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上最早的发达文明之一

20世纪初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反对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摆脱民族压迫，是紧迫的现实生活课题，它促使新史学思潮围绕当时的中心任务而兴起。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展示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一条新路，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来的史学发生了深广的影响。这是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

我们也可看到新史学思潮中出现的一些情况和问题：

新史学思潮向二千多年来传统的封建旧史学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敲响了“史学革命”的战鼓，而旧史学旧传统的力量依然顽固地表现着自己，采取各种方式来阻止新史学的发展。

一些学者翻译了从英国巴克尔《英国文明史》的部分章节，到日本坪井九马三《历史研究法》的大意或片断、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大都限于转述，缺乏独立研究，更谈不上形成自己的新史学体系。

介绍了黑格尔的历史唯心辩证法[130]，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历史观[131]，更只是零星片断，没有系统，尤少影响。民族史观、人种史观、地理史观、英雄史观等等，各种史学观点，各取所需，杂然并呈。

有的完全否定中国封建史学遗产，几乎主张史学西化、日本化。有的则提倡复古、国粹主义，认为西方新史学这一套中国自古有之。这两种思想倾向，有时在一个人的作品中往往前后出现，自相矛盾。

有的在起初讲的是封建旧史学范畴的“读史法”，而后来就讲到了资产阶级史学的“历史研究法”[132]。有的在起初就高度评价西方史学、社会学对改造中国旧史有益，而后来又反过来讲西方史学不如中国史学，西方社会学根本不适用于中国史学。[133]

各种不同形式的中国历史新书不断问世，但大多没有编全，不少且系取材日本。有些提出“史例”或“史目”或“史叙”，而未见史稿。

在政治思想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同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利用历史为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服务这方面，显然也各有不同。但是在史学思想上，革命派和改良派同属资产阶级。在批判封建旧史学、介绍资产阶级新史学这个问题上，则又有着共同的语言，是相通的[134]。在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启蒙工作方面，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从史学思想的进步发展来看，有的革命派代表人物就不如有的改良派代表人物。在新史学思潮中的影响和作用上，也有类似的情况。

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界出现这些情况和问题，反映了当时思想界的现实，反映了资产阶级学术文化发展的实际。辛亥革命前十来年的史学界，旧的面临危机，新的萌长急促，新旧矛盾斗争而又错综复杂，新史学思潮既有生动活泼、富有朝气的一面，又有肤浅零碎、变化多端的一面，形成了一种不稳定、不平衡的过渡性特点。

研究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探索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规律，清理近代的史学遗产，从中批判地吸取对我们今天发展当代史学有益的营养资料。研究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对我们今天开创史学研究的新局面，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过程来看，曾经形成过三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新局面：第一次形成新局面，是从19世纪末维新变法时期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开始输入拉开序幕，而主要是在20世纪初辛亥革命前的十来年间。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则是这次新局面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二次形成新局面，是从20世纪20年代末“五四”运动时期以马克思主义的开始传入为重要标志，并拉开序幕，而它的形成则是在此后比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的。

第三次新局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形成的。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从主要是少数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活动发展成为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运动，使中国的历史科学有了新的大发展。这三次史学研究的新局面，都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

我们今天80年代所要开创的史学研究新局面，既是第三次新局面的继续，又是新的历史时期在更高基础上的发展。它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它要求我们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总结以往的史学发展，找出今后发展的新路。这本来就是史学史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研究，对我们今天开创史学研究新局面，是不是有意义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吸取到一些有益的营养资料呢？据我初步考察，还是有一些的。例如[135]：

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既然在当时为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争取民主共和的斗争中发生了积极的作用，那么这个事实就给我们有力说明，史学应该而且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为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我们在开创史学研究新局面中必须首先考虑到的一个方向性问题。20世纪初年的历史条件和我们今天的完全不同。但是新史学思潮中那种满怀爱国王义激情，为救国、兴国，为“振发国民精神”，发扬“民族主义”而提倡史学革命、史学革新的精神，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很好地学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示，这就是：我们要为振兴中华而开创史学研究的新局面，要为振兴中华而研究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加强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

