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史学思想及成就初探

杜蒸民

章太炎是我国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也是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1]。对于他在政治、哲学以至小学和经学方面的成就，学术界已经论述很多。但对于他在为创立资产阶级“新史学”方面的贡献，则迄今还研究得很不够。事实上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这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以及发展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有一定的意义。本文试图简略评述，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们。

章太炎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位杰出代表，与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也是很早就重视史学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的。早在上世纪末，他就开始从历史中寻找反封建的武器。他说，“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2]，为此，撰写过大量史学论文，也参加翻译过许多世界史方面的论著。本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他深感有对中国历史重新研究的必要，为此，写了《致梁启超书》《致吴君遂书八》以及收集在重印本《訄书》中的《尊史》《哀清史》等一系列史学理论方面的论文，阐述了他为革命而打算编著新的《中国通史》方面的主张。1906年，他第三次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更明确提出“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的主张。他说，所谓“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就是汉种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等内容。他认为“国粹”或民族主义，犹“如稼穑然”，依存于“史籍”中[3]，能起灌溉作用，只要中国人懂得本国历史，“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4]。这些思想与他的种族革命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有大汉族主义的毒素，但却表达了他用历史为当时的革命服务的指导思想，仍有进步意义。直到晚年，他还反复著文强调研究历史和学习历史对于当时挽救民族危亡的意义，他说，只有提倡学习历史，才能“使阅者得知国家强弱的原因，战争胜败之远因近因，民族盛衰的变迁”[5]，而“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国家”[6]。一句话，他“提倡读史之志，本为忧患而作”[7]。可见，他重视历史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是十分明确和一贯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很早就致力于“新史学”理论的创造，并在本世纪初就提出了与当时资产阶级史学大体相当的历史哲学。他说：“余自幼专治《左氏春秋》，谓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语为有见。”[8]又说，自己最初“持论不出《通典》《通考》《资治通鉴》诸书，归宿则在孙卿韩非”[9]。说明他开始时还是停留在古文经学派的传统史学阶段上。但是到了本世纪初，他就宣布自己是进化论的信奉者，并且以此作为自己观察社会历史的指导思想。在《訄书·原变》中，他说：“人之相竞也，以器。”认为“石刀、铜刀、铁刀，则瞻地者以其辩古今之期也”，宣传了以工具的改进作为人类进化尺度的观点。1902年在《致梁启超书》和《致吴君遂书八》中，则更进一步明确提出用进化论来编撰《中国通史》的主张。他说：“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面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 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他认为历史不是单纯地“褒贬人物，胪叙事状”，而应当“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原理”，历史不是颂古非今，引导人们向后看，而应“鼓舞民气，启导方来”，引导人们向前看。他品评了中国历史上的史书，认为“前史既难当意”，根本之点就在于不识进化之理。可见，他虽然在史书的体例上还保留旧的典志、纪传等体裁，但在指导思想上已用进化论与复古倒退的封建旧史观划清了界限。而且在历史的内容上，他也提出反对把中国通史写成“为人人开明履历”的本纪和列传，要求把中国通史写成“异夫策缝计簿相斫书之为者”[10]。从这样的历史观出发，他进而批判了今文经学派“三统”“三世”的循环史观，明确指出：“三统迭起，不能如循环；三世渐进，不能如推毂。”[11]打算在自己的《中国通史》中，“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没智沈，以振墨守之惑”[12]。他认为中国通史应包括“第一是制度的变迁，第二是形势的变迁，第三是生计的变迁，第四是礼俗的变迁，第五是学术的变迁，第六是文化的变迁”[13]等多方面的历史内容的发展变化。他还把突变的观念引入自己的历史哲学中，把《革命记》《光复记》《洪秀全考纪》一类内容列入自己的《中国通史》的写作计划之中[14]，这就显得比梁启超等的历史观更激进。

与上述历史观相适应，在治史方法上，一方面他继承了乾嘉学派的实事求是和“六经皆史”的观点和方法，同时又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方法，主张扩大史料和历史的视野，采用东西、中外比较研究，同时强调史事的考订，反对今文学派的主观臆断。他说：“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15]他还撰写《征信论》批判康有为等借今文经学“治史”，强调“治史尽于有征”，反对“妄意其事”。直到晚年，他还反复强调治史的目的方法首先在于“求是”，然后才是“致用”，认为历史“事实是错综复杂的，繁复的，无一定规律的。而历史乃是归纳这里种种事实，分类记载”，“明了历史的演进，根据他以致用”[16]。由上可见，他说的治史方法和他的历史哲学一样，虽然还不脱封建经学的古气，其内容则显然与传统经学有了很大不同。凡此，都表明了他史学上的自成一格的特色。

