文书学”（diplomatic）、“古文字学”（paleography）等等，因为这些研究，都能帮助古学家重建古典时代的文化，以达到真正认识、理解古书的目的。于是，古学运动发展到十八世纪，就开始采纳跨学科（inteIdisciplinary）的手段，由研究古典文献，进而研究古代的历史和文化，希望能重建古代文化的整体氛围。在这当中，涌现出不少有名的人物。但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德意志古学家伍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1759—1824）和他所提倡的“古代学”（Altertumswissenschafi）研究，因为伍尔夫所提出的“古代学”，正是想用跨学科的方式，重建古典希腊罗马文化，与傅斯年对史语所的期望和在该所展开的工作，十分类似。而且，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创建史语所的时候，一开始将其命名为“语言历史研究所”，直到他应蔡元培之邀，成立中央研究院时，才将其改名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此处亦可见傅氏受西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及其在回国以后思想、兴趣转化之一斑。虽然傅氏的藏书中，没有伍尔夫的著作（其实似乎也不应该有，因为傅氏虽然购书博杂，但如下所述，他可能不会对伍尔夫的专门研究——大都用拉丁文写成——有太大兴趣），但他在1923年就买了《古代学导论》一书，由格尔克（Alfred Gercke）和诺顿（Eduard Norden）所编，正好在傅氏留学期间出版，其中第一卷交代“语言学”的渊源发展，伍尔夫在当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17]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傅氏对兰克史学的接触，也主要通过一本导论式的书，即伯恩汉（Emst Bernheim，1850—1942）的《史学方法和历史哲学教程》。但是，虽然傅氏也对该书做了认真阅读，但却非他私人所购，想来是史语所建立之后、傅氏开始转向历史研究以后才买的了。[18]以上种种可以进一步说明，在傅氏留学期间，他的确没有打算研究史学，而是一门心思想研究“科学”——“Altertumswissenschafi”意为“研究古代之科学”或“科学古学”。另，由“导论式”的书籍来了解西方学术，似乎还可以印证胡适对傅斯年浅尝辄止的批评。但傅氏那时仅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青人，而且他到欧洲，本来就有点“游学”的意图，并没有认真追求学位，更多地只是想接触一下西方的学问，所以我们也许不应对他像他老师那样苛求。显然傅氏自己也不曾料到，他回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他在欧洲所粗略接触的东西，经过他和他的同道、同僚的转手、再造，会在现代中国史学界引领一时风骚，而且影响如此深远，直到今天。这里既有他个人的造化，也由于时代风气和传统的作用，此处无法、亦无须详述。[19]

既然笔者推测伍尔夫对傅斯年史学观念和实践的形成有所影响，也许我们对伍尔夫的生平志业，还须稍微作些介绍。古学运动在十八世纪德意志地区，以哥廷根大学（Universitat Gottingen）和哈勒大学（Universitat Halle）为基地。据说伍尔夫18岁进入哥廷根大学求学，便自己注册为以“语言学”为专业，但那时的哥廷根大学，并没有将“语言学”立为一个学门。但伍尔夫执意坚持他的选择，可见他对“语言学”研究的热衷。[20]那时哥廷根大学的古学家，为有名的海聂（Christian Gottlob Heyne，1729—1812），以研究《荷马史诗》著名。但伍尔夫听了海聂的几堂课之后，颇不以为然，觉得后者的学问不过如此，认为自己可以加以超越。以后伍尔夫长期在哈勒大学任教，创立“研究班”（Seminar）的形式，培养出一批杰出的弟子（因此所谓兰克首创“研究班”的说法也须修正），并积二十年写出《荷马史诗导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的巨著，提出荷马并非《荷马史诗》的唯一作者；《荷马史诗》是经过口口相传，逐渐累积而成的。[21]他的观点之激烈及其所激起的反响，可以与顾颉刚的《古史辨》在现代中国的地位相比仿。虽然伍尔夫的观点在当时受到批评甚多，但他所提出的“古代学”的建议，即通过跨学科的研究，重建古希腊（荷马时代）的历史和文化，则影响深远。不过，尽管伍尔夫极力撇清自己与老师海聂的关系，但他老师对“古代学”的提出，显然也有无可否认的影响，因为他们所采的“百科全书式的”（encyclopedic）研究方式十分类似。[22]换言之，至十八世纪末，古学运动在德意志地区，已经与历史研究相结合；亦即“历史学”与“语言学”（像史语所的建立那样），开始走到一起了。无怪古奇（G.P.Cooch，1873—1968）在其名著《十九世纪的史学与史家》中，花篇幅介绍伍尔夫及其弟子在“前兰克时代”对科学史学的建立所做的贡献。[23]

