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初年的历史回顾与分析

关于西周初年历史，王国维先生也做过探索。西周初年，文王、武王及周公的时代，文献材料少，铜器也不多，所以有许多史实自来不很清楚。《尚书·周诰》虽然有长篇累牍的记载，但诘屈聱牙，实在难读。在这许多篇中，《大诰》《洛诰》更比较重要，它们一个是周公东征开始时的文诰，一个是东征结束治洛时的文诰。东征是关系到西周生死存亡的大事，如果把这一段的事实搞清，有关西周开国的关键问题也就清楚了。王国维先生当然知道这种道理，所以他曾经三次讨论《洛诰》。他虽然没有完全弄清《洛诰》中的问题，但他并没有走入歧途。其中最容易迷途的问题是关于“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中“公明保”的解释问题。“明保”是当时最为关键的人物，当时许多大事都是由他承担起来的，因此对于他必须有一个明白的交待，否则关于周初已经不很清楚的历史会更加糊涂起来。王国维先生虽没有明确指出“明保”是谁，但他对这一段文字进行解释时指出：

前周公言“予其明农”，有致仕之意，故成王极道周公之功以留之。“予小子其退”以下，则又成王将归宗周，命公留守新邑之辞也。后者，王先归宗周，周公留雒，则为后矣。宗礼，谓记功宗作元祀之礼。时虽行宗礼，四方尚有未服者，故命公留新邑镇之也。四方迪乱，是公功未终，明公未可去也。[5]

以上他解释说，“公功未终，明公未可去也”之“明公”当指周公言。这本来是正确的解释，如果解作别人或者是伯禽，则周初许多重要史实将陷于矛盾之中无法解释。

王国维先生虽然指出“公明保”是周公，但他并没有详细解释，因而是没有说服力的，以致后来于此还是解释纷纭，莫衷一是。我想，应当肯定这种解释并且找出根据来。关于《洛诰》中的“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的解释，自伪孔传以来不得其解。伪孔传解作“成王顺周公之意，请留之自辅，言公当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此后唐宋经解以至清人疏证大体沿此途径，以“明保”作动词，而牵强附会，解释不清。他们之所以做如是解，一来是把“明保”解为人名，在史料上没有根据，找不出一个叫“明保”的人来；二来是解作人名和下文的“予冲子”又连接不起来，两个名词在一起，下面又没有承接起来的动词，于是只好把“明保”当动词用，后来又引用《多方》的辞句作证，好像问题已经解决了。但事实不然。铜器中数见“明保”都是人名，郭沫若同志因之以驳斥罗振玉道：

以“公明保”为动词，中国自来无是语法。罗释据《多方》一语乃由前人误读，不足为证[6]。

这是很正确的意见。以此“明保”之应是人名，是可以肯定的。但这位“明保”究竟是谁呢？颇有商讨余地。沫若同志以为就是“鲁公伯禽”，并且说，“明保之当为人名，且为周公之子，由《令彝》文已明白；再由《明保殷成周年》一器更得一有力之旁证”[7]。依常解，《令彝》原文，“周公子明保”。可以解作“周公的儿子明保”，但这也有困难，所以沫若同志又说：“然不幸鲁公伯禽别号明公明保之说为历来所未前闻。”而与此有关的《洛诰》记载，其中记载仍以解作周公为适合，因此沫若同志以为《洛诰》文有错简，他说：

其自“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以下，直至“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夙夜毖祀”一节，闲插在王与周公对话文之间，与上下文义了不相属。……余谓此等辞句均周公教导伯禽之语也……更有进者，《周书》中有佚篇名《旅獒》，余以为当即《鲁诰》之讹变。[8]

后来谭戒甫先生也同意这种说法，以为“保”字古与“俘”字音义相通，伯禽名保即名俘，正好是名字相通[9]。这些议论有一定的理由。《洛诰》一篇是比较凌乱难懂的古文献，其中可能有错简，宋代朱熹也说过其中有些话不知何所指[10]。因此，宋元诸儒以至清人对之也用力最勤，经过他们的辛勤努力，这篇文献的大义还是可以通晓的。根据金文、《尚书》中的记载和西周的历史事实，我以为“明保”即周公本人，王国维以“明公”指周公是正确无误的。今做具体分析如下：

（一）《洛浩》虽不易通读，经过疏证还是上下文义相属。开头是周公相洛卜洛及与成王互相勖勉的话。有人曾以为《康诰》开始“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乃洪大诰治”等四十八字是《洛诰》一篇开始的脱简，也有道理。下面是周公请成王举行殷礼，改元宅洛而表示了自己退休的志愿。后来成王亟道周公的功勋，请他居洛而自己回到宗周，也正如上面所引王国维的解释，“前周公言‘予其明农’有致仕之意，故成王极道周公之功以留之。‘予小子其退’以下，则又成王将归宗周，命公留守新邑之辞也”。如果依沫若同志意见，把其中大段成王与周公的对话说成是周公教导伯禽的《鲁诰》，并没有解释“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一句的含义，既不是周公诰伯禽，也无法解作成王诰伯禽。为什么在周公诰伯禽的时候，加上成王的诰诫？而且语气称谓不相类。成王对伯禽不会称呼他“予冲子”，“予冲子”应当是自称而不是他称，况且伯禽居鲁没有居洛尹三事四方。《左传·定公四年》明白地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这是《洛诰》和《令彝》很好的注解，“尹天下”的是周公，而伯禽不过是“职事于鲁”。我们以为插入《鲁诰》的说法只是一种“猜想”，而且是永远不能证实的“猜想”。

