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制度论》在古代社会研究中的重要性

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也是经常有人称道的好文章。典章制度与征伐战斗或年代世系不同。这往往牵涉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问题，仅凭考证方法没法从根本上弄清这些问题。我们比较郭沫若同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殷周制度论》就可以看出他们在方法上的根本区别。也正如郭沬若同志在其书《自序》中指出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王与胡当然还有所不同，但他们同是对社会的来源弄不清楚。比如王氏在文章一开头提出虞、夏、商、周文化系统时说：

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故以族类言之，则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立起于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

他说以族类言，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以地理言之，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因之以为夏商文化略同。这种说法也是“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没有摸到边际。其实这虞夏商周四代，以族类言之，正好虞商族类上是一个系统，而夏周是一个系统。有虞氏是中国阶级社会的开始，属于夷族而地处东夷，它和殷商属于一个大的系统，《鲁语》云，“殷人褅舜”，也说明这个问题。而夏周正好是一个系统，他们都是黄帝后，而以天鼋为图腾。郭沫若同志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中曾经指出天鼋即轩辕，《周语》下“我姬氏出自天鼋”犹言出自黄帝[16]。这是非常正确的解释。我们可以为之补充，黄帝的故事和后来鲧的传说有关，《左传·昭公七年》有“鲧殛羽山，其神化为黄熊入于羽渊”的记载，而黄帝号有熊氏，有熊和鲧、禹的称呼都和龙蛇图腾有关。所以以族类言之，王氏之说正好相反。但王氏谓夏原处东方，仍是卓见，后来夏逐渐西徙，遗族为周。

但《殷周制度论》仍然具有值得重视的论断，比如他说：

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

这些议论有值得重视的地方，也有值得商量的地方。我们说值得重视，是指出这些是“周公制作之本意”。也就是说，周公制礼，即制定出封建王朝的典章制度，这种制度比殷商奴隶社会制度进步。就此而论，孔子之祖述周公也不能说是倒退。但谓殷商完全没有宗法制度也值得商量。童书业教授在《论宗法制度与封建制的关系》[17]中指出：“商代显然是有宗法制度的。……商代没有宗法制度，就等于说商代还在母权制氏族时代，同时在婚姻制度上，还是对偶婚时代，还不曾形成一夫多妻制，这岂非笑话。”童先生有详细议论，我们只是引用他的结论。

总之我们是肯定王国维先生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上的成就的。虽然他还有局限性，但在当时，他在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方法上加上近代的治学方法，他用考古学上的材料来证实文献上的记载，使久已沉埋的史料又活跃起来，和他同时的康有为、章太炎相比，在治史的方法上他跃进了一个时代。和古史辨派相比，是一破一立，这为后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古史的学者们扫清了道路。所以郭沫若同志在肯定王国维先生成绩的同时，对于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学说，也加以肯定道：

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18]。

虽然对于顾先生的学说内容还需要许多分析及补充，但总的来说我同意郭沬若同志对于王、顾两大家的评价。

1969年原稿，1979年改稿。

（2000年第4期）

[1]《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2]《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3]《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三篇。

[4]《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www.xing528.com)

[5]《观堂集林·洛诰解》。

[6]《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令彝令簋与其它诸器物之综合研究》。

[7]《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令彝令簋与其它诸器物之综合研究》。

[8]《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令彝令簋与其它诸器物之综合研究》。

[9]《周初矢器铭文综合研究》。

[10]见《尚书表注》下引。

[11]《冠礼新探》。

[12]《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13]《诗·大明》。

[14]《周初矢器铭文综合研究》。

[15]《书经集传》。

[16]《献信鼎考释》。

[17]《历史研究》1957年8期。

[18]《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追论及补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