但重要的是，虽然古学家重建过去的意图，与史学家大致相同，但两者研究的目的及其追求的成果，是有很大不同的。傅斯年强调近代历史学“不是著史”，正好点出了其中的不同，但却是从“语言学”的角度着眼的。伍尔夫也有一段大致相似的说法，译出在下面供读者参考：“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检验古代史料，而不是（阅读）那些近人出版的著作。后者也想呈现（历史的）变化，但远不如前者提供得多，所以一个忙碌的人不值得花时间在上面。”[24]显然，伍尔夫非但不想“著史”，甚至连读史，他也认为是浪费时间的。而傅斯年也表达了“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这样的坚强信念。[25]伍尔夫的目的，是想通过“语言学”来全面、整体地重建古代（Encyclopedia philologica）。如上所述，这些想法，并非伍尔夫独创，但他“古代学”的提出，则使得“语言学”研究、亦即对古代文献的考证、鉴定，成为十九世纪以降德意志学问的常青树（philologia perennis）。[26]傅斯年在留学德国期间，仍然、并且自然受其熏陶，并不足怪，因为根据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的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是“古代学（AItertumswissenschafi），亦即德国式跨学科古典研究的最有创造力的年代”。[27]

在成立了史语所之后，傅斯年曾有机会在北京大学讲授“史学方法导论”的课程。虽然讲稿现仅存一讲，但却能从中看出“古代学”的研究方法对傅氏史学方法理念的显著影响。傅氏在北大的授课，已经是他决意成为史学家以后，因此他讲稿的准备，也参考了伯恩汉的《史学方法和历史哲学教程》和法国史家朗洛瓦（Charles Langlois）和塞涅博（Clmrles Seignobos）合著的《历史学导论》的英译本（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该书亦非傅氏个人所藏，而是在史语所成立以后所购）。不过两者相较，后者的影响显然要

Scholarship in An Age of Science，1450-1800，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227.大于前者。笔者猜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虽然傅斯年曾在英国和德国两处留学，但他的英文显然要好于他的德文。[28]二是伯恩汉的书，如其标题所示，既讨论史学方法论，又涉及历史哲学，用朗洛瓦和塞涅博的话来说，伯恩汉“主要处理形而上学的问题，而他们则对此兴味索然”。[29]傅氏提倡以实证态度治史，对哲学思辨也没有兴趣。顺便一提的是，傅氏“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说法及其翻版“无史料即无史学”，也来自《历史学导论》。该书开宗明义，在第一章便宣布“无史料即无史学”（no documents，no history）。[30]甚至，傅氏之所以会用简洁的口号来概括近代历史学的特征，也有可能受到该书的启发。朗洛瓦和塞涅博在《历史学导论》的前言中曾引用法国史家古朗治（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的话：“将‘史学’方法的原则简化为最简练的公式是最有效的教导学生的方式。”[31]傅氏“史学=史料学”正是这样一个公式。

傅氏“史学方法导论”的第一讲（现不存），如其标题所示，主要讨论三个方面：“论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论史学在‘叙述科学’中之位置；论历史的知识与艺术的手段。”[32]这些问题。从讲稿的整个结构来看，是想描述在科学史学建立以前西方的史学传统。如果我们简化这三个问题，就是说明西方传统史学是以叙述为主的，而叙述便会采用“艺术的手段”。这些方面，在《史学方法和历史哲学教程》中有所涉及，而“叙述科学”中的“科学”，显然是德语的“wissenschaft”，不会是英语的“science”。但伯恩汉的书中，却没有“叙述科学”的提法。伯恩汉把西方已有的史学模式，分为三种：“叙述史学”（referierende Geschichte）、“劝戒（实用）史学”（lehrhafte 〈pragmatische〉 Geschichte）和“演化（追述）史学（entwickelnde〈genetische〉Geschichte），并无“叙述科学”。当然，也许傅氏的“叙述科学”指的就是“叙述史学”（referierende Geschichte或erzählenden Geschichte）。[33]

从上文下来看，傅氏显然认为“叙述史学”已经过时。他在仅存的“史料论略”一讲中总结道：“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他由此进一步说，要问整理史料的方法，那就是“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是比较不同的史料”。而在他眼里，这一比较史料的方法，在西方是在“十七八世纪”而“自觉的完成了”。显然，傅氏所指的这一方法，正是古学家运用和完善的“语言学”的方法，而十七、十八世纪，恰是古学运动的高峰时代。[34]

