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毓黻学术研究在傅、范之间的依违

与傅斯年、范文澜相比，金毓黻与政界发生关系更早，且一度做官。但他对政治的兴趣比较淡，不像傅斯年、范文澜那样在国共之间有鲜明的政治立场[78]。金毓黻学术领域宽广，在史学方面，于东北史、宋辽金史、中国史学史均有著述，此外在小学、文学方面也有精深造诣。他的著述量比傅斯年、范文澜都多。他自述，1923年以前，治学兴趣主要在理学、文学、小学；1923年以后，兴趣转向史学。治史，深受清人之影响，曾云：“余之研史，实由清儒。清代惠、戴诸贤，树考证、校雠之风，以实事求是为归，实为学域辟一新机。用其法治经治史，无不顺如流水。且以考证学治经，即等于治史。古之经籍，悉为史裁，如欲究明古史，舍群经其莫有。余用其法以治诸史，其途出于考证，一如清代之经生，所获虽鲜，究非甚误。”[79]“余之治学途径，大约谓始于理学，继以文学，又继以小学，又继以史学。”“吾国学术应不出理、文、小、史四学。”[80]

在金毓黻的学术人生中，他与傅斯年、范文澜均有交往。新中国成立前，他与傅斯年交情甚笃；新中国成立后，他与范文澜是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同事。民国时期，他对傅斯年、范文澜的学术均有自己的评论，由此也标识出他自己在民国学术版图中的位置。他留下的较为完整和翔实的日记，对后人了解他的生活及学术交往乃至进行学术史研究，都是极其珍贵的资料。

现存金毓黻的日记起自1920年3月，迄于1960年4月，有关在北京大学学生时代他与傅斯年、范文澜的学术交往不在日记的记述范围，故难以知晓。

傅斯年的名字在金毓黻的《静晤室日记》最早出现是在1924年7月2日的日记中，此时金毓黻在吉林省财政厅任职。该日日记云：“傅君斯年谓研治学术问题重于泛论。此所谓问题者，即梁新会所谓狭而深之功夫，亦与李笠氏所谓读古书宜先窥本书，同一旨趣也。……傅君之言，诚我之苦口良药也。”[81]最后出现则是在1949年1月11日日记，此时，金毓黻在北平，负责保管沈阳文物，傅斯年已经到了台湾，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金毓黻有儿子和侄子到了台湾，儿子来信劝金氏到台湾小住，金氏回信没有同意，同时他也给傅斯年写了一封信，托儿子和侄子转交：“又致傅孟真一笺，寄衡儿及城侄转致。孟真新任台湾大学校长，闻于日内任事。”[82]此后，金、傅二氏天各一方，没有再见面，金氏日记中再也没有出现傅斯年的名字。

在东北任职期间，包括东北沦陷后，金毓黻在日记中提到傅斯年主要是谈论傅斯年的学术和《东北史纲》。因为金氏是东北史研究专家，又是东北人，自然对东北史研究成果极其关注。他对傅斯年的《东北史纲》，既有肯定，也有批评。肯定主要是赞同傅斯年对东北种族及民族的分类：“傅氏之书，论东北民族虽不甚明晰，亦多可取之义，如谓夫余之族与秽貊同，其习俗与中国本部近；挹娄之族为别一系统，后来始驾夫余族而上之；三韩之成分过杂，且逼处于朝鲜南部，无若何之发展。此皆有独到之见，不可忽视者也。”“傅氏论公孙度割据辽东，关于民族势力之消长，其说亦有独到处。又谓慕容廆之用河东裴嶷，如苻坚之任王猛，此亦为确论。”[83]批评主要是针对傅氏的材料和文字表达而发：“阅傅君所纂书，殊失望。盖全书引证及表谱之文占十分之七八，其余所下断语虽多新义，亦不免有粗疏之处。傅君治考古学、历史学，多读书，工文章，而此作与其名实均不称，岂其名浮于实耶？”[84]“傅君本能文之士，盖以喜作白话文而致此病，有无庸为讳者。”[85]尽管如此，他对缪凤林对傅斯年的激烈抨击依然不表赞同，说：“缪凤林评傅孟真所撰《史纲》，抨击甚力，殆体无完肤，又谓有文不成词之处，几令傅君无地自容，殊失学者态度。”[86]

