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的考据学新进展

援庵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宗教史、中国历史文献学和元史，其惯用的方法是考证。所考证的范围很广泛，上至先秦，下至清末，重点在元明清。

援庵的宗教史研究，包括古代宗教及世界三大宗教流传中国的历史，还有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研究范围之宽，实为20世纪中国宗教史学史之最。其学术贡献可归纳为以下数端：

第一，开创了20世纪中国的“古教研究”。所撰“古教四考”，都是关于外来宗教的探讨。这些宗教在中国曾一度兴盛，后又逐渐衰微以至绝迹，援庵勤苦搜剔，严密考证，再现了四教的盛衰历史，其成就超出前人及同辈。关于也里可温，钱大昕、刘文淇、洪钧、多桑、魏源和日本学者田中萃一郎、坪井九马三等都有研究，而最后解决问题者实为援庵。自其《元也里可温教考》出，无人能再深入一步。关于摩尼教，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1）、王国维、蒋伯斧等均有研究，至于其流传中国的原委，还是以援庵的《摩尼教入中国考》最为扎实，连伯希和、王国维都被折服。《火祆教入中国考》不仅廓清了该教流传中国的历史，还纠正了钱大昕、杭世骏、徐继畲、俞正燮、朱一新等人有关研究的错误。此文问世六十多年，才有学者利用吐鲁番文书对援庵的研究做了进一步的考订。“一赐乐业”即以色列，教为犹太教，援庵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亦是民国以来的开山之作。

第二，“开宗教史比较研究之先河”。援庵的宗教史研究几乎遍及历史上主要宗教，为便于宏观把握，常常把不同宗教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每一种宗教论著，虽然重点在某一宗教，但大都与其他宗教相联系或相比较而研究。《元也里可温教考》虽然重点论述元代基督教的聂思脱里派，但也论述了也里可温教与佛教的关系。”尤其是《汤若望与木陈忞》，可以说“是一篇比较宗教史研究的典范，它比较了天主教与佛教，而且是在东西文化的广阔背景下进行比较，开宗教史比较研究之先河”[1]。比较的范围亦相当广泛，包括宗教民族特征、文化习惯、彼此势力消长等。

第三，以“学养纯粹”赋予宗教史研究的科学精神。援庵研究宗教史，但非宗教徒。他于20世纪初虽曾一度有基督教信仰，然未被基督扳去，始终坚持宗教平等、信仰自由，以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各教。他善于利用教外典籍考证宗教问题，因为教外典籍的宗教偏见相对来说比较小，其撰《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利用大量官书、档案、文集、笔记等史料，订补教会史籍的阙误，论证教士的品学、端行、奉教热诚等。他与胡适辩论《四十二章经》的身世，亦是利用了教外史籍的材料，不仅推证周密严谨，而且在思想方法上亦能略胜一筹。他说：“信供不如信证，故每在教史以外求证……佛家记载如可信，吾何为不信，奈其可信者甚少何。故尝谓研求教义，自当寻之内典，研求教史，不能不证之外典也。”[2]还有他与梁启超论玄奘出游年份，其考证无懈可击，而且态度十分谦和，处处显示了“学养纯粹”，使其论证极具科学精神。

第四，借宗教史研究在沦陷区弘扬爱国史学。援庵一贯注重宗教与民族文化、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七七事变”后，他的研究跳出宗教史的圈子，言宗教而不在宗教本身。如他撰《明季滇黔佛教考》，曾说：“本文之着眼处不在佛教本身，而在佛教与士大夫遗民之关系，及佛教与地方开辟、文化发展之关系。若专就佛教言佛教，则不好佛者无读此文之必要。惟不专言佛教，故凡读史者皆不可不一读此文也。三十年来所著书，以此书为得左右逢源之乐。”[3]《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都体现了这样的著述义旨。“皆外蒙考据宗教史之皮，而提倡民族不屈之精神者也。”[4]“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5]并团结北京地区爱国知识分子，共同擎起爱国主义史学的大旗。

第五，“材料的新解释与新材料的发现”。援庵考史，注意别人不大留心的材料，往往于常见材料中得出新解释；同时，还十分注意新材料的开掘。《明季滇黔佛教考》“所引明季书四十余种，滇黔书五十余种，多人间共见之书，而不知其有佛教史料。所引僧家语录六十余种，多人间未见之书，更不料其有明季滇黔史料矣”[6]。所言“僧家语录”，即援庵在故宫发现的《嘉兴藏》，此书多年无人过问，是援庵开掘到的“三百年沉霾之宝窟”。

援庵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方面成就最大者是年代学、史讳学和校勘学，其次是目录学和版本学。其贡献可综括为三：一是创立了三门辅助学科，二是为人指出了治学门路和方法，三是为近代意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建立了基础。