章太炎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观指导下，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写出了一系列密切配合资产阶级革命斗争，在政治上有重大影响，在学术上也有一定价值的史学论著，其中最重要的有《訄书》《诸子学略说》《秦献记》《秦政记》《芥物论释》等。

《訄书》的《原人》《序种姓上、下》《原变》《族制》等论文，既可以看作章太炎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资产阶级进化论的哲学观点的论著，也可以视为他用进化论解释中国上古史的史学论文。在这些文章中，他考察了人类的原始状态，考察了古代华夏族的形成史，考察了古代胡汉姓氏的同化史，对古代史特别是原始社会史，发表了许多卓越的见解。他说：“人之始，皆一尺之鳞也。化有蚤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犷而戎夏殊。”又说：“古者民知渔猎，其次畜牧，逐水草而无封畛；重以部族战争更相俘虏，羼处互效，各失其本，燥湿沧热之异而理色变，牝牡接构之异而颅骨变，社会阶级之异而风教变，号令契约之异而语言变，故今世种同者古或异，种异者古或同。”他说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民族一样，“中国虽文明，古者母系未变”，当时“同部男女旁午交会，无夫妇名”，直到夏朝母系社会终结，以男系为主体的家庭出现，从此，“女子称姓，男子称氏”，经历过由野蛮到文明的变化。他进而指出，随着种族战争的进行，历史上出现“胜者常在督制系统，而败者常在供给系统。一部悉主，一部悉伏地为僮仆”的阶级对立的社会。他说，中国古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其中“隶僚以下，其始皆俘虏，而后渐以惩谪罪人”。这里他关于阶级形成的观念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却在一定程度上摸到了历史的某些边际。在这些论文中，他还用地理史观来说明中国民族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他说：“文明之民，战胜之国，大氐起自海滨，为其交通易也，独中夏王迹，基陇坻、华山间。”就这样，他就用进化史观、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地理史观，对中国古史做了考察和说明，得出了与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相似的论断。这在当时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但是，章太炎在史学研究上成绩最大的还是对中国几千年学术思想史的研究。由于他在小学和经学方面有很高造诣，他在古史尤其在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上，具备异于常人的特别优越的条件。所以他这方面的著作不仅数量宏富，而且质量也很高。重印本《訄书》的《原学》到《学隐》等十三篇文章和《诸子学略说》等就是其中最重要的著作。

这些文章中，章太炎首先根据中外学术思想史的经验，明确提出，各科学术的创立和盛衰，都受制约于“地齐、政俗、材性”等三种因素，也就是说受制约于地理环境、社会政治条件和思想家的人物个性。他以此为据，通过把儒家与先秦诸子对比研究，对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史进行了批判和清算，中心是开展对于孔丘和儒家思想的批判。他指出：“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愈失其本真，愈附会愈违其解故。故中国之学，其说不在支离，而在汗漫。自宋以后，理学肇兴；明世推崇朱氏，过于素王；阳明起而相抗，其言致良知也，犹云朱子晚年定论；孙奇逢辈遂以调和朱、陆为能，此皆汗漫之失也。”这是他对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的概述，也是他批儒的一个大纲，其锋芒集中指向“定一尊于孔子”的文化专制主义。进而他批判了孔丘和儒学的“富贵利禄为心”的思想。他说孔丘“虚誉夺实”，尊孔派“苟务修古”，又说“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事而变”，“所谓中庸，实无异于乡愿”，又说“中庸者，是国愿也”，这些言论在当时具有战斗的意义。他继承了古文经学的观点，认为孔子充其量不过是“古良史”，儒家经典也不过为“纪事之书”，因而儒学的作用只在于是“客观之学”。他还把孔子“下比刘歆”。他的这些论点，虽然不无偏激之处，但确是高出康梁等改良派的。这是他的学术思想史研究与梁启超的基本区别所在，闪耀着反封建斗争的光芒。