金毓黻从日本逃出来，是傅斯年帮助他在南京联络工作，解决生计问题。金毓黻的日记及后来写的《沈阳蒙难记》，记述了这一过程。他从日本到上海，举目无亲，首先拜见了黄炎培。黄炎培告诉他，蔡元培住在上海，你找他，他会帮你想办法。金毓黻找到蔡元培后，蔡氏非常高兴，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持这封信到南京找傅斯年，说：“君可持此往南京见傅孟真，孟真为君之同学友，必能为君尽力也。”金毓黻到南京后，傅斯年热情地款待他，将他介绍给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教育部次长段锡朋。不久，行政院聘金毓黻为参议，教育部聘他为特约编辑，中央大学聘他为教授。“诸公所以如此优礼者，以余千辛万苦由伪国逃出，藉此微职以为安慰也。”[87]如此快地解决了生计问题，与傅斯年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静晤室日记》1936年7月20日云：“午间往访傅孟真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极阁下，傅君于余研究之工作允为尽力助成，殊可感也！”[88]次日日记又写道：“朝间傅君来访，谓为筹得办法，如此迅速，殊出望外。”[89]金毓黻是一个有情义的人，在以后的日记中，多次记下他对傅氏的感激之情：“余之来中央大学，系由君介绍，厚意可感，不敢忘也。”[90]“忆及段书贻（锡朋）有称余为东北读书种子之语，可谓能道其深，不无惠子知我之感。而傅孟真亦有拯我于危难之惠。”[91]“二十五年之夏，余自沈阳逃出，经日本而至南京。援我于困厄之中，而不致饥寒于他乡者，傅君孟真也。”[92]

东北沦陷期间，金毓黻被困沈阳数年，与日本人虚与委蛇。最后虽然逃脱，金氏本人仍有自责：“逃出之后，即到中央声报，亦足以明吾志矣。……虽然，余于罹难之日不能以死报国，而欲委曲求全，终觉外惭清议，内咎神明。”[93]抗战胜利后，有人散布流言对金氏进行攻击，又是傅斯年坚定地维护了金毓黻的声誉，对此，金毓黻记述道：“近以外间流言不利于余，日前偶向孟真言之，孟真曰：‘君之行谊，余知之最清，设有人不利于君，余必为之辩护，请勿介意。’余乃为之大感动，古人云“患难乃见交情”，吾于孟真见之矣。”[94]金毓黻最顾虑的就是别人对他的误解，他写了一份备忘录，请傅斯年签字作证，第二天一早就去见傅斯年，日记云：“晨起入城见孟真，余以所撰备忘录请其签证，君即慨为签证，并系以注语甚详，谓余所记皆属事实，并谓余受困时曾寄语孟真，将乘机逃出，后果实践其言。噫，知我者舍孟真谁属哉！”[95]傅斯年是一位讲求民族气节之人，痛斥民族败类毫不留情，对有民族节操的人，他更是坚决维护的。

傅斯年还十分关心金毓黻的学术生活。1941年秋，金毓黻到四川三台东北大学任教，拟辞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傅斯年多次去信劝说金氏回中央大学：“傅孟真来函，劝余回受中大之聘，且将此间事结束。”[96]“得孟真笺，语颇恳挚，动人深思。”[97]金氏此次到东北大学，一是因为重庆中央大学被炸，寓所受到波及，多年的藏书和书稿差点毁于一旦；二是重庆多警报，无法安下心来著述。金氏打算利用在三台东北大学教学之际，将书稿整理付印，毕工后再返中央大学。而傅斯年的多次劝说，既是为中央大学考虑，又是从金毓黻的学术前途考虑。两人的交情由此可见一斑。

但有一件事情，傅斯年似乎没有满足金毓黻的愿望，那就是金毓黻想到史语所任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研究条件是金毓黻向往的。东北史曾是傅斯年及徐中舒等人的研究和著述领域，又是金毓黻之所长。早在《东北史纲》刚出版时，金毓黻就以未能参加撰写而深以为憾，曾说：“余久蓄意撰《东北通典》，而竟不与此役，为之怅然。”[98]1937年1月11日，金毓黻将自己所写的《东北史稿》三卷送呈傅斯年，并附笺曰：

