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确立新的进化历史观：揭示人类演进真相

刘师培认为，中国史书记事述制，明晰周详，“然治化进退之由来，民体离合之端委，征之史册，缺焉未闻”[6]，即无由阐明历史进化的规律。究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旧史家囿于传统的循环论的历史观。他说，“中国前儒，推论世运，以为世界递迁，一治一乱，终始循环，周流不息”。《易经》之义，言阴极则阳生；《春秋》之义，言乱极则治生；许慎《说文解字》，“亦曰亥终则复始一也”，都无非在强调这一点。但是，随着“进化学理日昌”，此种循环论已被证明全然不符合历史的发展，“悉归无验矣”[7]。故史学欲通古今之变，助益群治，便不能不接受西学，确立新的进化的历史观。

在刘师培看来，史家确立进化的历史观，还须打破两种传统观念。

一是打破以帝王为中心的观念。“中国史书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8]，即以封建帝王为中心，而事实上，君由民立，人民才是社会历史进化的主体。因之，著新史当反其道而行之，着重考察群体进化的大势。这主要有五：“一历代政体之异同，二种族分合之始末，三制度改革之大纲，四社会进化之阶级，五学术进退之大势。”具体讲，当突出中国历史上的以下重要事件：黄帝、唐尧、商汤、周武即位，周民逐厉王，周避犬戎东迁，古哲学家孔子生，秦始皇即帝位，陈涉起革命军，晋避五胡南迁，隋文帝一统南北，沙陀夷李克用主中国，宋南迁，蒙古入主中原，满洲入关，洪秀全起义金田村，联军入北京[9]。与此相应，新史书还必须改变依王朝更迭铺陈史实的传统体例，改用“西人新历史的体裁”[10]，而以时代区先后，注重彰历史进化的阶段性发展。在《中国历史大略》中，他从民族主义出发，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以下四个时代：上古（三皇五帝至周），“汉族增势的时代”；中古（秦至唐），“汉族扩张的时代”；近古（梁至明），“汉族衰弱的时代”；近世（满清），“异族窃国时代”[11]。同时，刘师培还首倡以黄帝纪年。这固有与康为立宪派的孔子纪年相颉顽，以利排满宣传的一面，但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打破人们的以帝王为中心的传统观念。所以他在《黄帝纪年说》中指出：“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今纪年用黄帝，则君主年号徒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攻而自破矣。”[12]

二是打破封建的正统观念。刘师培认为，旧史家一方面歌颂帝王、圣人，另一方面则极力贬抑农民起义的领袖，这里体现的封建正统观念，与进化的历史观格格不入。他特别指出，司马迁著《史记》，在作完《孔子世家》后，便作《陈涉世家》，人以为不伦，实则是为史家卓识。他说政治与教育是群治进化的两大要素，“如若没有孔子，就不能集学术大成，这教育就不能完全了。如若没有陈涉，就不能起革命风潮，这政治就不能改革了。所以陈涉共孔子，是个一样看重的”[13]。孔子、陈涉所以都值得史家立传，是因为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里，都为群体进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他称陈涉为“中国革命家”，在作了《孔子传》后，更撰《陈涉传》。同样，刘师培以为洪秀全的业绩不逊于朱元璋，但史官“一则崇之如帝天，一则目之为潜窃”[14]，是一种可悲的历史偏见。他称颂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袖，都是民族“绝大的英雄”，在《攘书》中特辟《帝洪篇》。需要指出的是，刘师培对郑成功的评价尤具深意。其时《浙江潮》《江苏》等革命派刊物多刊有郑成功传，颂扬其反清业绩，但刘师培以为这些文章都未能说清“郑成功的特色”。他将之归结为六点：一“保种的功业”，反清坚决而功勋卓著；二“辟地的功业”，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中国到了现在，天天受白种的欺侮，没有一桩敢与他抗，仿佛白种的势力都非黄种所能及的。他那里晓得二百年前还有一个战胜白种的大英雄呢”；三“没有奴隶的性质”，他的奋斗是为民族的，“不是为一姓的”；四“实行家族的革命”，与降敌的父亲决裂，破家族观念，“为民族尽力”；五“晓得内政”，开发台湾；六“晓得外交”，联络日本[15]。这里刘师培高度评价郑成功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收复、开发台湾的丰功伟绩，其识见不仅超越了封建正统观念，而且超越了狭隘的排满宣传，表现出近代民族民主主义更为开阔的视野。(www.xing528.com)

刘师培反对封建正统观念，在学术领域，便是反对儒学独尊，主张学术平等，即降孔子与诸子同列。他写的《孔学真论》一文，就是将孔子视为先秦九流之一，并指出其儒家学说自身的不足。

由上可知，尽管囿于排满宣传，刘师培对中国历史进化大略的概括有失偏颇，但他强调新史家当摆脱循环论和封建传统观念，在进化的历史观指导下，重新研究中国历史和着意表彰为旧史家长期贬抑埋没的民族英雄人物，其视野、情感，即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无疑已与旧史家判然相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