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同任职黄门侍郎的双方

黄侃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慕其名、从其学者甚多。当时就有人把与黄侃亲近、受黄侃赏识的学子称作“黄门侍郎”[1]。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都被列为“黄门侍郎”。他们均是1913年入北京大学，不过傅斯年、范文澜上的是预科，金毓黻读的是本科。在北京大学期间，他们彼此熟悉，应是有所交往的。傅斯年与范文澜是同级的预科同学，互相知晓自不待言，他们与同年进入北大的金毓黻虽非同级，然由于当时学生数量较少，预科、本科同学都认识亦是可以推想得到的。这一点，从后来出版的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基本能够得到证实。论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时间，傅斯年学习六年，时间最长：1913年至1916年读预科，1916年至1919年读本科。范文澜次之，学习四年：1913年至1914年读预科，1914年至1917年读本科。金毓黻最短，学习三年，即1913年至1916年读本科。论年龄，金最长，出生于1887年；范次之，出生于1893年；傅最小，出生于1896年。黄侃任教于北京大学国文门（后改中国文学系）的时间是1914年秋至1919年秋，所授课程有《文心雕龙》、中国文学史、词章学、文字学等。三人均亲炙过黄侃学术，且因文史功底深厚和学术成绩优异，为黄侃所垂青和喜爱。

黄侃1907年在日本留学时与章太炎相识，执贽拜太炎为师，其学问和天赋得到章太炎的欣赏。在章太炎的众多弟子中，黄不是年纪最长的，却是最为太炎所称赞的。章太炎《自定年谱》提到的有成就之弟子，第一个就是黄侃，其宣统二年条云：“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章氏晚年曾借太平天国封号戏言学有所成的弟子，黄侃被封为天王。1913年后，太炎弟子陆续进入北大，其地位逐步取代严复时代的旧学者。黄侃1914年到北大任教也是缘于最先进入北大的太炎弟子的推荐[2]。但在北大的太炎弟子，也不是铁板一块。沈尹默说：“太炎先生的门下可分三派。一派是守旧派，代表人是嫡传弟子黄侃，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开新派，代表人物是钱玄同、沈兼士，玄同自称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姑名之曰中间派，以马裕藻为代表，对其他二派依违两可，皆以为然。虽然如此，但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当时也是如此想的。”[3]黄侃在北大，虽然代表比较守旧的一派[4]，但影响似乎还很大。冯友兰说：“当时北大中国文学系，有一位很叫座的名教授，叫黄侃。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我也常去听讲。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从前连名字也不知道。黄侃善于念诗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边的听众都高声跟着念，当时称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5]关于“黄调”，也有人称作“黄腔”。据刘赜回忆，黄侃“喜入酒家饮啖，醉则吟讽篇章，以次命和。其读悉准《广韵》，不差厘黍。门人咸效其声，闻者谓之黄腔”[6]。

傅斯年是黄侃的高足，这是得到学术界认可的。但二人的具体交谊，无论从傅斯年方面，还是从黄侃方面，目前所知的材料，均较缺乏；更多的是在傅氏去世后，他人在回忆傅斯年时说到的。如罗家伦说：“当时的真正的国学大师如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弢（汉章）几位先生，也非常之赞赏孟真，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想他继承仪征学统或是太炎学派等衣钵。”[7]毛准说：“当时北京大学文史科学生读书的风气，受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8]顾颉刚也持这个观点：“傅斯年本是‘中国文学系’的学生，黄侃教授的高足，而黄侃则是北大里有力的守旧派，一向为了《新青年》派提倡白话而引起他的痛骂的，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9]这些回忆，立意在于说明傅斯年旧学根底深厚而又没有走旧学路径，特别是前二者，褒扬傅氏的色彩较为明显。也有从贬抑傅氏的角度来写这一点的，如周作人说：“在五四前一年，傅斯年罗家伦响应《新青年》，发起《新潮》月刊，请学校援助。罗是北大英文系学生，傅则是中文系，是黄季刚的高足之人，那时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便很怀疑，曾对人说道，他们不会是来做间谍的么？”[10]上述说法，虽都是间接资料，但可信性比较大。因为罗家伦、毛准、顾颉刚都是傅斯年的同级同学，顾颉刚与傅斯年还曾同住一室，他们之间彼此相知很深。周作人虽是老师，但在新文化运动中，与傅斯年有较多的合作与交往。抗日战争期间，周作人投靠日本人，民族气节为人不齿。傅斯年于抗战胜利后作为北京大学代校长，曾对这类人进行严词斥责，并坚决拒绝他们留在北大，因此两人之间存有个人怨恨。周作人写该文是在傅斯年去世后，此时傅氏为大陆挞伐之人，黄侃又是被否定的守旧派学者。从这种情况看，他所写傅斯年是“黄季刚的高足之人”决不是为了抬高他，而是一种实在的说法。虽然如此，但缺少直接的材料，终究是一种遗憾。