近日时事抢攘，心绪不佳，久疏请谒，未审著述又增几许。某研究东北文献历十余年，搜集史实不为不多，近已尽量移运到京，着手整比，尚需时曰。惟最近半年内，以在中大授课，稍将旧稿撷要综理，写成《东北史稿》四卷，以视尊撰《史纲》，固非其伦。然亦经纬史实，辅以论证，略用纪事本末之体，以整齐一方之文献，准以旧日之方志，或能别辟一径。惟以原定八卷，谨具其半；又第四卷尚未誊就，故先以前三卷之稿纠正左右。鄙意拟在研究院求得一席，专攻东北历史、语言，并其地下发掘之材料；先以此稿为请求之券。尚希念及钻研之勤，登高一呼，则受赐无量。拙作如获采作研究院之出版品，尤所欣企，然而非所敢望也。《史稿》别呈，书不宣意。[99]

此笺的意思很明白，就是“拟在研究院求得一席”。此后，金毓黻又加紧写第五卷，与傅斯年有多次相聚、长谈。然而金氏的这一愿望却没有实现。究其原因，大概是傅氏认为金毓黻的治学理念与史语所有一定的差异，当然也不排除还有其他的因素[100]，金氏日记似乎故意回避这一点，以后没有再提此事。但这没有影响二人的友谊，没有影响金毓黻对傅斯年的高度评价，兹有金毓黻称赞傅斯年的诗为证：“北方学者谁第一，以我所知有孟真。宁谓豹纹终可隐，由来龙性最难驯。尘飞雷动三千里，雨骤风狂十二春。起废箴盲斯责重，君如不负属何人。”[101]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金毓黻在学术上得到傅斯年的帮助，与傅斯年精神相契的话，那么，新中国之后，他则成为范文澜的学术搭档。

自1916年北京大学毕业直至1949年，金毓黻与范文澜似乎没有见过面，但学术同源及共同的爱好却使他们不会因此而在重逢时感到陌生。金毓黻称范文澜为“同门”。此“同门”之义盖有两层：一是同出于北京大学国文门，二是同出于黄侃师门，而且后一层意思的成分更多一些。他对范文澜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校注成就有着复杂的心态，既对他借用老师的成果而未出注有所不满，又流露出羡慕的心理。如他在1943年3月10日的日记中说：“范君因先生旧稿，并用其体而作新注，约五六十万言，用功甚勤，然余犹以为病者：一，用先生之注释及解说，多不注所出，究有攘窃之嫌；二，书名曰注，而于黄、李二氏之注不之称引，亦有以后铄前之病；三，称引故事连篇累牍，体同札记，殊背注体；四，罅漏仍多，诸待补辑。总此四病，不得谓之完美。余疏证《史传》一篇，虽不得见黄先生之《札记》，然有范注可参，盖已包而有之，但不知某者为先生之说，致其美意不彰，为可惜耳。”[102]此处的“先生”，是指黄侃。1931年2月23日日记则有：“近人注《文心》者，有李审言之补注、黄师季刚之札记、范君文澜之讲疏（又称注），几成专门名家之学。”[103]而在1947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同门范君文澜曾撰《文心雕龙注》，余甚羡之”。[104]此外，金毓黻对范著《中国通史简编》也有评论。金毓黻本人出版过《中国史》，对中国通史的编纂有自己的思考[105]。他对范著《中国通史简编》这样评论道：

《中国通史简编》上中两册，范文澜主编，用中国历史研究会名义出版，实延安共产党本部所编大学丛书之一也。综观编辑大旨，系主唯物史观，以农夫、工人之能自食其力者为国家社会之中心，如君、相、士大夫、富商、豪民皆在排斥之列。……范君本为北京大学同学，又同请业于蕲春先生之门，往日持论尚能平实，今乃为此偏激之论，盖为党纲所范围而分毫不能自主者，亦是大为可怜者。虽然，此书立论虽多与余异趣，然亦不无一二可取，且因其观点不同，更可为余立说之反证。爰就其书撷取宋代数事，以供研讨，讵可以其多为异论从而捐弃之耶！[106]

