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方案与中国历史的重编: 重新考察和提出

20世纪初年，在新史学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一些学者纷纷提出新的修史方案，发表自己独特的史例，有些且着手重新编写中国历史的工作，不同于旧史的新史陆续问世，在历史学界出现了一派百家争鸣、生动活泼的景象，又进一步给新史学思潮增添了光彩。

最早倡言重新编修中国通史并提出新的史例的是章太炎。由于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史学[75]、社会学[76]以及其他新学书籍的影响，章太炎在1900年手校本《訄书》所增第五十三篇《哀清史》后即有附录《中国通史略例》[77]一文。从后经1902年删革，于1904年重印的《訄书》可见，《中国通史略例》论述对编写一部中国通史的意见和方案，提出要使这部新的中国通史“旨在独裁”，做到“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以求阐明“古今进化之规”，“异夫策缝计簿相斫书之为”，不同于过去的封建旧史。1902年，章太炎在给梁启超和吴君遂的论学书简[78]中，对编修中国通史问题同时有所论述，并说明他确实已经着手从事新修中国通史的工作。

从章太炎1902年致梁启超的书简中可以看到，他早就有志于编修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不过到这时已经“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决心一意“成就此志”。他主张通史可贵的地方有两个：“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而中国历史上，“帝王数百，帅相数千”，在一部通史中哪能为他们“人人开明履历”，对于这些“君相文儒之属”，只能“悉作为表”。就是他们的纪传，也只能“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给写几篇。而且编写这种纪传的目的应是在于“开浚民智，激扬士气”。他认为，“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缝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这里更加明确地阐述了章太炎编修新的中国通史的指导思想，反映了他当时的史学思想和修史方案。

在章太炎之后，1901年，梁启超也开始“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主义之发达”，所作《中国史叙论》，即为这部中国通史的“叙论”；1902年所作的《新史学》，则是《中国史叙论》的发展。他在《中国史叙论》中，对比新旧史学的不同指出，过去的旧史学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代的新史学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过去的旧史学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代的新史学家“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联系”，对中国旧史进行了批判，为中国新史指出了方向。《新史学》则在进一步批判封建旧史，结合中国史学的特点，阐述自己刚从外国学来的新史学思想的同时，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史学革命”的响亮口号和历史须“为国民而作”的著名论点[79]。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对编写新的中国史的原则、理论、方法、范围、历史分期等各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见[80]。严复在读到《新史学》等作品后，曾给以很高评价，认为这些都是“极有关系之文字”，“皆非囿习拘虚者所能道其单词片义者”[81]。梁启超的这些新史的思想和方案，在当时和后来一个时期，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有积极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

梁启超计划编写中国通史的工作，从1901年开始，1902年完成不到十分之二[82]，后改名《中国民族外竞史》。1904年，见到陶成章编写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又改题为《国史稿》，已成二十余万言，并拟付印第一编[83]。据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所载“残稿存目”，其中正有“中国通史稿”和“国史稿”两项[84]，说明梁启超确实已经做了不少工作。

1902年，陈黻宸在《新世界学报》发表一篇题为《独史》[85]的长文，系统提出自己对史学的新认识，阐述有关编修一部新的中国历史的理论、方法及其体例和大纲。它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史学遗产，又吸取了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史学的某些思想，是继章太炎、梁启超之后，比较富有特色的新的中国历史编写方案，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

陈黻宸在《独史》中特别强调“史必有独识，而后有独例”，“尤贵有独力以副之”。中国过去“无史”，是因为“无史家之独权”的缘故。为此，必须“得史之独权而复之”。

他认为，“无天地则已，有天地即有史。天地无一物则已，有物即有史”。历史是“人人心中天然自有之物”。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是“假手于学士文人之笔以传者也”。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史界中之一物”，如果“俨然处人群之中，前有事而不知，后有故而不问，环球互市，风气大开，而懵然无所识者”，这是“学人之大耻”。他并且说，“国而无史，是为废国；人而弃史，是为痿人”，把史学的重要性提到了这样的高度。

陈黻宸主张，编修历史是为提供现实之用，因此，他“以谓史于古今理乱，中外强弱，宜求知其所致此之故，而作一系列比例以发明之”。

对于历史学家编修历史的工作，他提出要有很高的要求标准，“史家”的“大例”，应该是“于强国不加益，于弱国不加损，于真王不加褒，于伪统不加抑”；“史家”的“公理”应该是“斧钺不能威，章服不能奖，天子不能争，朝廷不能有”。一句话，历史学家编写历史，就是要尊重事实，实事求是。

