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念的两种对峙：傅斯年与范文澜

同一师门，之后却选择了不同的学术路径，并成为两种对峙的学术理念的领军人物，傅斯年与范文澜可谓是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有的学者将20世纪重视历史考证的史学称为“史料派”，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作“史观派”。这样的划分不尽科学，因为无论哪一派的历史研究，都脱离不了史料和史观。然而，傅斯年一再说“史学就是史料学”，着实把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旗帜鲜明地高举起来。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李大钊专门写了文章《史观》，强调史观的进步对历史研究及史学发展的重要价值。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自觉擎起唯物史观的旗帜，将唯物史观贯穿于历史研究的实践中，这样，以“史料派”“史观派”称谓他们，虽不免武断，但在说明二者治学旨趣的差异方面却具有明显的强化效果。

1928年10月，傅斯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可以说是他治学主张的宣言书。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他提出历史学进步的三个标准：“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根据这三个标准，傅斯年为历史研究规定了三项任务：第一，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地处理实在的问题，因解决之问题，更生新问题；第二，努力扩充研究材料；第三，扩充研究的工具。也就是说，资料和工具是傅斯年最为重视的。在这篇文献中，傅斯年否定的几点主张，很能体现他的史学思想的独树一帜。一是轻著史。他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果然我们同人中也有些在别处发挥历史哲学或语言泛想，这些都仅可以当作私人的事，不是研究的工作。”这是说，历史研究就是要做纯粹史料的处理，要做史实考证，而不主张对历史过程进行梳理、描绘乃至进行哲学思辨。如果有同人做这样的工作，那是他的个人事情，不属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范畴。二是历史研究是纯粹客观的学问，反对以史学作致用的工具。他说：“历史学和语言学之发达，自然于教育上也有相当的关系，但这都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这一行的学术。这个反正没有一般的用处，自然用不着去引诱别人也好这个。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时免不了致人于无用，且爱好的主观过于我们的人进来时，带进了些乌烟瘴气，又怎么办？”[44]此后，他在一些讲话和文章中又强化这些主张，并与重视“史观”的主张对立起来。如他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历史本来是一个破罐子，缺边少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了，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去了。”[45]“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46]他说的“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47]“史学便是史料学”[48]“史学本是史料学”[49]，一次比一次斩钉截铁，一次比一次断然肯定。傅斯年是这样说的，在主持史语所的工作中，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他本人虽然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但他不把政治带到史语所来，不在史语所谈论政治。李济说：“他知道我们这些人不懂政治，他也从来不跟我们谈政治。”[50]王汎森说：“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没有一个史语所成员参与政治事务。这个研究所的总体氛围是相当严谨节制的。”[51]关于史语所的学术业绩和特点，杜维运的评论比较准确，他说：“找出一个新方向，领导一个学术群体，共同从事史学研究，历久而不衰，在中国历史上，甚少前例。有之，则自孟真先生领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52]傅斯年本人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这是由他的数量虽然不多却有创新价值的史学成果决定的，但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贡献更体现在对史语所的组织和领导上。他的名字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紧紧地连在一起[53]。

范文澜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的重要史学家，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延安史学界的一面旗帜。范文澜的学术人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20年代从事学术著述到1939年去延安为第一个阶段，1940年抵达延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为第二阶段，建国以后为第三阶段”[54]。在第一阶段，范文澜走的是传统的国学研究路数，出版的著作包括经学、古典文学、史学等领域，基本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其史学类著作《正史考略》带有文献目录学的性质。范文澜以历史研究为自己的学术事业，是从第二阶段开始的。他的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历史的撰述上，完成的著作有延安版的《中国通史简编》，新中国成立后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55]，以及《中国近代史》上册。他把撰述《中国通史》作为自己毕生的学术追求，晚年曾对自己的孩子说：“毕一生精力写出一部通史来，富贵于我如浮云。”[56]延安版的《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中国通史著作，出版后得到毛泽东的高度称赞。毛泽东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说明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57]从治史理路看，范文澜走的是与傅斯年完全相反的路。傅斯年的“史学”不包括著史，范文澜的主要史学工作则是著史，而且把中国通史作为作品进行创作，是一位具有“通史家风”的史学家[58]。傅斯年拒斥“史观”，并且反对唯物史观[59]，范文澜则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写作历史。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着重写阶级斗争，叙述统治阶级的腐化残暴，揭露统治阶级罪恶，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阐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也受到资料缺乏的困扰。褒扬者称赞它是“以新的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历史的一个宝贵成果”，是一部“有强烈战斗意识的书”，批评者则说它“仅只是替中共平添了一部宣传品”[60]。然该著多次重印，发行量很大，不仅在当时的解放区拥有大量的读者，就是在国统区也受到读者的喜爱，以至生活在国统区的顾颉刚都发出感叹：“范文澜、翦伯赞们编的书各处畅销，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之争锋呢？”[61]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无论是延安版的，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修订版的，都有其价值。其中固然不免时代局限性，但资料丰富、考订详核、文字锻炼纯熟是其突出的优点。它们与范文澜早年的国学训练有着紧密的联系，都是带有鲜明的范文澜学术个性的成果。

与傅斯年相类的是，范文澜是共产党主政的解放区的一位学术组织者和学界领导人。他先是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马列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后，担任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6年在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8年7月，北方大学和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范文澜任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原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任所长。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范文澜任副会长，主持史学会日常事务。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历史研究，其学术成绩之大小以及学术特点，与范文澜均有较大的关系。