此时金毓黻在重庆，对解放区的学术研究情况及学术氛围基本不了解，故对范著显得不能理解，评价多从消极面入手。

在重庆时，金毓黻看过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该著由金氏长子金长佑为之出版，销路甚佳，金毓黻也因此结识了翦伯赞[107]。此后，他还读过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如他1947年2月2日日记写道：“阅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仅有上册，起上古迄战国，凡七章。振羽序谓下册八章，全书共十五章。上册仅四万言，可谓简矣。郭沫若盛赞吕氏与翦伯赞之通史，盖两氏均为左派作家，与郭氏气味相投故耳。”[108]他称赞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甚有条理。1949年1月，北平解放，此时金毓黻在北平，他已辞去中央大学教授职务，改任国史馆纂修、沈阳博物馆筹备委员会主任兼东北大学教授。原在重庆、上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历经长时间的转移和跋涉，此时已陆续抵达北平。2月9日，翦伯赞在金长佑的带领下，拜见了金毓黻，告诉他“中共方面极注重研究历史，且应各守本位，惟少改变其重点耳”，并嘱咐金毓黻代为邀请北平史学界诸公以及沈阳博物馆、北平图书馆人士做一次会谈。这次谈话让金毓黻感到甚为宽慰，他愉快地答应了翦伯赞的请求[109]。这期间，他见到从石家庄来的老朋友，听说“范君文澜患目疾甚剧，此在油灯下读书写稿所致，即作函讯之”[110]。在新旧政权的转换中，金毓黻与新政权的史学家开始接触，一起工作。此后新政权对旧政权中的学术机构进行改造，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金毓黻转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兼任教授。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北京大学进行了学术座谈和对话。如金毓黻1949年5月15日日记云：“午前诣北大理学院，听范君文澜讲演，题曰《谁是历史的主人》。其结论以劳动人民为历史的主人，即工农大众是也。然脑力劳动之知识分子而能为人民服务者，以及统治阶级而能有功于人民者，亦得为历史的主人。又谓创造文化为劳动人民，提高大众文化之水准则为知识分子，无知识分子则文化水准亦难提高，故知识分子之地位亦甚可重视云云。范君讲后，又与大学同人开座谈会，前后凡四小时乃散。”[111]对于范文澜的某些观点，金毓黻颇为疑惑，说：“范君谓吾国封建社会始于周初，迄于清季，为时近三千，何以如此之长，为国史一大问题。虽已研究原因多种，然孰为主因，孰为围绕主因之附因，现尚未得结论。”[112]1949年9月3日，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杜国庠到北京大学开座谈会，所谈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何以如此长久。胡钟达以自己研究西方历史的见解提出质疑，“然诸君未作解答而罢，相约下次再开会讨论之”[113]。这次座谈会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一次交锋，也可以看作两派史家相互融合的开端。在新旧社会转型期，史学的转型是势所必然，金毓黻这位在旧时代有成就的史学家，其思想矛盾及所经受的思想困惑自然更大。但他在学术转型中很快做出了成绩，一是在整理史料方面，他编辑了《明清内阁大库史料》《太平天国史料》等，贡献很大。此乃他的老本行，做起来得心应手。二是他主编了《五千年来中朝友好关系》一书，历述中朝两国悠久的友好历史，这是抗美援朝事起，为配合运动而写的。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金毓黻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由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改名）任研究员，所长是范文澜。从此，在范文澜的领导下，金毓黻开始了他学术生涯的新历程。自此至其逝世（1962年），可算作他学术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金毓黻尽管进入高龄，身体日差，但他与时俱进，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旧思想，在专业方面奋发有为。以1956年为例，他共撰写论文13篇，发表在《新建设》《历史研究》《考古学报》《考古学通讯》等权威期刊上。之所以取得这样多的成绩，与范文澜的鼓励是分不开的。他说：“近来我受到范文澜先生之鼓舞，颇努力于读书及撰文章，虽自知水平尚低，标准尚差，但在其鼓舞之下，即无形中有很大力量，使我努力向前。因而年龄不在老少，唯在精神贯注，古人云精神一到，何事不成，真至言也。”[114]“今年所以撰文之多，是受到范文澜先生的鼓舞，本所同人的帮助，和其他各方直接间接的启发和刺激，其中亦包含着相反相成之理。”[115]

金毓黻对第三所的建设也积极建言献策，向范文澜、刘大年提出《对于本所工作的几项建议》，说：“我很自信，我是热爱本所的一个，因而对本所的一切，就十分关心。”[116]他的建议，如加强各组领导，并加强高级干部的队伍，重视中级干部的地位，带动初级干部的培养，都结合实际，包含具体的措施，反映了他的主人翁的负责精神。