（二）把“明保”解作周公最困难的地方当然是《令彝》原文，“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一句话的含义。既然明指“周公子明保”，为什么说是周公本人？其实这是古今称谓有所不同，这不是周的儿子明保，是周的公子明保。如果明保是伯禽，他和周公的父子关系，天下共知，无再指出必要，在铭文中也无此先例。这不是两个人，“周公子明保”即指周公。“周公”是尊称，“子明保”也是对周公的尊称，前后一人。“周”是氏，“明保”是字。“明保”而称为“子明保”，杨宽教授曾经说，“西周贵族男子取字，个别也有不用‘师某父’方式，而称‘子某’的，如唐叔虞字子于”[11]而郑游吉字“子大叔”[12]。那么“子明保”也并不是突出的现象。而且周公名“旦”字“子明”，正好名字相应。《说文》，“旦，明也”，是现成的证据。至于“子明保”，是和周公曾为太保有关。周初武王及成王初年，周公为太保，太公望为太师，所以称之为“师尚父”[13]。召公可能是继周公之后为太保的，这一点孙星衍早已看出来了，他在书序“太保作旅獒”下疏证道：

“太保”，伪传以为召公，非也。《周书》《史记》并称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自成王幼在襁褓中，召公为太保，始见贾谊《新书》，作伪者以此太保为召公，疏谬甚矣。

这是有道理的话，不能因为成王时召公为太保，便把一切周初的太保都说成召公。其初应是周公。如果说《旅獒》是《鲁诰》而有证据的话，这“太保作旅獒”的太保正好是周公，因为召公不能“作《鲁诰》”。“子明保”同于“师尚父”，一是周公，一是太公。

就其他铜器记载言，以“明保”为伯禽也有困难，比如《王令明公尊》有：

唯王令明公

遣三族伐东

或（国）在猕邑，鲁侯又（有）

（猷）工（功），用作（旅）彝。(www.xing528.com)

铭文上面说王令明公伐东国，这是指周公东征，下方说鲁侯有猷功，是说鲁侯也立了功，明公和鲁侯是两个人。用现在的语言来说：

成王命令明公派遣三族讨伐东方各国，鲁侯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作旅彝为纪念。

如果说“明公”就是鲁侯，连赞成此说的谭戒甫先生也有疑问，他说：

还可以反问：在一个器中，何以要两个名称歧出呢？也可能明公就是君陈。那时明公尹三事四方，鲁侯是不是也在明公所尹的范围之内呢？这样的提法似乎也不坏。[14]

至于明公是否君陈可以不做考虑，因为这毫无证据。在一个器物中，一句话而有两个名字歧出，好像说，“王派遣明公东征，鲁侯立了大功”，一定指出明公鲁侯是一人，古今似少这种语法。可惜谭先生提出疑问，但没有解决。我们以为问题很简单，两个名字是指父子两人，问题就解决了。

（三）如果解明保为伯禽，无法解释“尹三事四方”的人。谭戒甫先生曾经指出“成王命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士僚，可谓是总揽内外诸政，其权极大，其位崇高”。这是很重要的意见，这种地位在当时也只有周公相当，他是“相王室以尹天下”的人，不会有周公、伯禽同时两尹天下的事。《令彝》说：

佳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寮。丁亥，令矢告周公官，公令司同卿寮。佳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成周令。舍三事令，众卿事寮，众者尹，众里君，众百工，众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既咸令。……

这是说周公尹三事四方后，对于“三事”“四方”下的两道命令。只有“相王室以尹天下”的人才能“尹三事四方”。“三事”是对朝廷臣工说，“四方”是对“众诸侯”说。我并且以为“三事令”就是今传《尚书》中的《立政》。《立政》云：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

呜呼！孺子王矣，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准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乱，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慎，时则勿有间之。……呜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准人则克宅之，克由绎之，兹乃俾乂。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继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励相我国家。……

以上“三事”或曰“三事大夫”，《诗》中多有之，如《小雅·雨无正》有“三事大夫”，即立事、牧夫、准人，或者是任人、准夫、牧。这是周公返政后，成王当政，周公“戒成王以任用贤才之道，而其旨意，则又上戒成王专择百官司之长”[15]。用现代语言说，这是周公返政，告诫成王治国的纲领，这是大事，所以周公说：“呜呼，孺子王矣！”又说：“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周公放下这个担子，成王接受这个担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人事，成王如果不能立政，则不能完成文王、武王、周公已经完成的统一大业，而且这是世界史上首先成立的封建王朝！这明明是周公旦，也就是“周公子明保”发布的命令，也就是《令彝》中的“明公朝至于成周出令，舍三事令”的原文。这命令的发布者绝不是伯禽！他没有这么高的地位说：“孺子王矣！”

“四方令”就是《尚书》中的《多方》，《多方》说：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

所以它的全称应当是“四国多方令”，简称“四方令”。《诗·豳风·破斧》有“周公东征，四国是皇”，《毛传》以为“四国，管蔡商奄也”，后来蔡沈《集传》说“成王即政，奄与淮夷又叛，成王灭奄归作此篇”，又引苏氏曰，“《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八篇虽所诰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其实是周公东征返政后，告诫东方各国的殷人（主要是殷人）“臣我宗多逊”，这样还可以“宅尔宅，畋尔田”，否则要“致天之罚”。东征践奄的是周公，颁布三事四方的也是周公。他虽然返政，仍是“相王室以尹天下”的人。如果把他说成伯禽，是伯禽相王室以尹天下，伯禽出三事令、出四国多方令，无论在历史上无征，而且何以处周公？伯禽并没有承袭他父亲的职位，并没有父子同时并尹天下，也没有先后两尹天下。

我们同意王国维的解释，他解释《浩洛》中的“明公”为周公，但他没有说出这种主张的理由和根据，我们只好替他补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