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中，批判过去的封建旧史注重政治史的偏向，提出应该重视文明史的研究，这不但在当时有进步意义，而且对我们今天也仍然有可以借鉴的地方。“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136]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利用各种不同的形式，研究并编写中华民族的文明开化史，对于我们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开创史学研究新局面，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中，“民史”思想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提出批判“君史”，编写“民史”，并不单纯是编修历史的方法和体例问题，而主要反映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农工商业，在文化上提高科学文化知识水平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在历史研究中愈来愈重视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巨大作用，使历史科学发展到新的阶段。但是到底在历史研究中怎样全面体现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的作用，还是长期以来在实践中不断探讨和解决着的问题。当年马克思认真读过英国资产阶级著名历史学家格林所著四卷本《英国人民史》，还作了读书笔记，说明他的重视，并注意从中吸取营养。这种批判继承人类进步文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那么，我们今天从20世纪初年的“民史”思想中能够吸取到什么有益的营养？提出和回答这个问题，应该说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知道，被誉称为文明史鼻祖的法国启蒙运动先驱者伏尔泰，在其名著《路易十四时代》的“导言”中曾经明确宣称，他“企图进行尝试，不为后代叙述某个个人的行动功业，而向他们描绘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面貌”。他“将致力于叙述值得各个时代注意，能描绘人类天才和风尚，能起教育作用，能劝人热爱道德、文化技艺和祖国的事件”。实际上，他在书中确是用了相当篇幅来“叙述这个时代的文化技艺、科学以及人类在精神方面的进步”[137]。这样卓越的史学思想，真正是人类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时历二百三十多年，丝毫没有减弱它的光辉，仍然值得我们加以批判的继承和发扬。

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中，已经暴露出有形而上学的问题，即对中国封建史学否定一切，而对外国资产阶级史学则赞美一切，以至本国历史读本也以外国的为好。这种错误倾向受到当时有些学者的批评，认为“本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皆在于是”，不能“望诸他山”[138]。“一国必有一国之特性，而后可言特立。”“政治、学术、技艺三者具备”，都有适合本国特点的一套，则“其国必大强”。中国人应当尽快“改其奴习”[139]，发扬中国古代优秀的史学传统。有人且进一步全面指出，“对于我国固有之学，不可一概菲薄，当思有以发明而光辉之”，“拾其精英，弃其糟粕”，而“对于外国输入之学，不可一概拒绝，当思开户以欢迎之”，但“于我国现势不合者，则无宁舍之而勿顾”。“譬人之饮食然，既欲物之适口，又必欲不妨害于卫生。若以多多益善，物物而啖之，急不暇食，必罹腹胀垂毙之患”[140]。这种辩证的精辟之见，发之于20世纪初年，不但极为可贵，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开创史学研究新局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以至整个精神文明，仍不失有值得借鉴的深刻意义。

20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如同整个史学发展的历史一样，本是客观存在着的。而我们对它的认识则是有一个过程。我们能够认识和反映到什么水平，决定于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得如何，对有关历史资料是否搜集得充分和全面，决定于我们对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掌握的程度。拙稿所以名之曰“初考”，也正是因为，关于20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对我个人来说，还只是新的探索的起点，也只是认识过程的开始。而且所谓“新史学思潮”，仅仅是当时中国整个史学发展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于新史学思潮的考察，也是极其粗略而远非周全的。因限于篇幅，还有一系列问题未及做进一步的考察，例如：新史学思潮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及其在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史学领域新旧史学思想的矛盾和斗争；史学界对所谓中国“无史”问题的争论；史学界对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的最初提出；新史学思潮与其他社会学科的关系；历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的思想演变；历史分类思想的发展变化；新史学思潮中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国粹主义思潮在史学领域的反映；新史学思潮中的形式主义问题；新史学思潮与辛亥革命，等等。以后还要继续加强学习，深入发掘新资料，开扩视野，展拓新领域，努力去做进一步的探索，争取写出“再考”或“补考”，使自己对20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思潮的认识能够不断有所前进。