由于范文澜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崇高威信以及在当时史学界的地位，金毓黻对范文澜的称呼与此前日记中的称谓也有些许变化，过去称范君文澜或同门范君文澜，这一时期有时称范文澜同志，有时称范君文澜，更多的时候则称范老和范文澜先生。尽管范文澜在批判胡适及一些政治运动中有偏激的言论，但他是一位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一心一意扑在学问上。在实际做学问时，朴学家的作风根深蒂固。在研究所内，他没有架子，对金毓黻格外关心和照顾。这在金毓黻日记多有反映。如金毓黻1957年后患严重失眠症，住院治疗，效果不佳，几乎失去生活信心。范文澜多次派副所长刘大年到医院探视，劝慰安心养病。金氏在日记中写道：“范老和大年同志对我所患之病，十分关怀，以及其他同志对我的照顾，使我认识到党的大公无私和气魄伟大。”[117]在工作方面，研究所先后为他配备了卞孝萱、李育民等助手，协助他整理旧作，并再三叮嘱“工作不应太多太急，应择其中易为力者先着手”[118]。

这一阶段在学术上，金毓黻认识到范文澜的理论优势，虚心请教，对范文澜的治学方法还是佩服的。如范文澜介绍金毓黻为《新建设》写文章《新地方志内容及体例之拟议》。文章写成后给范文澜看，范文澜认为不够充实，仍须修改，并建议“在文前加入新志异于旧志之要点何在，写成一大段，乃可成章”。金毓黻接受了建议，认为“所指甚当”[119]。他读了范文澜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之后，对范文澜从常见的报刊中发掘出重要史料的见识也很赞叹，由此认识到，利用报刊“为寻找材料开辟了一条大路”[120]。金毓黻与范文澜也有合作，他非常支持范文澜修订《中国通史简编》的工作，认为范文澜写通史应当配备助手，并甘愿作助手。他为因病不能很好地助理感到十分歉疚。为了弥补这一点，他提出将自己写的《读隋唐史札记》《宋代政治经济制度》稿本送给范文澜作参考。另一方面，范文澜对他也委以信任。1956年是章太炎逝世二十周年，《人民日报》向范文澜约稿撰写纪念文章，范文澜委托金毓黻来写。他们都是章太炎再传弟子，金毓黻本人到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过学，与章氏有过直接接触。范文澜委托金毓黻写该文，可谓慧眼识人。金毓黻写好后，经集体讨论、修改，最后又让范文澜审阅、定稿，送给《人民日报》。不知何故，《人民日报》没有刊发，却又付了金毓黻半数稿费，为此金毓黻十分生气，将稿费退还。虽然如此，这件事却隐约地反映了范文澜与金毓黻的同门之谊。

金毓黻晚年，心灵比较孤独。他在1950年7月12日日记中写道：“近一年来日记渐废，倘有良友可以谈心，一切肆然无忌，亦未尝不可一抒胸臆之积郁，然求可与言此之良友又无有也。”“青年学子，多已异趣，授业同人，皆非素交，孑然其间……欲吐之衷，伊谁可语，诉之此记，取喻知交，耿耿余怀，期之来日。”[121]但此后他的日记在记人事交往和品评人物方面，也不如过去直抒胸臆，显得比较拘谨，缺少灵性。像黄侃、傅斯年这样的师友，在他此后的日记中基本不再出现。他与范文澜虽然是同门，但其《静晤室日记》却缺少他们共事期间在一起回首过去、谈论旧时的师友等私人话题的记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都让他谦虚谨慎、精神紧张。他1957年后患上严重的失眠症，固然与年老体衰、用脑过度有关，但与不断紧张的政治氛围恐怕也不无关系。

综上所论，同为“黄门侍郎”的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版图上都画上了自己浓浓的一笔。他们的学术轨迹有重叠，有交叉，还有平行。傅斯年、范文澜代表了史学发展之两橛，又都有学术权势；而金毓黻则逡巡于二人之间，秉持章、黄的学术理路，晚年也努力地适应和跟上新时代。应该说，三人的学术各有自己鲜明的色彩，但国学功底深厚[122]，重视民族气节以及对民族文化抱有深厚的情感，是他们立身行事以及学术著述的共同特点，反映出在他们学术差异的背后还存在根本的共性。这种共性，说到底，与他们早年的“黄门侍郎”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

（2015年第2期）

[1]孙世扬曾言：“丁巳戊午间，扬与曾慎言同侍黄先生于北都。先生好游，而颇难其侣，唯扬及慎言无役不与。”（见孙世扬《黄先生蓟游遗稿序》，《量守庐学记》，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84页）可见，此侍郎之“侍”，是陪侍、侍奉的意思。