傅斯年在北大读书时与同学联络、要求学校更换讲授《文心雕龙》的朱蓬仙教授之事有二人提到过，一位是罗家伦，一位是王利器。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一文讲完这件事后，说：“我那年不曾选这样功课，可是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他们退出来以后个个大笑，我也帮了大笑。”[11]由这句话可见，罗家伦亲眼见证了这件事。王利器作为晚辈，记述这件事则直接听自傅斯年之口：

傅先生说：“当年我在北大念书时，听朱蓬仙讲《文心雕龙》。……大家不满意，有些地方讲错了，有些地方又讲不到。我和罗家伦、顾颉刚等同学商量，准备向蔡孑民校长上书，请求撤换朱蓬仙。于是我们就上书了。大家又商量蔡校长必然要清问此事，我们得准备准备。果然，没两天，蔡校长把我们找去了，听取大家意见。我们就分别把准备好的问题，一一申说。蔡校长听了之后，向我们说：‘你们回去，此事学校会妥善安排的。’不久，这个课就由黄季刚先生来担任。又不久，五四运动开始了，章门弟子大多回南方去了。”[12]

王利器的记述提到接替朱蓬仙的是黄侃，这是罗家伦的回忆所没有的信息。这样，黄侃的名字就在傅斯年的口述中出现了。然而罗家伦的回忆及王利器对傅斯年的口述记录都难免有误差，如说“又不久，五四运动开始了，章门弟子大多回南方去了”就很不符合实际，傅斯年是否是这样说的，令人质疑。因此，这两条材料仍不具备第一手资料的特点。

现存的傅斯年书信，有一封1932年傅斯年致黄侃的信，可谓是直接反映傅斯年与黄侃关系的材料，内容如下：

季刚先生赐鉴：

别来一纪，每于友人同学处藉闻先生兴居佳胜，为慰！此次驾来北平，斯年疏忙，尚未走谒，歉甚！日前朱、陆二君来，询海源阁藏抄本《经典释文》事，适书不在手，仅以斯年所见托其转达。昨日强书贾将末册送来，然后知此书实如初料所及，甚无谓也。先是见第一本时，按其行款，知非影写（七行，行廿字。文有落字，迳于旁添之）；论其纸质，知非叶抄（开化纸）；以之与通志堂及卢本一勘，固远胜通志堂本。然以卢书所谓宋本、旧本者，皆不尽合，料其最多是从叶本辗转抄来，且未精校者也。昨见末本，更觉显然。此与顾千里固毫无关系也。匆匆将末二叶蓝印，奉呈先生一看（其初卷系上星期影下者）（共五叶），并请阅后寄王献唐先生，以了此一公案，为感。专此。敬叩道安！再，首末二册已由书店取回，如先生愿看，当介绍。

学生傅斯年敬上

（1932年）四月二十九[13]

黄侃的日记也是第一手资料。黄侃的日记极其简单，一般只记事目。傅斯年致黄侃信中提到的事，在《黄侃日记》里有所反映。黄侃1932年4月24日日记云：“献唐来信，讬往傅生处看叶钞经典释文，令陆、朱二生代行，夜复献唐信。”[14]此处“傅生”即是指的傅斯年。傅斯年为此还于5月6日给王献唐写了信[15]。黄侃将傅斯年称为“傅生”，说明他把傅斯年当成自己的门人。(www.xing528.com)