（1982年第3期）

[1]详见拙稿《简论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史学》，《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九。

[3]参考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1979年，北京：中华书局。《訄书》，1958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4]《清议报》，1901年9月3日，第90册；9月13日，第91册，“本馆论说”。

[5]《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第1号，“历史”。

[6]《政艺通报》，1902年8月18日，第12期，“史学文编”。

[7]《新世界学报》，1902年9月2日，第1号，“史学”。

[8]《译书汇编》，1902年12月10日，第9期，“历史”。署名“衮父”。

[9]《中国新史学》，我从两个地方的图书馆所见书，都未署编者、出版者和出版时间。但据《中外日报》1903年8月11日广告、《中国白话报》1903年11月第2期广告，说明系1903年镜今书局新书。集刊的著译主要是梁启超、曾鲲化等人，还有日本人的。

[10]《中国史》编者，原署名“横阳翼天氏”。据我考证，应是湖南新化留日学生曾鲲化。出版时间，原署（孔子）纪元2455年3月24日发行。有的学者定为1904年。据我考证，应是1903年。这两个问题的具体考证，因这里限于主题和篇幅，且属次要问题，所以暂且从略。

[11]《日本历史讲座》，第8卷，《日本史学史》，［日］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编，东京大学出版会，1958年10月25日，第二版。

[12]杨鸿烈：《史学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3页。

[13]《日本历史讲座》，第8卷，《日本史学史》。

[14]坪井九马三这篇自序，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夏应元翻译，并经近代史研究所邹念之 审阅。

[15]《译书汇编》“历史”，1902年12月10日，第9期；12月27日，第10期。

[16]坪井九马三（1858—1936），日本文学博士，帝国学士院会员，东京帝大名誉教授，日本史学界元老之一。浮田和民（1859—1945），日本法学博士，早稻田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久米邦武（1839—1931），日本文学博士，被称誉为日本国史学开拓者之一。

[17]《新民丛报》，1902年，第13号，《章太炎来简》。

[18]《苏报》，1903年3月24日，“新书介绍”。

[19]1903年“闽学会丛书”之一《印度史》中的广告专页。闽学会是福建留日学生组织的。刘崇杰翻译的《史学原论》，也是作为该会丛书之一出版。

[20]《游学译编》，1903年，第4册，广告。

[21]《新体中国历史》，吕瑞庭、赵征璧编纂，1907年，商务印书馆。1910年出到十一版。民国后，经修订，1921年，出到二十七版。

[22]《汉声》，1903年7月24日，第6期；9月21日，第7、8期，“史学”。

[23]《学报》，1907年7月10日，第6号；8月9日，第7号，“历史”。

[24]《游学译编》，1903年7月15日，第10册，“历史”。

[25]《学报》，1907年2月13日，第1号，“历史”。

[26]参考严复《群学肄言·叙》：“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

[27]《译书汇编》，1900年，第2期，广告：“已译待印目录”。

[28]梁启超：《东籍月旦》，《新民丛报》，1902年，第11号。

[29]《泰西政治学者列传》，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

[30]1936年胡肇椿译本《英国文化史》上册“概论”部分七章的标题是：一、历史研究底方法；二、自然定律底影响；三、形而上学者所应用的方法；四、道德定律与知识定律底比较；五、宗教文学及政治底影响；六、历史文学底起源；七、由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英国思想。

[31]据《日本文化史要》，见《教育建设》，1942年，第4卷，第5期。

[32]南洋公学译书院译印本，书名为《英国文明史》，“汤寿潜署检”，署“英伦勃克鲁原本”，“南洋公学译印”。书明“光绪廿九年第一次活字摆印”。其实际译刊内容，仅原书第一卷“概论”部分前 五章。