[2]参见朱元曙、朱乐川撰《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4页；司马朝军、王文晖合撰《黄侃年谱》，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3]沈尹默：《我和北大》，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

[4]杨功亮回忆说，黄侃“抨击白话文不遗余力，每次上课必定对白话文痛骂一番，然后才开始讲课。五十分钟上课时间，大约有三十分钟要用在骂白话文上面。他骂的对象为胡适之、沈尹默、钱玄同几位先生”。（杨功亮：《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杨功亮先生丛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64页）

[5]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7页。

[6]刘赜：《师门忆语》，《量守庐学记》，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4页。

[7]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傅斯年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8]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傅斯年印象》，第160页。

[9]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10]周作人：《新潮的泡沫》，《傅斯年印象》，第136页。

[11]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傅斯年印象》，第4页。

[12]王利器：《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13]《傅斯年全集》第七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113页。

[14]《黄侃日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95页。

[15]见《傅斯年全集》第七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16]《黄侃日记》及傅斯年致黄侃信中提到的“陆、朱”系指陆宗达、朱家济，以后二人都成为名家。陆宗达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的音韵学家、训诂学家；朱家济是著名书法家、文物鉴定专家。

[17]见《静晤室日记》第5册，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3928页。

[18]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学方法导论》。

[19]王文俊等：《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

[20]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自序》，天津：新懋印书局1925年版。

[21]梁启超：《文心雕龙讲疏序》，天津：新懋印书局1925年版。

[22]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页。

[23]《黄侃日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87页。

[24]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延安《中国青年》第3卷第2期，1940年12月。

[25]新中国成立后，他不愿署名黄侃“弟子”，不愿为旧著《文心雕龙注》写新版序言，在出版社的一再要求下，才勉强地题写了书名，这都反映了他要与“旧我”决裂的心理。参见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第142—144页。

[26]《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

[27]《静晤室日记》第3册，第1973页。

[28]《静晤室日记》第5册，第3686页。

[29]杨伯峻：《黄季刚先生杂忆》，《量守庐学记》，第148页。

[30]《静晤室日记》第1册，第98页。

[31]《静晤室日记》第5册，第3940页。

[32]刘赜：《师门忆语》，《量守庐学记》，第104页。

[33]《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925页。

[34]《静晤室日记》第1册，第65页。

[35]《静晤室日记》第3册，第1963—1965页。

[36]《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812页。

[37]《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481页。

[38]《静晤室日记》第5册，第3990页。

[39]《静晤室日记》第5册，第3990页。

[40]《静晤室日记》第5册，第3915—3916页。

[41]见《静晤室日记》第8册第6081页1946年6月13日日记及第8册第6204页1947年3月29日日记。

[42]对于傅斯年由黄侃欣赏的学生转向加入新文化团体，台湾学者王汎森也感到“由于缺乏历史资料，尚难解释他的转变”。但他在注释中说到一件轶事，对于理解傅黄关系较为淡薄颇有价值：“一天，傅斯年被导师黄侃叫去清理痰盂，傅斯年清理得不干净，于是黄侃打了他一耳光，傅斯年对此感到再也不能忍受，决定离开。这段轶事得自台湾师范大学的教授陈新雄，他的导师林尹是黄侃的弟子。”（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9页）如果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说明傅斯年一度与黄侃关系非常亲密，甚至行过执贽拜师的礼节。但“轶事”在传播过程中往往被放大。黄侃责骂傅斯年是可能的，但不至于打耳光。以傅斯年的脾气，这一耳光下去，两人会彻底决裂，就不会再有署名“学生傅斯年”的那封信了。

[43]傅斯年致黄侃的信，落款署“学生傅斯年”。黄侃曾说过，学生与门人不同，学生不要执贽拜师，门人是要行拜师礼的。

[44]上引均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181页。

[45]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原载1945年11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二种《史料与史学》。

[46]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47]同上，第174页。

[48]同上，第193页。

[49]转引自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页。

[50]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载1976年1月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www.xing528.com)

[51]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92页。

[52]杜维运：《傅孟真与中国新史学》，台北《当代》第16期，1995年12月。

[53]李济说：“孟真先生虽死在台湾大学校长的职守上，但是他的心，我坚决地相信，是留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术事业上。假如我们知道他的最后的一念，我更坚决地相信，那一念也必是与历史语言研究所事业有关的。”（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印象》，第111页）