傅斯年致黄侃、王献唐的信及《黄侃日记》的记述，透露出这样的信息：1.黄侃与傅斯年曾非常熟稔。他派自己的傅斯年并不认识的门生[16]访问离别多年、此时已很有地位的傅斯年，连介绍性的书信都不写。2.脾气既坏又怪的黄侃没有因为傅斯年转向新文化派、与胡适同道而与傅斯年绝交。3.傅斯年对黄侃仍以先生敬称，对黄氏托付的事情极其认真地办理。4.傅斯年与黄侃平常很少来往。“别来一纪”，一纪是十二年，自傅氏毕业于北京大学到写这封信，十二年多，说成整数就是一纪，说明二人自北大分别后未再见面。黄侃1932年春在北平的这段时间的日记保存下来了，他自题为“避寇日记”。“避寇日记”除在这一处提到傅斯年外，没有再出现傅斯年的名字。

黄侃自1928年始，主要的时间是在南京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任教，直到1935年10月去世，而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12月自上海迁至南京。在他们同处一个城市的几个月里，《黄侃日记》中没有出现傅斯年的名字，说明他们这期间没有交往。黄侃逝世后，众多人送了挽联，但未见傅斯年给黄侃写挽联。1936年10月25日，黄侃逝世周年公祭在黄侃故居量守庐举行，黄侃门人三十多人参加，但傅斯年没有出席[17]。由此可见，傅斯年虽是黄侃在北大任教时非常优秀的学生，也受到过黄侃的器重，但毕业之后，特别是留学归来创办历史语言所之后，他与黄侃无论在学术主张还是在个人交往方面，都有意识地保持了距离。傅斯年有激烈批评章太炎的言论[18]，但对黄侃本人他却不做任何评论，既没有称赞，也没有贬抑。这说明，好发议论且有着学术霸气的傅斯年，对黄侃学术采取的是避而不谈、敬而远之的态度。

范文澜与黄侃保持了较长时间的联系，他的早期学术生活是以发展黄侃学术为帜志的。他在南开大学任教时，为学生列出要研读的文论名著有“《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三种”，并指出“《文心雕龙》为重要，尤宜先读”，所依据的课本就是他编的《文心雕龙讲疏》。[19]在该书序中，范文澜特别提到黄侃对他的教益：“曩岁游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妙旨，启发无遗。退而深惟曰：《文心》五十篇，而先生授我者仅半，殆反三之微意也。用是耿耿，常不敢忘。今兹此编之成，盖亦遵师教耳。异日苟复捧手于先生之门乎，知必有以指正之，使成完书矣。”[20]梁启超当时也在南开大学讲课，他对《文心雕龙讲疏》做了极高的评价，说：“展卷诵读知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衷，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大有勋劳于舍人也。”[21]《文心雕龙讲疏》是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内中征引和发挥黄侃的议论甚多，且凡引用黄侃的话，均称“黄先生曰”。据统计，“仅《原道》《征圣》二篇，注解中引‘黄先生曰’者多达十处，……其余各篇的注和讲评，引用黄侃的议论多类此。又有大段引黄氏《诗品讲疏》以作参考者”[22]。其后，范文澜又在《文心雕龙讲疏》基础上详加考校，撰成《文心雕龙注》，《例言》有云：“愚陋之质，幸为师友不弃，教诱殷勤，注中所称黄先生，即蕲春季刚师，……著其姓字，以识不忘。”此书三册，上册是本文的集校，中、下册是注释。上、中册出版于1929年，下册出版于1932年。1936年开明书店合并出版。《黄侃日记》1931年3月7日提到范文澜，说“焯又借胡及光明书局《中国文学史》及范《文心雕龙注》上”[23]。这说明，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出版后，寄给过他的老师黄侃。

范文澜早期的经学观点，倾向古文经学。他1933年出版的《群经概论》，是他全面论述经学的著作，其中引用刘师培、陈汉章、章太炎、黄侃的观点甚多。有一节直接采自黄侃的文章，即第九章的第二十四节“三传平议”，下署名黄季刚先生。书中出现“黄先生曰”多次，此黄先生系指黄侃，有时直写为“黄师季刚”。从这样的称呼中可以看出，早年的范文澜，以师从黄侃为骄傲，明确地擎起学术家派的旗帜。1940年他到延安后回顾自己的历史，颇有检讨意味地说：“我那时候深信学问只有‘好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曾跟古文经学家摇过旗，曾跟‘选学妖孽’呐过喊。”[24]