其实傅氏的“史料论略”，就是在讲述古学运动的“语言学”，而他再三强调的“比较不同的史料”，也即主要比较实物史料和文献史料，亦即“直接（direct）史料”和“间接（indirect）史料”，这一区分，来自朗洛瓦和塞涅博的《历史学导论》。[35]而对这两种史料的交互使用来获得对古代文化和社会的知识，正是格尔克和诺顿的《古代学导论》的重点内容。傅斯年在“史料论略”中，将史料分为八种类型，在“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之后，他又有官“家记载”对“民间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等，但从现存的篇幅上来看，显然傅氏最为重视“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关系，并用王国维、陈寅恪的研究来详细说明如何用实物史料来验证文献史料。[36]这一“二重证据法”，恰是十八世纪西方古学运动，也即“语言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成果。

毫无疑问，古学运动的深入发展及其与历史学研究的结合，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科学史学的基础。但两者的性质，不应混为一谈。有关博古主义（antiquarianism），1998年出版的《全球史学史百科全书》有一定义，可以清楚地指出它与历史研究的差别：“古学家与史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依照年代顺序，讲述一个故事，而前者则避免故事和年代。史学家一般想通过他叙述的故事来影响他的读者，或者为了道德训诲，或者为了政治感化，因此会利用一切可使用的修辞手段，让故事讲述得生动感人。但古学家则对此不感兴趣。他愿意舍弃优雅的叙述风格，而不厌其烦地旁征博引、巨细无漏”。[37]易言之，即使史学家希望像古学家一样，对史料做细致的考证、检验和批判，以便保证他所述故事的逼真，但他还是没有放弃叙述，也即“著史”的目的。

的确，自人文主义、博古主义兴起以来，对西方历史著述传统的冲击甚大：前者形成一门“批判学”（ars critica），可以说是颠覆了传统的史学（arshistorica）的根基，使之不再从属于文学修辞的范围，而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亦即“科学”（wissenschafi; science）。[38]是，史学家并没有放弃叙述这一西方史学的基本表达形式。他们还是希望“著史”，即便像兰克指出的那样，不是为了道德训诲，也非为了政治宣传，而仅仅是为了“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而已。其实，在伍尔夫这些古学家的批判工作十分盛行的时代，也正是启蒙运动思想家希图对历史变化做出通盘解释的时代。历史哲学在那时兴起，便是一个显例。易言之，史家著史，不但要叙述故事，更想通过叙述，呈现历史的演变，借用司马迁的话，那就是要“通古今之变”。而古学家对古典文化顶礼膜拜，对启蒙运动时代、信奉历史进步观念的思想家来说，是一种已经过时的历史观念。[39]

那么，史学家既要批判史料，得到可靠的史实，又想叙述生动，不“掉书袋”，两者之间如何调和呢？那就是通过注释（脚注或页注）。古学家的著作，常常用大开幅，本文置于中间，周边都是研究的眉批和评语，昭示他们的考辨成果，但却妨碍了顺畅的阅读。而注释的发明，将考证的成果置于文末或者页末，只是让有兴趣者参考，而著述本身则仍然能保持流畅的风格。十八世纪的伟大史家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和十九世纪的兰克，都是运用注释的高手，以此来保证他们叙述的通畅、优美。根据格拉夫顿的研究，注释在十六世纪便为史家所运用，是西方史学家改造原来的著述传统，吸收掌握古学运动的批判方法的一大发明。[40]“由此结果，历史研究和著述带上了科学的色彩。而有趣的是，博古主义或古学运动则在科学史学兴起以后，逐渐衰微，以致在当代西方，古学家已经成为古物收藏的业余爱好者的别称了。[41]与之境遇相反的是，历史研究尽管不断科学化，采用不同科学学科的方法，但叙述史学仍然生气勃勃，[42]以致当代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将史学与文学相等同，也主要是因为历史叙述所含的“文学”因素。[43]顺便一提的是，虽然傅斯年反对“著史”，但他还是知道叙述史比繁琐的考证文章，对读者来说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他在1931年东北沦陷之后写作《东北史纲》和在抗战开始以后敦促张荫麟（1905—1942）写作《中国通史》，均可说明这一点。[44]