《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是援庵用科学方法创制的两种历表，不仅为中西回三种历法提供了可靠的换算工具，还在理论上确立了近代意义的历史年代学。民国年间著名学者陈庆年展读《朔闰表》，“曾叹为史界未有之作”。他致函援庵说：“一则中外史实有待参于比照之日历者綦多，有此则无数纠纷可以解决（回历尤要，自唐以来蕃客来华者至众，影响于国史者甚大）。一则出版界沉寂殊甚，此书一出，如暗中得明，可腾耀于外邦也。……尝谓读史非比较时日，鲜不为古人所误。如黄巢陷广州，《唐书》本纪及《通鉴》均谓在僖宗乾符六年，而《旧唐书·卢携传》及《五代史·南汉世家》又明言在乾符五年，两说相差一年，未知孰是。据阿剌伯人纪载，则谓其事在回历二六四年，久思以其说证之，惜无书可以比照中回历日。今检大著，回历二六四年为乾符四年八月初三日至五年八月初二日，乃知《旧唐书》及《五代史》较《新唐书》《通鉴》等为比较的可信。即此一端，尊著之有功于考据界，岂不伟哉！”[7]胡适评曰：“此书在史学上的用处，在史学上凡做过精密考证的人皆能明瞭”，“我们应该感谢陈先生这一番苦功夫，作出这样精密的工具来供治史者之用”。“这种勤苦的工作，不但给刘羲叟、钱侗、汪曰桢诸人的‘长术’研究作了一个总结果，并且给世界治史学的人作一种极有用的工具。”[8]而且援庵的总结是前无古人的，后来的年表大多参考了他的书，虽有补充、改进，亦都是建立在他奠定的年代学基础上。自从这两部书问世，中外史料的运用在纪元方面的换算就不再是什么难事了。(www.xing528.com)

避讳是中国特有的风俗，它缘起于周，形成于秦，盛行于唐宋，至清更加严密，各代有各代的避讳。援庵根据这一特点，系统总结历代避讳，撰成《史讳举例》。他说，避讳“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盖讳字各朝不同，不啻为时代之标志，前乎此或后乎此，均不能有是，是与欧洲古代之纹章相类，偶有同者，亦可以法识之。研究避讳而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者，谓之避讳学。避讳学亦史学中一辅助学科也”[9]。又说：“史书上之记载，有待于以避讳解释者甚众，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之史也。”[10]《举例》以列举案例的形式论述古书避讳的方法、种类、避讳改史实、因避讳而造成的讹误、避讳学应注意的事项、不讲避讳学的贻误及避讳学的利用等问题，寓理于事例，于考据方法示范性极强。避讳学由此成为一门新的专门学问。七十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史学家通过这部书掌握了避讳学的知识，并运用于考史实践，史讳学由此成为学者治史“一门路一钥匙”。

校勘是自孔子以来学人整理古籍惯用的方法，尤其是清代，校勘之风大盛，但校勘学并未形成专门的学问。援庵十分注意校勘，认为“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他通过校补《元典章》的实践，撰成《校勘学释例》，第一次用近代科学方法对传统的校勘学做了认真的总结，系统地归纳了古籍致误的通例，提出“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等四法，以此四法校版本、核异同、辨真伪、定是非，四者互相联系，各有长短，须综合运用，便能取长补短。援庵以科学的精神、缜密的方法和严谨的论证，将传统的校勘实践升华为近代的校勘学，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与贡献亦是无人能比的。孙智昌说：“清代可谓校勘学的兴盛时代，当时的学术重心就是校勘考据，著名学者亦多以校书著作，由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卢文弨、顾广圻等一代硕儒共领风骚。校勘硕果累累，泽被后人不浅。但清代学者在校勘学上，没有任何人能和陈垣先生相比拟。清末民初，和陈先生同时代的梁启超、胡适等，亦在校勘学上摸索。梁启超亦总结校勘方法，但他的校法互相重复，语言冗繁，未能阐明其内在规律，和陈先生的‘四法’相比，几不能望其项背。虽然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很有名，但在本书中提出的校勘方法，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而陈先生在《释例》中提出的‘校勘四法’在文史界几乎尽人皆知，其影响不可估量。”[11]《释例》问世六十多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不断有校勘学著述问世，多在《释例》基础上补充、改写、普及，并没有超出《释例》所论及的范围。他总结的“校勘四法”，一直被人们奉为古籍整理的圭臬。胡适在1934年为本书作序说，此书“是土法校书的最大成功，也是新的校勘学的最大成功”，是“中国校勘学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道路”。陈寅恪评论此书“发凡起例，乃是著作，不仅校勘而已”[12]。许冠三论“校勘四法”，亦说：“既是总结前贤心血结晶的承先之作，也是旁通西方近代文献鉴定学的启后之作。”[13]

