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次丛生，揭示古代历史观

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集中反映出他的历史观念和史学认识。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把这个学说概括为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汉以后有盘古。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下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我们即使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使不能知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4]

其后，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进一步说明他提出这个学说的出发点，也就是他说的推翻非信史方面的几个标准。（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从历史观点说，这第四条即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是顾颉刚先生的基本思想，也是辨古史的中心认识。

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是当时进化论的影响，也是顾颉刚先生历史进化思想的表述。他说：

中国人向来有个“历史退化观”的谬见，以为愈古的时代愈好，愈到后世便愈不行，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地种在每个国人的脑海中，使大家对于当世的局面常抱悲观，而去幻想着古代的快乐。目前我国民族文化的不易进步，这也是一个大原因。海通以来，西洋的新科学和新史学输入到中国，使国人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开始发现过去历史观念的错误，于是对古史传说，便渐渐开始怀疑了。[5]

顾颉刚先生反对历史退化观念，坚持历史进化思想，在二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中是应当肯定的。联系当时的背景，作一点说明，问题会看得更清楚。

顾颉刚先生提出关于古史的见解是1923年，在他之前，李大钊在1920年就指出封建史观的核心是：“大抵慨念黄、农、虞，夏、无怀、葛天的黄金时代，以重寄其怀古的幽情，而退落的历史观，遂以隐中于人心。”[6]因此，树立新史观，对旧史观的抗辩是治史学的人的责任。有些史学家如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年提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说，但到1922年他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已经否定早期的进化思想，而重新拾起历史循环论。顾颉刚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提出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当然是有着明显的意义。

有一个问题要澄清，就是如何看待胡适的影响。顾颉刚先生中心思想是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胡适虽然指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是对史学界的一大贡献，但是他把它作为他的历史演进法胜利的证明，硬是把这一场涉及历史观念问题的事，变成历史方法的实验，说：“顾先生这—次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但他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他这个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见功效的。”[7]后面这一句话的每一个字下面又加了圆圈，以表示他强调的用心。实质是历史观念的争论，变成了方法论的讨论，真是障眼法！

应该说，顾颉刚先生是很推崇历史演进法的，基本上也是用历史演进法研究古史的。但这种方法在预先生那里只是作为一种手段，中心是要打破不正确的历史观念，这和胡适把方法当成目的，不是一回事。这是其一。其二，历史演进法，按顾先生解释“凡是一件事应当看它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8]这只能说是变化观念，还谈不上是进化观念。按照历史演进法的基本精神，即胡适说的：“研究这件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9]如果把这一条当成辨古史的根本方法提出来，意味着每一代造伪本领越来越高明，这种大胆假设，无论如何也不是进化，岂但不是进化，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退化。所以颐颉刚提出以打破古代是黄金世界等四个观念，作为辨古史的旨趣，这和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有着明显的差别。顾颉刚先生辨古史要揭出古代社会的真实情形，他说：古代文献也并不是都不可信的，说出古代历史真相的《诗》《书》的内容依然值得重视。(www.xing528.com)

从后世看唐虞，真是何等的美善快乐！但我们返看古书，不必说《风》《雅》中怨苦流离的诗尽多，即官撰《盘庚》《大诰》之类，所谓商周的贤王亦不过依天托祖的压迫着人民的轨范：……我们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样的，庶不可受他们的欺骗。[10]

顾颉刚先生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以及“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其基本的追求也正如他说的“以上四条为从杂乱的古史中分出信史与非信史的基本观念，我自以为不甚失误。”[11]这是要探求古史本来的面目。从历史文献学方面说，顾颉刚反对对“高文典册”的盲从迷信，说：“从前人对于学问，眼光太短，道路太窄，只以为信守高文典册，便是唯一的学问方法。现在知道学问的基础是建筑于事实上的了。”[12]认为学问的基础是建筑在事实的基础上，这样的治学方法论是求实的史学思想的反映。辨古史本身包含有求信的一面。

顾颉刚的具有求实精神的进化思想，在新文化的思潮中引人注目。他反对历史退化的观念，反对把古代世界说成是极乐的黄金世界，要求在事实基础上恢复古史本来的情形。当时胡适则力图把辨古史作为历史演进方法的实验，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要辨古史“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13]。顾、胡的分歧在辨古史中应该看得分明，但由于顾颉刚先生称历史演进法是研究古史的指导方法，人们便把顾颉刚的思想和胡适的思想一样看待，其实是个误解。

应该看到顾颉刚的整然一体的进化思想在理解学术进化和社会进化上存在着缺失，而这正好和胡适历史演进法的基本观念合拍，这是顾、胡二人的思想相通的一面。如上所述，两人的史学思想毕竟有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进一步发展，便是学术上分道。顾颉刚先生原来的进化思想在辨古史中发展为具有求实精神的进化观念，这是他以后学术进步的基础。郭沫若说：

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从前因嗜好的不同，并多少夹有感情作用，凡在《努力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的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见识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辨自然未能成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道破了的。[14]

郭沫若对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学说作出客观的评价，这是对顾颉刚史学思想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