陈黻宸根“据我中国古书，旁及东西邻各史籍，荟萃群言，折衷贵当，创成史例”，“自五帝始，下迄于今，条其纲目，为之次第，作表八、录十、传十二”。“十录十二列传，皆先评中国，而以邻国附之，与八表并列，盖庶乎亘古今，统内外，而无愧于史界中一作者言矣”。他在《独史》中提出的这个新的中国历史编修方案，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如：要学习和采取外国的史学方法，联系世界历史，参考东西邻国的有关史书；特別重视“民史”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86]； 要注意历史上官制和政体的沿革变化；主张要揭露历史上“胥吏”祸国殃民的罪恶，认为在封建社会中，虎狼当道，群豕奔驰，膏血填街，“胥吏”就是人民的“大蠹”，国家的“大螯”，等等。

由于过去的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论著中尚未涉及陈黻宸的《独史》，除前面的初步考察外，特把它的目录引录如下，以供研究者之参考：

表（八）：帝王年月表第一、列代政体表第二、历代疆域表第三、邻国疆域表第四、平民习业表第五、平民户口表第六、平民风俗表第七、官制沿革表第八；录（十）：氏族录第一、礼录第二、乐录第三、律录第四、历录第五、学校录第六、食货录第七、山川录第八、文字语言录第九、昆虫草木录第十；列传（十二）：仁君列传第一、暴君列传第二、名臣列传第三、酷吏列传第四、儒林列传第五、任侠列传第六、高士列传第七、烈女列传第八、一家列传第九、义民列传第十、盗贼列传第十一、胥吏列传第十二。

1902年、1903年，马叙伦先后在《新世界学报》和《政艺通报》发表《史学总论》和《史界大同说》[87]，申述自己对改造旧史、建立新史的一些思想观点。

他在《史学总论》中十分强调史学的重要性，认为“史学，群学也、名学也、战术学也，种种社会之学，皆于史乎门键而户钥之者也”，“历史一门，固世界中第一完全不可缺之学矣”。“中人而有志兴国也，诚宜于历史之学，人人辟新而讲求之，盖历史固文明之嚆矢也”。他称赞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以为“泰西各国人人有作史之权，其文学哲士著书立言，莫不以保国伸民为宗旨，简册所垂，动关全族，故其史为全国之史，非一姓一家所得据为私有，此文化之所以日进也”。他批评中国的封建旧史，说“自嬴刘私国，史非民有，暴君酷吏，接迹后世，而史氏之称颂，洋溢行间，不问其贤与否也。史无公心，此污秽灭亡之史，不足观也”，主张一个历史学家需要具有“特别之精神”，包括所谓“公心”“理心”“质心”和“曲心”，这是“史氏之命根”。“四者亡一，则非良史。非公心无以明政权之本。非理心无以推世界之进化，达事理之本原。非质心无以见治乱兴亡之实，而施诸作用。非曲心无以显历史之功夫，而行诸当世。”

马叙伦在《史界大同说》中以为欧美“其于史殆亦能大同之观念”，“故有政治史而复析为法律史、理财史，有学术史而复析为哲学史、科学史，美词有史，修文有史，盖骎骎乎能析史而万其名矣”。他认为，“中国史之所以衰”，是因为“中国殆尚震慑于史名之尊一，若史者有不可及之阶级，非大通者不能作”。所以，为了振兴史学，“自兹而后，史宜以大同观”，这就是说，“去群籍之名，而总称之曰史，是则析史而万其名，不仅守政治、宗教、教育、学术，而凡立一说，成一理者，莫不谓之史是。若是言史，而史始返其本”。“若是观史，虽中国史亦夥矣，而史界始大同”。

马叙伦虽然没有提出编修新史的具体方案，但是对改造旧史、建立新史所发表的一些意见，也是20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思潮中值得注意到的一个方面。

在以往的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中，一般讲到20世纪初年新编的中国历史中，多推夏曾佑和刘师培等人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有的学者还提出有一本叫《历代史略》的，“大约是我国最早的第一部历史教科书”[88]，而从来没有提到当时比较早而且曾有影响的留日学生曾鲲化编辑的《中国历史》。