[33]《学部官报》译刊的，书名为《文明史》，署“英国白格耳著”，“仁和魏易译”。我只见到译刊原著第一卷第一、二章及第三章开头一部分。这里列举两种译本第一、二章的标题，以资对照参考：
南洋公学译本：篇一，总论史学考证之原、人事齐次之理，凡人事每受制于心理、物理，故史学与格致有密切之关系；篇二，论天然物理于人群组织、个人品质上所施之感格力。
《学部官报》译文：第一篇，论研究历史之方法，论人事之有定程，人事受制于心灵及身体之公例，不明天然理学者不能言历史；第二章（篇），论物理之影响及于社会之组织及国民之品性。

[34]胡译本前面仅有一篇很短的《巴克尔小传》，简述巴克尔生平经历。

[35]为节省篇幅，这里只选录几条，以见其大意：
一、从来史家才力薄弱，目炫于人群诸务之繁赜，心懵于统核各国人性特殊之法，与夫各事物之定理，而欲成一诸法具备之史，为史家质学之导，所谓独谓其难者也。
二、史家积理构思，不本之学术，而凭虚发难，惝恍无主，久且并其自然之意趣，心理学之所得，皆为后起之念所误，莫衷一是者有之。使与证之质学国计则实而有征，始知人之作为，有时牵于公理，不能如志，犹之万物亦自有其物理之例，不能逾也。逮乎援据明塙，从前之误，不烦言而解矣。
三、统核人群心理间进步之公例，不得凭心理求之；徒凭心理，乃一人自察之法耳。求公例则均一切法，均一切法奈何，破除一切翳障，事事归之实验而已。
四、文明进步浅深之故，在乎措施之适当与否。而措施之当否，非考察不为功。今有一国焉，以纯固之精神，用之于文明之措施，凡所考察，皆经历验，其国有不日进于文明者乎。不然，措施失当，考察不精，轻信多疑，乖违迭见，其国奚自进乎文明哉。

[36]1904年，京师学务处官书局印行。《中国史学通论一编》为屠寄所编，《中国史学通论续编》《中国史学通论三编》为陈黻宸所编，都是京师大学堂史学科用的中国史讲义。我见到另外一种版本，书名为《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署“陈黻宸讲述”，但未标明出版时间。

[37]据我所见，陈黻宸的《读史总论》，曾先后在上海《政艺通报》（1904年第17号）、四川《广益丛报》（1905年第60、61期合刊本）刊载，可见流传之广。

[38]德国经济史学家贝洛夫：《德国史学史》，见《日本历史讲座》，第8卷，《日本史学史》。

[39]苏联维诺格拉多夫：《近代现代英国史学概论》，何清新译，谢琏造、张书生校，三联书店，1961年。

[40]摘录后来1936年胡肇椿译本《英国文化史》中的相应一段，以供参考：“不幸历史却给那些不能担当这伟大工作的人去执笔，于是必需的材料很少给他们搜集得到了。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些唯一有价值的事物，——并不给予我们关于知识进步的材料及人类如何因知识之进步而受影响底消息——大多数的史学家在他们底著作里充满了最不重要最无用的详细叙述：帝王及朝臣个人的轶事，政府要员底言行记述，而尤为恶劣者，便是战争底详细记载，这些记载对于那些有关的人自然觉得有兴味，但实无与于我们，因为这不能给予我们新的真理及其发现的方法。这是停止我们进步的真阻碍。”

[41]“严译名著丛刊”，《群学肄言》，1981年，北京：商务印书馆，第8页。

[42]“严译名著丛刊”，《群学肄言》，1981年，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31页。

[43]“严译名著丛刊”，《群学肄言》，1981年，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30页。

[44]“严译名著丛刊”，《群学肄言》，1981年，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31页。

[45]《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八卷。见《近代现代英国史学概论》，第57、58页。

[46]《英民史略》，《译书公会报》第1册原序，署“英国极盎而里雀搿林著，慈溪胡浚谟文甫译”；正文卷一，改译作者为“约翰力查·葛林”。我所见到的《译书公会报》，从1897年10月到1898年3月28日之间，陆续译刊于第1、2、3、4、5、8、11、15、16册，未完。