范文澜1940年1月到达延安，世界观、史学观均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于这年的秋天在延安中央党校发表关于中国经学史的讲演，毛泽东等中共领导莅临听讲。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经学进行清算，对他此前所尊崇的章太炎、刘师培均有批评。1963年，他为《红旗》等单位又做过经学问题的演讲，形成《经学讲演录》，该文最后仍然批评了章太炎。但两次讲演都对黄侃只字未提。转变之后的范文澜虽然不愿回首自己的过去，也不再说起自己与黄侃的关系，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甚至有意识地与“旧我”决裂[25]，但他对《文心雕龙》的偏好似乎并未减低，赵俪生与范文澜1948年在华北大学期间是同事，他这样描述范文澜当时的生活：“范老睡在西头，头边安一小桌，放一盏油灯，桌上放着他平生喜爱的《文心雕龙》校注稿，上面朱墨斑驳，批着若干增注，这稿子是他睡觉也不离开的。”[26]可见，在范文澜的内心深处，他对黄侃的崇敬之情一直保留着。

金毓黻与黄侃的关系较为密切。金毓黻比黄侃仅小一岁，但他始终尊黄侃为师长前辈，自言治学受黄侃影响最大，曾作诗云：“……二十复就学，惟日恐不足。廿七登上庠，人海纷相逐。廿八逢大师，蕲春来黄叔。授我治学法，苍籀许郑伏。”[27]在得知黄侃逝世后，他在日记中写道：“阅报载季刚师悴于秣陵，惊痛何极。……余生平获益于师者最深。”[28]

黄侃与金毓黻之间，既有大学讲堂的师生关系，也有类似于私人收徒之先生与门人的关系。这后一种关系，黄侃看得很重。黄侃拜章太炎为师，拜刘师培为师，都是执贽行叩头拜师礼的。他曾说：“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29]至于金毓黻是否对黄侃行了拜师礼，他的日记没有记述，但金氏与其他同学不仅在课堂上受教于黄侃，更重要的是课下经常到黄侃家中问学，一起郊游，填词作诗等等。对此金氏和其他学友有大致相同的忆述。如金毓黻说：“追忆往岁在京，蕲春师主讲坫坛之日，从游之士，日夕请业，余亦忝厕其列，并创兑社，定期自课，同社十人，黾勉程功，进益颇速，此等盛况，今已渺不可睹。”[30]“民国甲寅，余肄业北雍，从蕲春黄先生受声音、训诂之学，邀集群言，结为兑社。……回忆二十年前，同门之侣，如平湖张馥哉、随县黄离明、广济刘伯平、海宁孙鹰若、诸暨郑介石、沈阳孔惕庵并君暨余七八辈，尝于严冬深夜，偕趋大学夹道之黄氏庐寓，冰雪著于襟袖，而不知觉。”[31]刘赜（即刘伯平）说：“时同游门下者，平湖张文澍馥哉、海宁孙世扬鹰若、成都曾缄慎言、长沙骆鸿凯绍宾、辽宁金毓黻谨庵、上虞锺歆骏丞、诸暨楼巍幼静被诱接尤厚。私门讲肄之勤，虽夕不休。往往柝声四起，校舍键闭不得入，先师辄辟室授餐，以家人畜之。每值良辰，则率众游豫。”[32]

