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新考据学：传统学术的继承与创新

援庵的学术成就在许多方面超出前人和同辈，后人亦鲜有人能超过他，由此确立了他的“世纪学者”的地位。为进一步说明他所开启的考据学新时代，还可就他对传统学术的继承、创新及对后世的影响再做些分析。从学术渊源讲，他直接师承的是清代考据学，其学术融合了清代学术的精华，包括全祖望、顾炎武、赵翼、钱大昕、王鸣盛、王念孙、王引之、朱彝尊、谢启昆、俞樾等人的学术。王国维说，清代学术凡三大变，“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新”[20]。援庵先是以“乾嘉之学精”为师，后来承“清初之学大”，由钱大昕的精密考证而到全祖望、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他还善于创新，道咸以来新的治学方法亦被他发挥得十分充分。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得学毛泽东思想”，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道路，学之精、学之大、学之新，他兼而有之，能够博采众家之长，并根据时代的需要，用学术回应现实，“终随革命崇今用”，成了他学术的归宿，这是他对传统考据学继承与创新的总体路向。

具体讲，援庵从钱大昕那里获得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考据的方法。钱大昕治学皆由“实事求是”出发。他说：“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21]但他所坚持的“实事求是”主要反映在考订古籍方面，追求一字一事、一物一名之真。而援庵则将这一思想升华为科学精神和学术思想精髓，即追求历史的真实，从历史现象中归纳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援庵说：“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又说：“苟欲实事求是，非有精密之中西长历为工具不可。”[22]他所建立的历史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等学科，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在考史方法上，援庵在许多方面继承了钱大昕的方法，而且进一步求缜密，以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考玄奘出游年份。他还善于总结，将钱氏的方法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了援庵自己的方法论。

援庵“通史以经世致用”的思想师承于清代朴学的鼻祖顾炎武。顾炎武主张为学宜“经世致用”，援庵说：“古人通经以致用，读史亦何莫非以致用？”[23]又说：“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24]虽然司马迁、刘知幾、杜佑、司马光、李焘、徐天麟、李心传、陈傅良、王应麟、马端临、黄宗羲、王夫之等都十分注重史学的功用，他们的思想都对援庵有所影响，而给予他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是顾炎武。抗战期间，他反复研读《日知录》，深受其经世思想的熏染，称赞《日知录》是清代第一流的著作，并将之列为“史源学实习”的教材。他的学术研究已不再专心致志、一味纯粹于精密考证，而是将考证与明道救世结合起来，追求经世致用，发挥史学的功用。从事考证，然其目的、意义却在考证之外，由此形成了他的爱国主义史学。

援庵的爱国主义思想萌生于幼年家乡流传的厓山忠烈故事。辛亥革命前后，这种思想形成。1917至1937年“七七事变”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他致力于确立中国的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地位，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25]又说：“我们是干历史的，就当然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26]“在自己的岗位上把工作做好，超过外国”，这是他的一贯思想，那种“史在他邦，文在海外”的现象令他无法忍受，他认为这不仅是史学工作者的耻辱，亦是国家的耻辱，因发愤撰出“动世界而垂久远”的专精论著，相继推出《元也里可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等名作。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阻止敦煌经卷外流，他与北京文化界的爱国仁人共同发起“敦煌经籍辑存会”，并就北京图书馆藏敦煌经卷八千余轴，分类考订，编成《敦煌劫余录》，以“劫余”二字，谴责斯坦因、伯希和对我国敦煌遗书的掠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援庵的爱国主义思想成熟起来，所著《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和《通鉴胡注表微》等，借考史论史，表彰宋末、明末遗民不肯事敌的高尚气节，斥责从逆汉奸依附新朝欺压同辈的不义勾当，全面论述他的爱国思想。李瑚《励耘书屋受业偶记》将援庵的爱国思想归纳为四个方面，即“爱中国”“外夷狄”“斥降臣”“表遗民”。这也是继承了传统史学的民族意识，因此他在沦陷区保存民族文化、保留读书种子，创建了“有意义的史学”。援庵的爱国思想之所以在抗战时得到升华，从思想根源讲，是受了全祖望的影响，从现实方面讲，也是反抗日伪统治的需要。这为他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由爱国志士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准备了思想基础。

援庵治学的方法，既有传统的，亦有西洋的，建国后，他还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无论采用什么方法，他都没有离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牟润孙曾评论说：“援庵先生由考据及西方汉学入手，也学了西洋方法，而终于回到通史以致用中国传统史学路途上来。他早期研究宗教史、中西交通史，最后回到研究《资治通鉴》，讲传统政治史，讲传统史学方法，诚如向觉明（达）所批评，援庵先生成了‘正果’。环顾近代史学家中能深明大义者，援庵师应居首位。”[27]他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交往甚深，从伯希和那里了解到西方汉学家治学的方法；“七七事变”前，他与日本学界交往频繁，十分注意借鉴东洋学者治学的方法，那珂通世治元史，多纪元胤撰著《医籍考》，在方法上对他都有启发。他在传统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借鉴外来方法，用外来方法作补充，真正达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胜“夷”，学“洋法”不离“土法”，这是援庵给后世留下的成功经验。