原来，20世纪初年，湖南新化留日学生，鉴于当时的一些编译社，“或草率编纂，无优美完全之价值，或译外国教科书以充国民读本，皆于学界之进化、国魂之发达，无丝毫影响，而反生大障碍”。他们“痛国家之脔割，愤种族之犬羊，忾然创办东新译社，就我国之性质上习惯上编辑中学校各种教科书，熔铸他人之材料，而发挥自己之理想，以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坚确不拔之宗旨”。“诚不仅为学界放一大特彩，且能令国民易达其目的。”[89]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就是根据这个精神，于1903年编辑出版上卷，1904年续出中卷[90]。

按当时出版者的介绍，横阳翼天氏（即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其材料，精选东西洋名著支那历史二十余种，及中国诸类朝史野史，上自古碑石记，下至昨日新闻，莫不一一搜罗而熔铸之。其内容，支配教育、学术、政治、外交、武备、地理、宗教、风俗、实业、财政、交通、美术诸要点，淬厉固有之特质，绍介外界之文明。其体裁，仿泰西文明史及开化史例，分编章项节，以孔子为纪元，而文明（字）所不能尽者，详之以图；图所不能穷者，通之以表。其特彩，博采古今绘画肖像，用极精致铜板镌成，鲜明美丽，能唤起不可思议之兴味，增史界之智识，助脑筋之记忆”[91]。

据我初步考察，曾鲲化《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所谓“新历史旗帜”的“新”之所在的一个重要之点，是在于他强调历史要重视进化因果关系的同时，突出了“国民”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在“内容要点”中说明中国历史的“组织之要素”，首先明确指出，他编辑《中国历史》的任务，是要“调查历代国民全部运动进化之大势，最（撮）录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国民发达史价值，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而对历史的评判，必须以对“国民”的利害为标准。他在《中国历史》的“体裁之界说”中讲，“凡替国民造幸福，或为国民公敌，混浊一切社会，及关于全体之要点者，必著论之、钺之，纪念之，或指点评于其书眉”。同时，“每编尾必综论其时代之社会与国民之情状，使读者按其统系之活脉，以吞纳四千年历史上舞台之万因万果”。曾鲲化认为，“凡学史者，仅着眼于时势之表面，事实之皮毛，而究其无形界之原因如何，结果如何，则社会之关系不能晓。仅注意于帝王之仁暴智愚，将相之劲脆贤不肖，而不输热心以熟察全国人民之生活如何，运动如何，普通学识如何，则社会之进步发达，与黑暗昏冥，均茫昧无据矣”。这些新史学思想，在《中国历史》中是力求贯彻了的。

曾鲲化《中国历史》的另一些特点是，突出民族主义，突出反对中国历史上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批判“儒家为学界进步之大障”，表扬中国古代敢于刺杀君王的勇士，歌颂中国古史上的所谓“共和”，表达对西方资产阶级共和的向往，赞美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言论自由，表达对现实专制社会言论不自由的憎恶，认为要建设新社会必先破坏旧社会，总结中国历史上爱国心和团结力对国家的重要意义，对现实的祖国满怀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思想。他在《中国历史出世辞》中充满信心地预言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之特色，必有什百千倍于十九世纪之西洋反动时代与活动时代”。“《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同胞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馨香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热情洋溢！

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出版后，当时的学界和出版界曾给以很高的评价。(www.xing528.com)

1903年，《浙江潮》第七期“绍介新著”专栏说，“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然我国之史，非余一人之家谱，即强有力者同族相残之战斗记。以故人人不知国家，而为异族之奴。横阳翼天氏痛之，特编中国历史一种。其上卷于今年初夏出版，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其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国民国民，不可不急读”。

1903年，上海《中外日报》广告介绍说，“中国史书，类皆一姓家谱，而缺于种族情形，以致演成今日之腐败社会，殊非无因。横阳翼天氏欲以民族主义引导全国，乃取吾国政教学术风俗之要点，熔铸而贯通之，不仅体例精严，足以起二千年之衰，而图书肖像，犹（尤）觉灿烂异常，诚教科书中之有一无二者也”[92]。

1904年，东新译社介绍曾鲲化的《中国历史》说，他“痛国家之不血食，愤种族之将犬羊，特输万斛热诚，为四万万同胞编辑中国历史，叙述中国大国民之社会如何起源，如何发达，如何变迁，如何进化，及盛衰隆替之因果、小退大进之关系，而钺之，而纪念之，而指点评判之。其宗旨发挥光明正大之民族主义，激动爱国精神，斩绝奴隶根性”[93]。