1945年7月，傅斯年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和其他几位代表访问过延安，并与毛泽东有过长时间的交谈。在几天访问中，他见到了昔日史语所的同事尹达（原名刘燿），后来，尹达还给傅斯年写了一封信，内云：“延安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愧为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今后甚愿与诸师友取得联系，以便共同致力于学术事业，未审所中师友愿否？”“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62]作为学术界代表的参政员，傅斯年很可能与延安的学术界人士有所交流，且与范文澜进行了交谈，因为傅斯年留下的访延安的随手笔记上有范文澜的名字[63]。据蔡美彪讲：“傅斯年从延安回来后就到处讲这部书（按：指《中国通史简编》），说范文澜在延安那样条件下，在窑洞里还能写出这样一部著作，实在很了不起，国统区的条件远胜于延安，却没有人能写出这样一部著作来。”[64]不知蔡美彪先生讲这个话的依据是什么，按照傅斯年的学术理念，傅斯年不可能称赞这部著作。也许是因为亲眼目睹了延安的简陋条件才发出这样的感叹吧！不过，随着国共决战的到来和双方胜负形势的日益明朗，傅斯年终于做出自己的政治选择，那就是他由无党派人士转向公开反共。当得知南京将要被中共攻占，他极其痛苦，甚至准备为“旧朝”自杀[65]。此前（1947年）他在美国治病期间，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革命策略的书籍，对自己疏于驳斥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年轻一代受共产党的吸引而感到后悔，决定回国后将主要精力直接投入到把学术研究与现实世界的结合之中。他认为他应该编一本社会学刊物，写一部中国通史，并建立“傅斯年讲坛”[66]。也许是从反面的意义上，他看到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价值，促使他修正自己的学术理念。傅斯年晚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他不再是一个激烈的反传统者，他说：“传统是不死的，所以也并抹杀不了。”[67]“我们现在要看清我们的面孔，想到我们的祖先，怀念我们的文化。”[68]撇开政治的因素，傅斯年的思想变化说明，“史料派”也在接受史观派的某些理念。

新中国建立不久，大陆开展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持续数年，文章众多。范文澜发表了《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69]，其中批判胡适的《说儒》一文多处涉及傅斯年的文章，对傅斯年也有激烈的批判。试列如下：

“如果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已经替胡适求了证的话，傅斯年说东说西，说得十分糊涂，根本不曾说出一些东西来。”[70](www.xing528.com)

“而夷在东方，夏在西方的一般情况，经过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在某些人的头脑里，产生凡在东方的都是夷族，凡在西方的都是戎狄氐羌族的糊涂观念。”[71]

“这里附带指出傅斯年的又一胡说，这种胡说恰恰给胡适以便利。傅斯年‘以母系故，归顺周人’的说法，暗示周也是戎或羌，是十分荒谬的。……傅斯年一派胡言，但还不敢公然说出殷周是两个‘民族’。胡适胆更大，公然把‘殷民族’‘周民族’作为《说儒》的基础。”[72]

“《说儒》与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有密切关系。……傅斯年以《周东封与殷遗民》为题，借孔子来表示自己对日寇侵入，中国灭亡后的态度……从傅斯年说的话看来，如果真的不曾有他意的话，他采取的态度是亡国顺民的态度。”[73]

“蒋廷黻、傅斯年一流的文化买办，是胡适派的核心，他们的任务是协同胡适作反革命的政治活动。”[74]

在批胡运动中，批斗的主角自然是胡适，但傅斯年、蒋廷黻等人则是陪斗者。胡适是作为蒋介石的“难兄难弟”，与蒋介石是一双“孪生的卖国贼”被定性的，因此，当时对他的批判，弥漫着对敌斗争的硝烟。范文澜的批胡文章也带有这个特点。这与他1940年讲演《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时还称“胡适先生”已不可同日而语。上述对傅斯年的批判，如果说前三条还属于学术批评，后两条则超出了这个范畴，具有政治斗争之意味。范文澜既有浓厚的书生气，又有性情偏激的个性[75]，在“左”的政治环境下，他比较容易走向极端。他发表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把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作为史学界两条路线的表现，认为厚古薄今是资产阶级的学风，是自觉的胡适门徒和不自觉的受影响者的学术主张。同时，又说要占领古史研究的阵地，打掉资产阶级学者的嚣张气焰，因为“古史是资产阶级学者进行顽抗的据点”，并特别提出向郭沫若学习：“郭老曾用不多的功夫，研究甲骨文、金文，把这个阵地占领过来，不然的话，资产阶级搞这一部分的学者，不知道要表现多大的骄气。这个经验是值得学习的。”[76]这就把严肃的历史研究简单化为学派间的意气之争，受时代影响的痕迹十分明显。范文澜写过一篇文章《反对放空炮》，强调历史研究对开展阶级斗争的意义。他说：“资本主义世界死亡为期不是很远的了。但是，决不能等待它自己寿终，自己寿终是不可能的，必须用各种口径的大炮一齐向它轰击，迫使它死亡。”“我们习惯上听到大炮这个名词，就意味放空炮，说大而无当的空话。其实大炮等于空炮的时代已经早过去了。我说的历史学大炮是指实弹射击，空炮是打不倒任何靶子的。”[77]范文澜的这些话，在当时有提倡做扎扎实实的历史研究的意思，但由于大前提存在问题，他的学术批评最终不能击中所谓的资产阶级学者的“要害”，仍给人一种立论空洞的感觉。由此看来，学术批评与政见分歧应该区别对待，将学术批评政治化，很容易失去理性，其观点的公允度就很难有所保证。范文澜对傅斯年的批评亦应如是观。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峡两岸剑拔弩张的关系，使两个学派的对立有所强化。但这不过是表面现象，范文澜对史料的强调、对扎实学风的呼吁表明，所谓的“史观派”，其治史理念也在向所谓的“史料派”倾斜。这意味着，随着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实现，代表史料、史观对峙两橛的史学理念出现了相向而行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