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更新的史学方法论

20世纪初年，陆着社会学传入我国，近代西方以近化论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也渐为士人所熟知。刘师培对西方社会学尤为关注，自谓“予于社会学研究最深”[16]。因之，他颇多心得，以为中国新史家应借鉴西学，在方法论上也要有所更新，这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几方面：

一是加强史家的逻辑思维。刘师培认为西方社会学所以能成为藏往察来的“精微之学”，说到底，是得益于它有一套健全的逻辑思维方法：“大抵集人世之现象，求事物之总归，以静观而得其真，由统计而征其实。凡治化进退之由来，民体合离之端委，均执一以验百，播始以验终，使治其学者克推记古今变迁，穷会通之理，以证宇宙所同然。”[17]集诸多现象，由统计而征其实，是为归纳法；执一以验百，则为演绎法。他指出，这两种逻辑思维的方法，中国古代原本有之。例如，荀子所谓的“大共”，道德家言“由经验而反玄虚”，讲的就是社会学的归纳法；荀子所谓的“大别”，阴阳家言“执一理以推万事”，讲的就是社会学的演绎法[18]。但可惜，经久湮没无闻。旧史家所以侈陈往迹而不明进化之理，除了囿于循环论的历史观外，还在于“史官不明社会学之故也”，即不懂得逻辑思维的方法。所以刘师培主张，欲治新史，史家不能不加强自己的逻辑思维训练。例如，他在《拟编辑乡土志序例》中论及如何编“风俗志”时就曾指出：“今编此志，宜搜集人世之现象，推记古今迁变，以验人群进化之迹。”[19]这里强调的便是归纳法的运用。

二是开阔视野，会通中外，运用比较研究法。19世纪中叶后，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所以得到迅速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交通的日趋发达大大方便了学者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的历史、文化、风俗进行综合的考察研究。“社会学非常注意原始社会史和用比较法来研究无文字民族社会制度的起源和发展”[20]。刘师培显然理解了这一点，故他说：“今西人言社会学，非含世界全体研究之，则其法不成。”[21]达尔文考察各地动植物，渺思穷想，求其会通之理；甄克里的《社会通诠》，征引众多史实，以证宇宙同然，无不是如此。由是，他引出了重要的结论：“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典籍”，必须“参考西籍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西方有关中国历史的典籍和著作，“足补中史之遗”[22]。他在《重刊洪氏元史西北地附录释地序》中，就高度评价清廷驻法俄公使洪钧的著作有三善：“据西书佚事，以正史册之治讹；本大食之方言，训佉卢之文字，是曰正名；定声，其善三。”[23]他还借助法人拉克伯里的《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探讨中国民族起源[24]。虽然事实证明该书的“中国人种西来”说，纯属杜撰，刘师培据为信史是一失误，但他积极借鉴外人研究成果的本意，还是可取的。二是在肯定人类历史文化具有共性的基础上，指出中外比较研究有益于加深对中国历史现象的理解。事实上，刘师培已在自觉地运用此种研究法。例如，为说明洪荒之世，民智初开，故其观察事物知具体不知抽象，而言词简单，与后世殊异，他举证说，西儒告尔敦曰，达马拉人举数儿左手撮右手之指计之，故其数至五为止。而中国文字也恰恰是“五”字以下皆有古文，“六”字以上皆无古文，可见古人同样以五为止数。此外，西方社会学指出，文明幼童与野蛮近，欲言赤色，则言金鱼，欲言黑色，则言薪炭。而在中国古籍中，色之字都有代名，如曰铁、曰墨，皆黑的代名；曰金、曰华，皆黄色的代名，“是古人不知离物言象之确证”[25]。刘师培的中外比较研究，当然还只是处在简单类比的层次上，但重要在于，它提示了史学研究的一种崭新的思路。

三是重视考古。西方的考古学作为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20世纪初也开始被介绍到了中国。它引起了中国士人的关注，但却非人人都能很快接受和理解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是肯定考古学，后又力斥其非，以为“以地质征者，斯犹探汤而验虚实，刺血而质亲疏，愚者持以为证，非其证也”[26]。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刘师培却始终高度重视其价值。他甚至不无道理地断言，“以掘地术精，克致古初之造物，因古器以穷古制”[27]，即考古学的发达，正是西方社会学赖以成立的又一重要原因。刘师培认为，中国要发展新史学也应当重视考古。“欲考古政”，可有三种途径：一曰“书籍”。上古渺茫，但《世本》诸书去古未远，藉其“片言单词，皆足证古初之事迹”。二曰“文字”。造字始于苍颉，察其繁简衍变，也可“窥治化之浅深”。三曰“器物”。木刀石斧，今虽失传，“然刀币鼎钟，考古家珍为拱璧”。他对考古的理解不仅限于“洪积石层”（考古发掘），是较为全面和正确的。但他对其时中国尚无条件开展野外考古，深为惋惜：“中国不知掘地之学，使西人之法行之，必能得古初之遗物。况近代以来，社会之学大明，察来彰往，皆有定例之可循，则考迹皇古，岂迂诞之辞所能拟哉！”[28]刘师培相信，中国上古史研究最终有赖于考古学的发展，这是很有远见的。