[47]上海美华书馆出版，分上、中、下三册。作者译为“葛耳云”。

[48]译者译刊此《英民史记》，认为“中国欲立宪，必不可不法英国。欲法英国，必不可不读《英民史记》一书，盖此书诚中国今日救时之良药、绝妙之兰本”。端方且为作序，显然是想借此以为“立宪”的宣传。

[49]《日本历史讲座》，第八卷，《日本史学史》。

[50]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37页。

[51]《日本历史讲座》，第八卷，《日本史学史》。

[52]李浩生译本，《史学通论》，第9—10页。为了更好地了解原意，特把另外1903年侯士绾译本《新史学》中相应一段译文摘录如下，以供参考：“历史家使人易得有益之知识，近年事也。古时纪事，悉载帝王，不及人民。古帝行事，堆填满纸。国民生活，朦胧而存厥中。今则视国民之福祉，较上为重。历史家亦渐究社会进化之状态。故吾人所当知者，社会自然历史也。欲识社会生发组织之因，凡百事实，皆当研察。”

[53]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见《时务报》1896年10月17日，第8册。

[54]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见《时务报》1897年7月20日，第33册。

[55]《湖南时务学堂初集》，1897年冬刊于长沙。

[56]原刊《国闻汇编》，1897年12月8日，第1册；12月28日，第2册；1898年1月7日，第4册。这里引自1901年南昌读有用书之斋校印的“侯官严氏丛刻”之一：《斯宾塞尔劝学篇》。为了反映思想的发展过程，特把此原译列出，以资对照研究。

[57]谭嗣同：《湘报·后序（下）》，见《湘报》，1898年3月18日，第11号。

[58]徐仁铸：《轩今语》，见《湘学报》，1898年3月13日，第30册。

[59]《俄罗斯》，3卷3册。日本原译者林陆毅在1901年序中说明，“是书为法国学士会员亚奈得尔列耳亚波留所著，原名L'empire des Tsars et les Russes（可译为《沙皇帝国和俄国人》）”，“风行法国，复印四版。英德诸国，争先翻译，负盛名于士林”，“是编据俄人席乃德亚拉根之英译者”，意译而非 直译。

[60]《清议报》，1901年9月3日，第90册，“本馆论说”。(www.xing528.com)

[61]此前以年记事。因1902年新史学思想特别活跃，出现论著较多，故改为以月记事，以便看出时间的历史顺序。

[62]《新史学》，第一章，“中国之旧史学”，见《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第1号，“史传”。

[63]日本福本诚著，马君武译，1902年8月出版，发行者戢翼翚，发行所出洋学生编辑所。书内题名为《法兰西今世史》。

[64]日本东京博文馆，为纪念明治维新三十年编辑，于1897年出版。罗孝高译述，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

[65]《史学通论》，连载于《政艺通报》，1902年8月18日，第12期；9月2日，第13期，“史学文编”。

[66]《新世界学报》，1902年9月16日，第2期，“史学”。

[67]《政艺通报》，1902年10月16日，第17期，“史学文编”。

[68]《新民丛报》，1902年10月31日，第19号，“舆论一斑”。

[69]此《中国历史》为上卷，1903年5月9日，上海：东新译社出版。中卷仅见于1904年广告，未见书。

[70]《中国历史出世辞》，除刊在本书之首外，还曾全文转载于1903年第9号《政艺通报》“政史文编”，并摘刊于同年《游学译编》第6册的“出书广告”。

[71]见《中国历史》第一册。后续出二册，共三册。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最新中学教科书”之一。

[72]《民史总叙》，见《政艺通报》，1904年10月23日，第17号，“政学文编”。

[73]《民史分叙》，见《政艺通报》，1904年11月7日，第18号；11月21日，第19号，“政学文编”。

[74]这些问题，同拙稿中其他很多问题一样，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因限于拙稿的任务和篇幅，从略。

[75]如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浮田和民所著博引西方史学诸说的《史学原论》，在1903年多种中译本出版之前，章太炎早在1902年8月之前就已经读过，并体会到这对修史有益（据致梁启超书）。