从中国近代史学看，援庵学术的创新还包括开拓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诸如古教史、比较宗教史、宗教与民族文化、宗教与政治关系史、中西交通史等，他对敦煌学亦有开创之功。他所建立的历史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还有甚有成就的目录学、版本学，不仅为近代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还成了他度人治学的金针，泽惠一代又一代学人。他毕生从事考证，学风严谨，成就卓著，在许多重要领域和课题研究方面，至今没有人能超过他，可以说达到了20世纪的最高水平。他接过清代乾嘉学术，又为传统考据学辟造了一个新时代。因此，陈寅恪称他“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称他为“世界学者”[28]。牟润孙评曰“民国以来史学开山大师”，“百世楷模”，“为中国近代史学史写下新的一页”。[29]启功则称之为“近百年的一位学者”[30]。这些评论应该说是中肯的。

而且，援庵的学术还影响了几代学人。他与马相伯、英华、陈庆年、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胡适等讨论宗教史问题，与傅增湘、余嘉锡、杨树达、柳诒徵、袁同礼等讨论古籍文献目录、版本等问题，与孟森讨论长术及清史问题，在学术上和同时代人相互影响；张星烺、郑天挺、姚从吾、向达、韩儒林等与援庵有亦师亦友的关系，学术上不同程度都受了援庵的影响；陈述、翁独健、王重民、孙楷第、傅振伦、蔡尚思、邓广铭、邵循正、柴德赓、牟润孙、白寿彝、史念海、单士元、方国瑜、启功、刘乃和、赵光贤、李瑚、张恒寿、史树青、苏晋仁、葛信益、杨殿珣、郭预衡、李希泌、那志良、王树民、张守常、刘家和等当代著名学者，他们早年或得列援庵门墙，或亲承师教，深受其学术影响，虽然他们并非都是新考据学者，但他们从援庵新考据学中所得到的启示，在各自的治学实践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援庵这些早年的学生如今多已谢世，但他们培养的学生又多成为当今学术界的栋梁，薪尽火传，传统学术之炬一代接一代，愈燃愈炽。还有方豪、包赉、杨廷福、汪宗衍，他们数十年以通信方式向援庵请教，是援庵的函授学生，都在学术上大有建树，或因学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当代著名元史专家、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志玖私淑援庵学术，不仅得其思想、方法之神韵，还深得援庵著述之体，其论著多仿援庵，是模仿“援庵体”最佳最成功的大家，亦见援庵学术影响之深。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援庵所开辟的领域，于今已是硕果累累，如元代民族文化史、中西交通史、中国历史文献学等，古代宗教研究又有新的发展，敦煌学已形成专门学科。中国国际汉学中心的地位已经牢固确立，实现了援庵生前的宿愿。陈述说：“几十年来，在援庵先生的号召下，他的学生们（包括再传的、私淑的）勤奋钻研，在史学的各个方面，有些已接近、赶上，或者超过法国、日本的，当然与援庵先生的提倡、号召、勉励是分不开的。……先生德高望重，影响面宽，泰山北斗，祭酒荀卿，带动一代风气。”[31]无论从援庵的学术贡献，还是从其对传统学术的继承、创新及对后世的影响看，援庵都称得上是20世纪中国新考据学的大师和学术巨匠。

（2000年第4期）

[1]陈智超：《陈垣先生与佛学》，载《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陈垣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8页。

[3]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56页。

[4]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65页。

[5]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16页。

[6]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55页。

[7]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3页。

[8]胡适：《介绍几种新出的史学书》，载《现代评论》1926年第4卷第91期。

[9]陈垣：《史讳举例·序》，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10]陈垣：《通鉴胡注表微·避讳篇》，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11]孙智昌：《陈垣先生校勘学散论》，载《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www.xing528.com)

[12]陈智超：《史学二陈的友谊与学术》，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46页。

[13]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

[14]陈寅恪：《元西域人华化考·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影印“励耘书屋丛刻”本。

[15]桑原骘藏：《读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5年第6期。

[16]白寿彝：《要继承这份遗产》，《励耘书屋问学记》（代序），三联书店1982年版。

[17]杨志玖：《陈垣先生对元史研究的贡献》，载《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8]蔡尚思：《陈垣先生的学术贡献》，载于《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

[19]牟润孙：《从〈通鉴胡注表微〉论援庵先师的史学》，三联书店1982年版。

[20]《王国维遗书》第四册《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2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卢氏群书拾遗序》。

[22]陈垣：《中西回史日历·序》，中华书局1962年版。

[23]赵光贤：《回忆我的老师陈援庵先生》，载《励耘书屋问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

[24]陈垣1943年11月24日《致方豪函》，载《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5]见郑天挺《自传》，载《郑天挺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26]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陈垣先生》，载《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

[27]牟润孙：《从〈通鉴胡注表微〉论援庵先师的史学》，载《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

[28]见尹炎武1933年4月27日《致陈援庵函》，载《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9]牟润孙：《从〈通鉴胡注表微〉论援庵先师的史学》，载《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

[30]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载《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

[31]陈述：《回忆陈援庵老师的治学和教学》，载《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