四是从地理角度研究古代学术史。(www.xing528.com)

20世纪初年，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国风行一时。它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无视其内部的因素，是非科学的外因论。但它毕竟注意到了地理条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又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其时，人们多以此解说中西文化的差异，尤其是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刘师培则另辟蹊径，提出了“学以域分”的命题，主张从地理与人文关系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学术史。刘师培自己已开始做了初步尝试。他指出，据西人那特轻的《政治学》诸书，山地之民坚韧不拔，有崇尚实际之风；泽国之民向慕虚无，常具活泼进取精神，学术也因之互异。所以，毫不奇怪，东周以降，中国学术的发展不仅以长江、黄河为界，且以山地泽国之别，各异其趋：齐国背山临水，故有管子、田骈之学，“以法家之实行，而参以道家之虚无”，若邹衍谈海，则又活泼进取之证；西秦三晋之地，山岳环列，民风强悍，故申、韩、商君“法家者流，起源于此”；鲁承周公之典，习于傉礼繁文，“儒家亲亲尊尊之说，得而中之”；宋承殷人事鬼之俗，墨子尊天明鬼之说，得行其间。“盖山国之民修身力行，则近于儒，坚韧不拔，则近于墨，此北方之学所由发源于山国之地也”。楚北临汉江，南极潇湘，地为泽国，故老子之学起于其间。“从其说者，大抵遗弃尘世，渺视宇宙，以自然为主，以谦逊为宗，如接舆沮溺之避世，许行之并耕，宋玉、屈平之厌世，溯其起源悉为老聃之支派。此为南方之学所由发源于泽国之地也”[29]。是为诸子学因地理而异。刘师培还撰有《南北经学不同论》《南北理学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论美术援地而区》等文，以为经学、理学、考证学、文学、美术等的发展，也无不皆然。将古代多样化的学术流派，一概按地理区分为南北派，难免有失绝对化，但刘师培自觉到了地理环境对社会风俗与学术分布的影响，提出“学以域分”的命题，对于开拓人们的思维空间，仍然是十分有意义的。同时，应当指出，他并未将地理条件绝对化，因为他还指出随着交通日开和学者间的交往增加，南北学派的差异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五是将小学与社会学结合。作为朴学家，刘师培精通小学。他发现原为治经津梁的小学与西方社会学具有互补性，二者的结合将可进一步彰显社会的进化轨迹。他说，“西人社会之学，可以考中国造字之源”[30]，即借助西方社会学原理，可以进一步理解中土文字的缘起与发展。但社会学远未成熟，其穿凿附会之说尚不能免，故是学的昌明，又不能不借中土文字以为折中。因为，“文字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而中土文字以形为纲，察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状况，昭然毕呈。故治小学者必与社会学相证明”[31]。刘师培著有《小学发微补》《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等文，是其探讨二者结合的代表作。其中，他曾指出，“尊”为酒器，古代奉以祭神，引申为尊卑之“尊”。是上古唯尊者能握祭祀之权，唯天子能祭天，诸侯、大夫、士、庶人依次减杀，“以祭祀隆杀定尊卑”。“君”“父”二字皆象持仗之形，说明上古凡握兵权者皆居尊位。“贵”“贱”二字皆从贝，是古代富者必贵、穷者必贱；而“民”训冥，以民生不得学，故曰愚民。“观此四证，则阶级制度之起源，可以深思而得其故矣”[32]。这显然使人们对上古社会的认识变得大为丰富了。章太炎对刘师培在这方面的探索，称赞不已。他在给后者的信中写道：“大著《小学发微》，以文字之繁简，见进化之第次，可谓妙达神指，研精覃思之作矣。下走三四年来，夙持此义，不谓今日复见君子，此亦郑、服传舍之遇也。”[33]将小学与社会学结合，使小学超越了作为治经津梁的传统，而成为考索古代社会史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不但是合理的，而且当看作其时在史学领域实现中西融合的一个值得重视的积极成果。

从强调新史家加强逻辑思维训练，到主张将传统的考据方法与西方社会学原理相结合，说明刘师培对史学方法论更新的见解，已具有相当的系统性。人所周知，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被公认是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最初代表作，自有其重要的价值。但也毋庸讳言，二文于史学方法论却甚少涉及。所以，刘师培能从历史观和方法论两个方面探讨新史学，就不单是独具特色，而且是难能可贵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