[76]如，章太炎在1902年中，不但“日读各种社会学书”（据致梁启超书），而且还亲自翻译日本岸本能武太著《社会学》一书，译名为《群学》，由广智书局出版。

[77]见《訄书》，1904年重印本（于日本出版）、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印本。

[78]章太炎：《致吴君遂书》，1902年7月24日。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65—166页。

[79]这里为说明问题，与前稍有重复。

[80]过去论者已多，这里姑且不详。

[81]严又陵：《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壬寅三月），见《新民丛报》，1902年，第7号，“余录”。

[82]梁启超：《三十自述》，1902年。

[83]据《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转引光绪三十年任公致蒋观云先生书。据我所见，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1904年12月26日付印，1905年1月6日出版。“1904年”应为“1905年”。

[84]《中国通史稿》：古代载记，三十九页。《国史稿》：第一编，上古史；第二编，缺；第三编，春秋时代至齐之霸业（未完）。现存第一编、第三编稿，共九十四页。又残稿十二页，题曰霸国政治，亦系《国史稿》之又一稿。又，春秋时代我族与戎狄交涉表。

[85]《新世界学报》，1902年9月16日，第2期，“史学”。

[86]详见前（四）“‘民史’思想发展的历史和新高潮”。

[87]《史学总论》，见前注。《史界大同说》，见《政艺通报》，1903年9月6日，第15号；9月21日，第16号。

[88]张舜徽著《中国历史要籍介绍》，195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章，“历史书籍的范围”称，“当清末罢科举、兴学校的开始时期，江楚书局最先出版了一部《历代史略》”，“由纲鉴的旧形式，一变而成为教科书的新形式，这大约是我国最早的第一部历史教科书，可惜此书没有标明编者姓名和刊印年月，我们无从考见其详细情形了”。据我初步考见，《历代史略》系于1901年10月至1903年5月之间，由柳诒徵增辑日本那珂通世《支那通史》而成，江楚编译局出版，1903年5月有湖广督署重刊本。详情从略。

[89]曾鲲化《中国历史》附录，湖南新化东新译社社员同启：《东新译社开办之原由及其特质》。

[90]《中国历史》中卷只见广告，未见书。

[91]《游学译编》，1903年4月12日，第6册。

[92]《中外日报》，1903年7月24日，新开出洋学生图书杂志总发行所出书广告。

[93]《游学译编》，1903年4月12日，第2册。

[94]见1904年东新译社发行、黑风氏译补的《中国文明发达史》附页。

[95]这里，本来最好把章太炎所拟的中国通史目录，和曾鲲化《中国历史》上卷的目录同时列出，以资对照比较研究，因为篇幅所限，暂略。以后有机会，当补做这个工作。

[96]夏曾佑：《中国历史·叙》。

[97]陶振誉：《日本学人对中国史的研究》，见台湾《世界各国汉学研究论集》，1962年出版。由于没有说明根据，而且说是“好像”，所以这个情况只能作为一种参考。有待做进一步的查考。

[98]如，从1903年1月夏曾佑为严复译本《社会通诠》（Edward Jenks，A History of Politics）所作的序可见。在编写《中国历史》中且多采用其说。

[99]如，夏曾佑曾为山西大学译书院1905年出版的《迈尔通史》（Myers'General Hi story）译本校阅删润。

[100]《东方杂志》，1905年7月，第3卷7期，新书广告介绍。

[101]《东方杂志》，1905年7月，第3卷7期，新书广告介绍。

[102]章太炎：《常识与教育》，《教育今语杂志》，1910年2月30日，第2册。后由吴齐仁编入《章太炎的白话文》，1921年，泰东书局出版。

[103]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1924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5册。

[104]鲁迅：《致唐弢》（1935年4月19日），《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卷，“书信”，第111页。

[105]陈登原：《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图书评论》，1934年第2卷11期。《出版周刊》102期转载。

[106]《出版周刊》，1934年11月10日，102期。

[107]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10月，第2卷。

[108]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1922年出版。

[109]《学林》，1941年，第4期。

[110]《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111]国学保存会编辑的五种国学教科书之一。1905—1906年间出版，只出三册，从上古写到西周为止。

