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新考据学与陈垣的治学探索

20世纪中国的新考据学是传统考据学的发展，它的形成与近代中国传统史学的变化有关。中国传统史学有两个系统：一是官方系统，一是民间学者系统。直到清末，这两个系统一直完整地运行并相互依存。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封建帝制被推翻，传统史学的官方系统崩溃了，史官制度、官修史书制度瓦解，史馆裁撤，史官星散，传统的正史体例——纪传体衰落，编年体被改造，实录、起居注等编纂制度及体例寿终正寝，这就是说和封建帝制相适应的封建史学体系从传统史学中被彻底剔除了。至此，民间学者系统便成了传统史学的主要构架，这样也改变了传统史学的发展方向，使之从封建政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越来越学术化，其研究方法愈益追求科学性，以适应新的社会和时代的需要，从而使传统史学的发展步入了近代化的道路。在史学近代化过程中，作为传统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考据学发生了变化，得到更新。王国维、陈援庵、陈寅恪、胡适、顾颉刚、柳诒徵、杨树达、余嘉锡、吕思勉、岑仲勉等大家，受到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同时又都十分推崇乾嘉诸老。他们继承了乾嘉学派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学术精神，讲究方法缜密，擅长多种辅助学科综合运用的考史手段，又吸收了近代西方的科学思想和方法，传统人文精神与近代科学方法相结合，把传统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形成了以考史和文献整理为特色的新考据学。

新考据学在考史方面，选题范围和研究领域较之清代大大拓宽，考证的问题有古史系统、典章制度、历史人物、史事、史料、年代、文物考古、职方地理、史籍目录、版本等。其成果具有完整体系和严密逻辑结构，所征引的史料除一般史籍外，还有地方志、地理书、钟鼎彝文、笔记、诗赋、报刊、释教内典语录、墓志、碑刻、谱牒家乘，等等。特别是甲骨文、敦煌文书、汉晋简牍、明清大内档案等史料的四大发现，极大地推动了考史学术的繁荣，考证的方法亦更具科学性。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援庵综合运用史讳学、年代学、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多学科知识进行考据，陈寅恪的诗文证史，顾颉刚利用“层累地造成古史”的思路辨伪。他们运用科学方法考史，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如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柯劭忞的《新元史考证》，陈援庵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元也里可温教考》《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蒙文通的《古史甄微》，陈梦家的《西周年代考》，谭其骧的《新莽职方考》，孟森的《清初三大疑案考实》，谢国桢的《清开国史料考》和《晚明史籍考》，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考证集》，等等，不胜枚举。有关正史文献的校补，集中汇编于1936至1937年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还有大量数不胜数的金甲文字及文物考古方面的考史论著，这些成果集中展示了新考据学的大成就。许多著名学者以其卓越的考史成就奠定了他们的“大师”地位，由此在学术界形成了一个“大师群”。

文献整理亦是新考据学的主要任务和内容，包括甲骨文整理，敦煌文书编目、搜集与整理，汉晋简牍的编辑，明清大内档案的分类、编目与整理，各类史料的选编、汇编，史籍的校勘、补遗、注释标点、笺证、翻译、解题、引得、编目、提要、介绍与读法等，亦是成就斐然，名家名著层出不穷。许多学者在文献整理与考证过程中，十分重视实践的总结，归纳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并逐步被学术界奉为治史的规则。如陈援庵运用避讳考史，因将史籍文献中的避讳材料排比类例，撰成《史讳举例》，使避讳学成一专门学问；又通过校补《元典章》，总结出古籍通常致误的原因，并将具有普遍性的误例条列出来，总结出校勘古籍的四种方法，撰成《校勘学释例》一书，由此奠立了近代意义的校勘学。同样，还有目录学、版本学、年代学、甲骨学、简牍学、档案学、史料学，等等。这些学科的形成，为建立近代中国历史文献学奠定了基础。(www.xing528.com)

援庵毕生从事考史和文献整理，是20世纪新考据学典型代表人物之一。其考史先由古教入手，进而在中西交通史研究及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创获。以后，他又发扬“经世致用”的学术，致力于爱国史学，最后踏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道路。他晚年的旧作整理与再版，体现了传统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结合的探索，其学术道路亦显示了20世纪传统史学近代化的发展轨迹。援庵治学，有两个动力源泉：一是学术研究的实践，一是社会现实的需要。前者推动了他早期的史学研究，后者形成了他晚年的学术特色。他一生治学，一刻也没有脱离传统，一刻也没有脱离现实，传统人文精神、近代科学方法与对现实问题的把握和回应是其学术活动的灵魂。其研究选题看起来窄而深、专而精，又多以列举类例为成果形式，文言撰成，但他善归纳，往往于类例之中推出“公理公例”，不但让人能“窥一斑而知全豹”，还能获得做学问的法则和规律。他所建立的史学理论和方法，都是实实在在的，示人以准绳，度人以金针。他的研究受到同时代大师的称赞。陈寅恪评《元西域人华化考》，认为此书“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并不局限于西域人华化。朱师辙跋《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说：“此有关世教弘著，岂徒发潜德幽光而已”，“况当此小雅尽废，沧海横流，人心陷溺之日，苟非先觉，恶导迷津，其有关世教，不益重乎”。言佛言道，不在佛道本身，不为考据而考据。所以他的许多重要论著，不仅方法缜密，学风严谨，而且很具思想性、时代性，代表了新考据学的学术水平，具有时代或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