援庵以目录为门径，踏进学术殿堂，他在目录学方面留给后人的成果有《敦煌劫余录》《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和两篇教籍目录。虽然他没有撰出像余季豫《目录学发微》那样的目录学专著，总的来说，其成就不抵季豫，但在专门目录书的编纂上则超出之。版本学亦是援庵的长项，他一贯倡导注重最古的本子和异本及版本源流，在版本学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由于缺乏系统的总结，其成就未能超出清代学者。

援庵元史研究的成就集中反映在元朝民族文化史和元代文献整理等方面，拓宽了元史研究的领域，科学地论证了元代民族文化发展水平，为繁荣元史学做了扎实的基础工作，为后来者铺垫了更宽广的道路。特别是他对元代史学家胡三省《通鉴》注的研究，不仅是其个人学识的记里碑，还可看作20世纪上半叶传统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总结。

《元西域人华化考》是援庵精心架构的一部杰作，在他早年的著述中最为得意。这部书考证了元代中西文化交通，规模宏大，一问世便折服了中外学人。蔡元培称之为“石破天惊”之作。1935年12月陈寅恪为之作序，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先生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极具功力。……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先生是书之所发明，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然则是书之重刊流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岂仅局限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14]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读是书，称赞援庵是一位用科学方法整理材料的中国史学家，“非独为研究元代史学，即研究中国文化者，亦有参考此论著之必要”[15]。李思纯《元史学》称赞其考证“精湛绝伦”。白寿彝云此书“对于治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学者说，是一部必须阅读的书”[16]。

《元典章》多采自原始档案，保存了元朝典章制度、社会经济、政教风俗、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大量史料，由于文字芜杂而被忽视。清末学者沈家本重刻此书，遂使之广布于世。沈本雕刻精良，但讹误百出。故援庵选之为底本，用故宫藏元刻本及四种旧抄本进行比勘，校出沈本一万二千多条错误，据以撰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布惠史学界。杨志玖说：“若无《校补》而冒然利用沈刻本，对其中年代、人名、地理、名物制度等种种错误毫无察觉，势必影响对元代典制史实的正确理解，也会以讹传讹，贻误读者。陈先生称沈氏刊出此书以广流传为《元典章》之功臣，我们更可以说，《校补》为沈刻本的功臣，其造福于本书读者真是功德无量。”[17]

《元秘史》是一部关于蒙古族先世和成吉思汗家族的历史和传说，原用蒙古早期语言文字写成，明初译成汉文。其译法：正文用汉字转写蒙古字音，旁注汉文译义，每节后又有汉文总译。这部书在翻译时是如何译音用字的？明清以来一直没人注意。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用日文翻译蒙古史籍，他发现蒙古文与日文文法相同，逐句直译，无须增减，即可成文，自那珂通世发现这一秘窍，日本学界研究蒙古文者越来越多。援庵大概是受了那珂通世的启发，才注意到汉译《元秘史》的译音用字问题。经他研究，发现汉译《元秘史》中，汉字转写的蒙古字，不仅单纯译音，而且尽量用音义相近的字。这种音义兼备的译法奥秘首先由援庵揭示出来，并总结了其译音用字的规律。在现代汉语中，许多外来语亦多由音义兼备的译法译成，古今人心智相同，经援庵指出，人们对此方法的认识更加明朗了。

《通鉴胡注表微》是援庵晚年的一部带有总结性的旷世之作。这部书通过胡注，言史法、史事，发议论，并表述出胡注微言大义，即依据胡三省的身世来探讨全注的政治倾向和思想倾向。郭预衡《援庵先生治史的方向》一文，将《表微》所表之微综括为三：一曰表“亡国之痛”；二曰表“力主恢复，反对投降”；三曰立“劝戒”，讲“治术”，论“民心向背”。中国传统史学历来注重史法、史义，发挥史学“褒贬劝戒”功能。刘知幾《史通》论史法，章学诚《文史通义》讲史义。《表微》前十篇系统总结史法，构成了援庵的史学方法论；后十篇论史事，借事论理，史论结合，深入阐述自己的史学思想和历史观。因此，这部书思想性极强，可以说是援庵的“思想专著，而不是纯粹的史学专著”[18]，表明了他的通史以致用的治史方向，“援庵史学晚年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也借着它表现出来”[19]。此书是援庵晚年寄托思想的代表作，在近现代学术大师中，也有晚年寄托思想的论著，若论思想水平与学术价值，难能与援庵的《表微》比肩。《表微》充分发挥传统史学的史法、史义、史例和“褒贬劝戒”的功能，把20世纪中国传统考据学推向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