那么，为什么傅斯年在史语所内，一再强调从考证史料出发，写作专题论文呢？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可从朗洛瓦和塞涅博的《历史学导论》，获得一些线索。自从古学研究的“语言学”方法，为兰克一代的历史学家采用之后，“语言学”就成了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之一（Hilfswissenschaften; auxiliary sciences）。但是，由于历史学家在从事研究的时候，与古学家的工作十分类似，因此如何对两者加以区别，是许多讨论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论著所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45]伯恩汉的《史学方法和历史哲学教程》和朗洛瓦和塞涅博的《历史学导论》也不例外。但两者的取径显然有所差别。也许是由于德意志思辨学术传统的影响，伯恩汉指出两者的重要差别在于历史学要对史实加以综合分析，而古学研究只是为了整理史料、重建史实。[46]而如上所述，朗洛瓦和塞涅博对于思辨的工作没有兴趣，他们只是想在经验和技术的层面总结、概括历史研究的方法，因此他们在《历史学导论》中，对于古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差别，没能说出个所以然，反而指出，要想在批判史料之后，再重建史实，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没有几个学者能担此重任，做到两全其美。因此在他们看来，一个人要成为“批判学者”（critical scholar，亦即古学家）还是成为史学家，完全看个人的兴趣和资质。[47]换言之，单纯考据的工作，也可算是历史研究。这一看法，显然对傅斯年颇有吸引力，因为他本来就对古学研究充满兴趣。而且朗洛瓦和塞涅博还在《历史学导论》强调，历史著述的形式，可以有两种，一是专题论文（monographs），二是通论性的著作（general works），亦即通史。但他们指出，虽然后者也可以是科学史学的表现，但前者才是科学史学之理想的形式。虽然他们也说，即使写作专题论文，作者也不必过于炫耀自己的学问，而是要尽量将研究的成果浓缩、提炼，但他们却没有同时提到叙述在历史写作中的重要性。[48]朗洛瓦和塞涅博的这些看法，与傅斯年强调近代历史学不是“著史”，十分一致，也在史语所的学风中，有明显的反映。

朗洛瓦和塞涅博的《历史学导论》，出版于十九世纪末，正是历史研究在欧洲走向科学化的高峰时期。受到当时盛行的科学主义的影响，那时许多史家的理想是将史学建设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邦邦”（hard）的科学，乃至英国史家伯里（John B.Bury，1861—1927）倡言：“历史学就是科学，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49]傅斯年的治史态度，也几乎如出一辙。在史语所的“工作旨趣”中，他高喊“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50]但如上所述，如果说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史学科学化在西方学界形成一个高潮，并影响了其他地区，这一高潮至少在西方没有维持太久。几乎与此同时，反对之声便不绝于耳。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西方史学界对于历史学的性质（科学抑或艺术），仍然争论不断。其实在傅斯年临终之前，他对史学的科学性质，也开始有所怀疑。[51]不过，这些问题，已经溢出本文的探讨范围。拙文的写作，只是想就傅氏“史学便是史料学”的思想来源，提出一个新的看法，以求正于读者方家而已。

（2007年第4期）

[1]余英时：《史学与传统》，台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2页。

[2]Leonard Krieger，“European History in America，”in John Higham，with Leonard Krieger and Felix Gilbert.Histor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65，p.255.

[3]详见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收入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下册，第602—615页。

[4]参见Fan-sen Wang，Fu Shi-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114-115，注75。

[5]同上，第62—63页，并注44。

[6]参见Q.Edward Wang，Inw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p.88。

[7]史语所同事李济回忆道，傅斯年那时对考古史料的兴趣远比文献史料要大，见《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所长纪念特刊》，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51年版，第16页。

[8]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傅孟真先生集》，台湾大学1952年版，第4册，第169—182页。

[9]Herbert Butterfield，Man on His Past，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Hisuorical Scholarship，Boston，1960，pp.100-141.

[10]Peter Cay，Style in History，New York，McGraw-Hill，1976，pp.59-67.

[11]Hayden White，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l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p.163-190.

[12]见胡适：《胡适的日记》，台北1989年版，1925年9月5日。

[13]史语所的英文名称为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从傅斯年时代开始一直沿用至今。

[14]可见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及其他词典。

[15]胡适对“文字学（Philology）”的定义是：“字音的变迁，文字的假借通转，等等”，与“philology”的原意并不契合，因为英文中本来有“phonetics”和“etymology”来研究字音、字源的变迁，而研究文字的假借、通转，则又有“phraseology”“paleography”和“orthography”等词来表示。有趣的是，胡适对“训诂学”的界定是：“用科学的方法，物观的证据，来解释古书文字的意义”，这倒与“philology”颇为相近。但“训诂学”一般指的是用通行的语言来解读古文，所以也有些不合。《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上卷，第101页。(www.xing528.com)

[16]研究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博古主义及其对历史研究影响的学者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是Amoldo Momigliano，Rudolf Pfeiffer，John D' Amico，Anthony Grafton，Donald R.Kelley，Joseph M.Levine等。为节省篇幅，此处不列他们的著作。但下面若有必要，会引用他们的论著。笔者的研究，曾求教于夏威夷大学的Jerry Bentley教授，此处谨表谢忱。而Joseph M.Levine是笔者求学时的老师之一，本文的写作，自然得益于他以前的教诲。