金毓黻自北大毕业后，回到东北，长时间投身政界、商界，做过奉天省议会秘书长、吉林省财政厅总务科长、长春电灯厂厂长、东北政务委员会机要处主任秘书、辽宁省政府秘书长、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等。但从政和经商都不是他的志向，他的志趣还是研究学问。他说：“余本书生，嗜古成癖，不幸而投身政界，而与政治关系甚浅，而外人不之知也。且吾国数千年之惯，学优则仕，仕优则学。学问政治无明确之界画，故学问之士非投身政界无以谋生。实以此为谋生之具，非以其有兴味而为之也。必于此处洞悉无遗，始有以明吾辈之素守。”[33]因此，他从政没有放弃学术研究，每每回忆其与黄侃相处的日子，对过去从黄侃问学的生活无限向往：“检阅在京校日记，可存者以黄师论学语为最多。回忆当日师友讲习之业，已渺如隔世矣！”[34]1927年下半年，黄侃到东北大学任教，金毓黻极为欢欣，多次前往拜谒，通信及诗文唱和频繁。黄侃对金毓黻的东北史研究十分支持，热忱提供文献和建议，认为金毓黻所撰写的渤海国史著作应采用长编体，并为之拟书名曰《渤海国志长编》，亲自题签。黄侃赞赏金毓黻，而金毓黻则把黄侃对自己的称赞视为莫大的荣耀，往往将他人转述的黄侃对自己的高度评价记在日记中，对黄侃的鼓励极为珍视。如1927年11月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盖先生颇赏余治学能谨守绳尺，本师说以为学而不为外物所囿。……汪希针语余曰，黄先生每与相遇必称毓黻，相念至深，又尚论关外人必以余为称首，何其见爱之甚也！谨志于此，以证渊原所在。”[35]1932年4月21日日记：“季刚师勖余甚至，永镌于心，不可忘也。”[36]对章士钊说他的文字风格像黄侃，他也深以为意，在日记中专门记下章氏的话：“静庵文从黄君季刚，上接余杭，今掌省府书记。”[37]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金毓黻处境危险，在与日伪的周旋中营计逃离。次年春，黄侃到北平避难，此间他给金毓黻写了一封信，用的是篆体，且隐晦深奥，希望金毓黻在艰难中保持气节。书云：“谨庵大弟足下：艰贞晦明，内难正志，以心说释，庸可既乎！侃羁旅宛平，忽已三月，所常讽咏，唯有赵豳卿《孟子题辞》一篇，足下当亦同好也。承闻所著《渤海国志》已成，敬为署首付令子送上，令子亦雅材勤学，可为君庆。山川修阻，音问多不得通。所愿皓首相思，保其珽美。太虚为室，何闲往来。握管之间，涕霣行内。黄侃再拜。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38]金毓黻对黄侃的意思自然明白，但出于安全的考虑，他没有给黄侃回信。金毓黻最终于1936年7月通过转道日本，逃到上海，摆脱了日伪的威逼和利诱。黄侃的这封信，是金毓黻念念不忘的，他在1937年3月13日将此信录于日记中，并抒发感慨说：“所谓‘艰贞晦明，内难正志’八字，谨铭心版，寤寐不忘，终得脱险就夷，亦先生是书启之也。”[39]金毓黻从上海又来到南京谋职，专谒黄侃故居“量守庐”，见中堂悬挂黄侃遗像，即“叩拜于堂前”，感叹自己“迟来一年乃不得承教，怆恻曷极”[40]。两个月后，黄侃逝世周年纪念，金毓黻积极筹划操办，并被推举执笔撰写祭文。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中央大学迁至重庆，此时金毓黻在安庆安徽省政府秘书长任上，他南京家中的书籍及黄侃家的书籍，经与黄侃的儿子黄念田商议，转藏于同一地点——采石矶鲁宅。抗战胜利后，黄侃书籍损毁很严重，又是金毓黻帮助整理，运回南京中央大学暂存[41]。金毓黻与黄侃后人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即使新中国成立后，亦是如此。

由以上史实可知，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同为黄侃弟子，且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都得到黄侃的赏识，但此后他们与黄侃的关系及对黄侃学术的态度有一些差异。傅斯年最早与黄侃分道扬镳，范文澜到延安后也不愿再谈曾师于黄侃，金毓黻则终生遵从师教。这样的学术态度，也影响了他们与老师的个人关系，傅斯年与黄侃关系最淡[42]，范文澜与黄侃私人交往的资料也不多，金毓黻与黄侃关系则较为紧密。就与黄侃的私人感情而言，如果将金毓黻作为黄侃的拜门弟子的话，范文澜是半个拜门弟子，傅斯年只承认自己是黄侃的学生[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