[54]蔡美彪：《范文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 141页。

[55]基本是重写，范文澜在世时只出版四册，写到五代。

[56]王晓青、张克兰：《范文澜与胡适》，《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

[57]佟冬：《我的历史》，《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第4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58]参见周文玖《范文澜的经学与史学》，《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

[59]罗家伦说：“孟真反对唯物史观，可是他主张经济平等，消除贫富界限。”见氏著《元气淋漓的傅 孟真》。

[60]参见王学典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00—1949）》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38—839页。

[61]《顾颉刚致白寿彝》，《顾颉刚全集》第4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64页。

[62]见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95年版，第222页。

[63]见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95年版，第116页。

[64]许殿才：《千秋青史情无限——蔡美彪先生谈十卷本〈中国通史〉》，《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

[65]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傅斯年全集》第7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667页。

[66]参见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213页。

[67]《傅斯年全集》第6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121页。

[68]《傅斯年全集》第6册，第2226页。

[69]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70]《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35页。

[71]《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236页。

[72]《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236—238页。

[73]《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247页。

[74]《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249页。

[75]赵俪生这样描述他：“多年来，他是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教史学、文学、训诂学的挺古板的教授，秉性偏激。”见《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第104页。

[76]《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227页。

[77]范文澜：《反对放空炮》，《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

[78]他1949年的一则日记可以说明他与傅、范的不同：“余非政治界人，向以究心史事为的，故于政治向不关心。即偶尔处置事项与行政有关，然亦以学人立场从事。至于何等派系，固与余无预焉。但余对主管事项过于负责，往往失之过虑。然以纯从学术立场着想，绝无他方面之关系。”见《静晤室日记》第9册，第6778页。

[79]《静晤室日记》第7册，第5404页。

[80]《静晤室日记》第7册，第5439页。

[81]《静晤室日记》第2册，第1148页。

[82]《静晤室日记》第9册，第6752页。

[83]《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3000—3001页。

[84]《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999页。

[85]《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3001页。

[86]《静晤室日记》第5册，第3782页。

[87]《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659页。

[88]《静晤室日记》第5册，第3889页。

[89]《静晤室日记》第5册，第3889页。

[90]《静晤室日记》第6册，第4144页。

[91]《静晤室日记》第8册，第5817页。

[92]《静晤室日记》第8册，第5934页。

[93]《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659页。

[94]《静晤室日记》第8册，第5934页。

[95]《静晤室日记》第8册，第5934页。

[96]《静晤室日记》第6册，第4788页。

[97]《静晤室日记》第6册，第4805页。

[98]《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916页。

[99]《静晤室日记》第5册，第3956页。

[100]傅斯年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走的是国际化路数。顾颉刚说：“傅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顾颉刚全集》日记卷二，第160页）他引进的学者，有国外学术背景和运用现代治学方法者居多。此与金毓黻治史偏重传统路数有明显差别。

[101]《静晤室日记》第7册，第5486页。

[102]《静晤室日记》第7册，第5162页。

[103]《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562页。

[104]《静晤室日记》第9册，第6486页。

[105]参见赵梅春《金毓黻论通史编纂》，《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

[106]《静晤室日记》第8册，第5869页。

[107]《静晤室日记》第9册，第6767页。

[108]《静晤室日记》第8册，第6161页。

[109]《静晤室日记》第9册，第6767页。

[110]《静晤室日记》第9册，第6768页。

[111]《静晤室日记》第9册，第6815页。

[112]《静晤室日记》第9册，第6816页。

[113]《静晤室日记》第9册，第6879页。

[114]《静晤室日记》第10册，第7200页。

[115]《静晤室日记》第10册，第7355页。

[116]《静晤室日记》第10册，第7357页。

[117]《静晤室日记》第10册，第7538页。

[118]《静晤室日记》第10册，第7618页。

[119]《静晤室日记》第9册，第7068页。

[120]《静晤室日记》第10册，第7190页。

[121]《静晤室日记》第9册，第6931页。

[122]在历史研究中，他们都重小学、经学资料的运用。傅斯年虽曾激烈地批评章太炎，但他的得意之作《性命古训辨证》的内在学术理路还是基于章太炎的学术主张，即思想离不开语言文字，由语言文字研究思想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