[17]Alfred Gercke ＆ Eduad Norden，eds.，Einleitung in die Alterhumsuissenschaft，Leipzig，B.G.Teubner，1914-22。此书现藏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傅斯年纪念室。该书有四卷，主要以古代希腊、罗马时代之文献、诗歌、语言为研究主题，而采用之方法包括“金石学”（Epigraphik）、“纸草学”（Papyruskunde）、“古文字学”（Palaographie）等，体现文献与实物史料之结合研究。另外，除了追述“语言学”研究的历史以外，该书还有一章专门讨论“文献考证”（Textkritik）的方法。笔者有关傅斯年藏书的研究，受惠于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潘光哲先生，特表谢意。

[18]Ernst Bernheim，Lehrbuch der histori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Duncke ＆ Humboldt，1903。该书现藏傅斯年图书馆西文图书室。王汎森指出，傅斯年对Bemheim的书，显然曾做了多次阅读，以致该书不得不重新装钉。见Wang，Fu Ssu-nien，第63页，注45。有关现代中国史学中的德国影响及其中国学者对之所做的改造，参见Q.Edward Wang，“Adoption，Appropriation and Adaptation：The Gerrnan Nexus in the East Asian Project on Modern Historiography，” Berliner China- Hefte，26，2004，pp.3-20.

[19]有兴趣的读者，或可参照上引王汎森的著作和最近出版的许多傅斯年传记和论文集、纪念集。

[20]G.P.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uury，Boston，Beacon，1959，p.25.

[21]Rudolf Pfeiffer，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From 1300 to 1850，Oxford，Clarendon Press，1976，pp.175-176.

[22]Donald R.Kelley，Fortunes of History： Historial Inqury from Herder to Huizing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p.62—63.

[23]C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p.24-38.

[24]引自Anthony Grafion，“Prolegomenat to Friedrich August Wolf，” Defenders of the Text ： The Tradition of

[25]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

[26]Pfeiffer，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ship，p.176.

[27]Anthony Grafton，Forgers and Critics：Creativity and Duplicity in Western Scholarship，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77.

[28]据笔者了解，傅斯年在德国留学期间，听课笔记大多用的是英文。

[29]Charles Langlois ＆ Charles Seignobos，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London，Duckworth ＆ Co.，1898，pp.10-11.

[30]同上，第17页。

[31]同上，第9页。

[32]傅斯年：《史料论略》，《傅孟真先生集》，第二册，第1页。

[33]Ernst Bernheim，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esphilosophie，Leipzig，1908，volumel，pp.21-42.

[34]傅斯年：《史料论略》，第2—3页。

[35]Langlois ＆ Seignobos，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pp.63-64.

[36]傅斯年：《史料论略》，第1—3页。

[37]F.J.Levy，“ Antiquarianism，”见Daniel Wolf，ed.，A Global Encyclopedia of Historical Writing，New York，Canl and Publishing，1998，pp .36-37.

[38]参见Donald R.Kelley，Faces of History ：Historcal Inquiry from Herodotus to Herde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pp.203-207：Anthony Grafton，What Was History ：The Art of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189-254.

[39]有关十八世纪德国的启蒙史学，最好的英文著作为Peter H.Reill.The German Enlightenment and the Rise of Historicism，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1975。

[40]Anthony Grafton，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41]参见Levy，“Antiquarianism”前揭文，第39页。

[42]参见Ceorg G.Iggers，Historiograp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Middletown，CT，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2005，p.97。

[43]以Hayden White为例，他对现代史学的后现代批评，目的是为了让史家认识到历史著述中修辞等文学因素的重要，也即反对将历史研究与科学研究相等同。据White与笔者最近的来往电邮（email correspondence）。

[44]见张荫麟：《中国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初版自序”。

[45]这就像让我们把钱大昕、王鸣盛等乾嘉学者定义为考据家还是历史家一样困难。

[46]Bernheim，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esphilosophie，pp.87-91.

[47]Langlois ＆ Seignobos，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pp.115-120.

[48]同上，第303—306页。

[49]伯里的原文是：“ ［History］is herself simply，science，no less and no more，”引自Fritz Sten，ed.，The Varniet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New York，Vintage，1973，第223页。此处的中文翻译，取自何兆武，见氏著《历史理性的重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以降。有必要一提的是，伯里也高度赞扬伍尔夫（F.A Wolf），称他的《荷马史诗导论》为史学科学化的重要奠基作品，第211—212页。

[50]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第181页。

[51]此处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1986年版，上册，第218—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