[112]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

[113]详见拙稿《简论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史学》，《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

[114]这样分析还是一种尝试，很不成熟，姑且作为一种初步认识，有待继续探讨。

[115]《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1期，作者程明超。其中提到，“今日调查之事则主人翁之事也”，“凡有为主人翁思想者，必当于此乎注目”。

[116]参见《訄书》，哀清史第五十九，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3页。

[117]在反清的意义上，当时人们还把孙中山看成是洪秀全的继承者，孙中山也曾以此自命。

[118]《江苏》，1904年第9、10期合本，署名“亚卢”，“传记”专栏。

[119]《中国白话报》，1904年第16期，“传记”专栏，署名“光汉”。

[120]《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1期，“历史”专栏，第三章，“历史学无人种学之害”。

[12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358页。

[122]《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8日，第2号。

[123]《箴奴隶》中指出：“奴隶国之构造，岂一朝夕之故，所谓历史、风俗、教育、学派数者，决非虚言，请征其例，是足知受病之原因：（一）原因于历史； （二）原因于风俗； （三）原因于教育；（四）原因于学派（暂略）。”

[124]《政艺通报》，1904年，第17号，“政学文编”。

[125]陈黻宸：《独史》，《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2期，“史学”专栏。

[126]《说国民》，《国民报》，1901年第2期。

[127]师姜（高旭）：《学术沿革之概论》，《醒狮》，1905年第1期，“学术”专栏。

[128]《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学篇”。

[129]《国粹学报》，1905年第2期，“学篇”。

[130]1903年，马君武署名“君武”，在《新民丛报》第27号“学术”专栏，发表《唯心派巨子黑智儿学说》一文，其第五节“黑智儿之历史哲学”，简单介绍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其中提到，“黑智儿之历史哲学”讲义，“实黑氏全集中最有味之书”。“黑智儿谓历史者，人群理想发达之记录也。欲研究历史学者，不可不知其三面：一、正面；二、反面；三、反面之反面。经此三面，人群之真事乃可见”。“国家也、国民也、个人也，皆特别时代之代表也。故其构造与仪式，此时与彼时，常不相同。而器物者，实时代变迁之迹也；英雄者，实时代表现之魂也。”

[131]《民报》，1906年第2期，势蛰（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其中介绍《共产党宣言》，说到，“马尔克之意，以为阶级斗争，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不待龟筮而瞭也”。“其宣言曰：‘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我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取者与被取者相戕，而治者与被治者交争也，纷纷纭纭，不可卒记。虽人文发展之世，亦习以为常，莫之或讶，是殆亦不可逃者也。”
《天义》，1908年，第16—19卷合册，民鸣译，《共产党宣言》，有“编者按”指出，“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132]如曹佐熙，1900年著《读史法》，“都目十四条”：“一、辨志；二、鉴别良窳；三、求宗旨；四、求凡例；五、朱墨识别；六、互证；七、条记；八、类钞；九、补表；十、补图；十一、补注；十二、补例；十三、补目；十四、提要。”后受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史学影响，于1909年，“陶冶古近中外百家言，以自成科学，作《史学通论》”，详见本文第二部分。

[133]如章太炎，前后比较：1900年，《中国通史略例》；1902年，《章太炎来简》；1910年，《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教育今语杂志》，第1册，“社说”。

[134]例如：1902年，《章太炎来简》；1904年，梁启超致蒋观云书（见《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等等。

[135]所以说“例如”，是因为本文对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考察还只涉及其中的一些方面，很不全备；对可吸取的那些营养资料，也只是举些例子之意。

[13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国社会”。

[137]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导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5、10、11页。

[138]梁启超：《东籍月旦》，《新民丛报》，1902年第11号，“余录”。

[139]马叙伦：《无史辨》，《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9期，“史学”专栏。

[140]师姜：《学术沿革之概论》，《醒狮》，1905年第1期，“学术”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