他还从民主革命的立场出发，来利用和改造先秦诸子与其他思想家的学说。他推崇诸子学说，说诸子学说是“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他说老子“知成败祸福之事，悉在人谋，故能排斥鬼神，为儒家先导”，又说老子“博览史事，而知生存竞争，自然进化，故一切以放任为主”。对墨家，他说“非命之说，为墨家所独胜”，但“亦仅持之有效，未能言之成理”，尤其“墨家尊信鬼神而言无命”，是“自相刺谬”，但又肯定墨子的“兼爱”和“苦身劳形，以忧天下”的道德。他还十分赞赏庄子，说“庄子《齐物论》出来，真是件件看成平等。照这个法子做去，就世界万物各得自在”[17]。他尤其推崇荀况，以“孙卿为宗”，尊其为“先师”，说“孙卿死，而儒术绝”，看出荀孟的区别。他宣传了荀况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认为荀况“名以稽实”的观点，把逻辑推理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是值得称赞的。他也肯定商、韩的“法不阿贵”“一断于法”的理论和反儒思想。说商鞅的“六虱”和韩非的“五蠹”都是“拒儒家之说”。他也指出了汉以后儒法合流的趋势。对于汉以后的思想家，他大力表彰王充、王符、仲长统、崔实、顾炎武、王船山、颜元、戴震等人。他著《释戴》盛赞戴震的反理学斗争，又写《非黄》批评“黄宗羲学术计会，出顾炎武下远甚；守节不逊，以言亢宗，又弗如王夫之”。这里同样不无偏激之词、过头之语，然而也确包含了许多真知灼见。

就这样，章太炎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在进化论史观指导下，对封建文化的一些方面进行了批判和清算，这是他的学术史研究的特色，不仅具有反封建的意义，而且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这也是他的史学在当时和后来都发生重大影响的原因所在。

此外，他还写了一些直接服务于当时革命的古今人物传记、古今法律、官制等一些既有政治意义又有学术价值的论著。

概括地说，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积极从事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的创造，并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对学术思想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做出相当于甚或在某些方面超过梁启超等人的成绩，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创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从总体上看，他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成就仍然存在严重缺点，与梁启超、王国维等资产阶级史学家相比，似也略差一筹。

首先，他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虽然与梁、王等一样，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进化论和资产阶级社会学说，这种理论虽然较之以帝王将相家谱为内容，以复古倒退为指导思想的封建旧史观进步，但是不能真正科学地解释历史。而且，即使这样，他的理论不如梁启超系统、完整，方法不如王国维严密、细致，特别是由于他古文经学派家法束缚太厉害，他的历史包袱更沉重。这就使他不敢大胆批判封建史学，不敢大胆怀疑古文，他主张进化史观，又墨守旧史书的旧体裁，墨守封建正史三皇五帝的旧史体系。他相信进化论，但直到晚年还不信甲骨文和金文，视“疑古之学”为“魔道”[18]，视甲骨文和地下文物为“赝品”[19]。正如郭沫若指出那样，“先生之蔽，在乎尽信古书。一若于经史字书有征者则无不信，反之则一无可信”[20]。他用进化论观察分析上古史，但“六经皆史”“夷夏之防”的观念却更多地支配着他的历史的具体研究，以至大汉族主义的毒素严重。他还相信“中国人种西来说”，以为古代黄帝族是由古巴比伦迁徙而来，成为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所以他的古史研究，同样没有解决中国民族史上的重要问题。这样，他的历史观就显得更加驳杂，封建色彩也就更加浓厚。

其次，从历史的具体研究上，特别是在中国学术想史的研究上，他一面激烈反孔，一面又大讲“国粹”，这就使他在当时不可能彻底反对封建文化。加上他的形式主义的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方法，使他陷于偏激武断，缺乏科学性。这都预伏着他后来的尊孔。所以他的学术观点又是多变的。随着他在辛亥革命后政治上的不断倒退，学术思想也从反孔迅速转变为尊孔。对其他各种学术思想的评价上，有时为了强调“致用”，有时则坚持门户之见，因而偏激、臆断和附会之处很多。如说管、庄、韩“皆深识进化之理”，说惠栋、戴震等是“支那文明进化之迹，籍以发现”[21]的大功臣，都与历史的真实距离甚远。总之，庸俗进化论和传统经学的束缚，使章太炎不可能真正科学地解释中国历史。

（1983年第4期）

[1]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2]《菿汉微言》。

[3]《答铁铮》。(www.xing528.com)

[4]《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5]《论今日切要之学》。

[6]《历史之重要》。

[7]《与邓之诚论史书》。

[8]《自述治学》。

[9]《章太炎自编年谱》。

[10]《哀清史》。

[11]《征信论》。

[12]《哀清史》。

[13]《教育今语杂志》第二册《社说》。

[14]《哀清史》。

[15]《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

[16]以上均见《论今日切要之学》。

[17]《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

[18]《历史之重要》。

[19]孙思昉：《谒余杭章先生纪晤》，转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1935年》。

[20]《甲骨文辩证》上集序。

[21]《致吴君遂书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