曾鲲化《中国历史》上卷在1903年中出版后，“新学界特别欢迎”，“不及一月，所印一万本，已出售大半，其销行之速率，诚空前名书著籍所未曾见”。可见当时流传之广。

《中国历史》中卷于1904年中出版。东新译社认为，它记述“自秦一统至五代之割裂，凡一千一百八十年，曰中世纪，盖演我国历史风云变幻、龙腾虎攫之大活剧之中心点”。“作者特萃精荟神，以犀利之眼光，洞波（彻）变迁涨进之关系；以痛快之笔力，批评变化错综之事态；以伟大之思想，结构民族主义之种魂”，“其志愿，以转移灭亡风气、改造文明社会为己任”[94]。

1905年，《国粹学报》第六期发表许之衡的文章《读〈国粹学报〉感言》，提出改良史学的意见，认为，以后编写历史，“其体当必祖机仲（南宋袁枢）、君卿（唐杜佑）一派”，而且，“必不当断代，而不嫌断世（如上古、中古、近古之类），借以考民族变迁之迹。史公固知其意者，故《史记》不断代，然袭用其体，则大不便。《史记》自五帝至汉武，卷帙已多，况至今日乎。此所以必不能不用机仲之体，而辅以君卿”。“列传万不能合于历史之内。”许之衡认为，“余杭章（太炎）氏拟著之《中国通史》，体亦仿史公，改列传为别录，所搜颇挂一漏万。书固未成，体例亦殊未精也”。而“近人横阳翼天氏之《中国历史》，深明此义，续而赓之，后必有放大光明于我国史界者，余为之祷祀以求焉”[95]。

1904年，夏曾佑鉴于“神州建国既古，往事较繁。自秦以前，其记载也多歧。自秦以后，其记载也多仍。歧者无以折衷，仍者不可择別。况史本王官，载笔所及，例止王事，而街谈巷语之所造，属之稗官，历史缺焉。治史之难，于此见矣。然此犹为往日言之也。洎乎今日，学科日夥，目不暇给，既无日力以读全史，而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又不能不读史”，认为“必有一书”，“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才“足以供社会之需”[96]。正是从这个思想出发，他开始编写一部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

现代学者报导，早在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出版《支那通史》（1888—1890）时，夏曾佑好像曾经愤慨地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因为学术发展的程度还未充分，中国人不能写出一部本国的通史，那不是一件可耻的事。可是，现在由日本人首先写出一部中国通史，则确是中国人可羞的一件事。”说明这部《中国历史》也是夏曾佑发愤著成，怀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心和爱国主义 精神[97]。

夏曾佑，光绪庚寅（十六年，1890年）科成进士，原来对旧学深有根柢，后来又接受新学，能够融会贯通[98]，而且又曾参加校改西史译稿的工作[99]，对世界历史也有所了解。这些都为他编写新的中国历史准备了较好的条件。

据当时《东方杂志》记载，夏曾佑的《中国历史》，原来是计划编写五册：“第一册，起上古至战国；第二册，起秦始皇至三国；第三册，起晋至五代；第四册，起宋至明；第五册，国朝。”[100]实际只编刊到第三册为止。第一 册，1904年出版；第二册，1905年；第三册，1906年。

夏曾佑在其《中国历史》第二册的“凡例”中讲，他编写此史，“总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文字虽繁，其纲只三端：一、关乎皇室者，如宫廷之变、群雄之战，凡为一代兴亡之所系者，无不详之，其一人一家之事，则无不从略，虽有名人，如与所举之事无关，皆不见于书；二、关于外国者，如匈奴、西域、西羌之类，事无大小，凡有交涉，皆举其略，所以代表；三、关于社会者，如宗教、风俗之类，每于有大变时详述之，不随朝而举”，说明他编写历史的指导思想。

夏曾佑的《中国历史》出版后，受到出版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认为它“叙述古今，以十三经、二十四史为主，而纬以群籍。其体裁则兼用编年、纪事二体。其宗旨则在发明今日社会之原，故于宗教、政治、学术、风俗，古今嬗变之所以然，志之独详。此为从前编中国历史教科书所未有而为本篇之特色”，“至于篇中博采异说，悉注原书于下。学者可以按书翻检，随时触发，其益无方，尤便于学堂讲习之用”[101]。

1910年，夏书出版后几年，章太炎在讲要学一点历史时，曾有评论。他说，“现在的教科书，只有算学还像样，历史真是太陋（只有夏曾佑所作中学历史教科书，比别人不同，可惜他所发明的，只有宗教最多，其余略讲一点儿学术，至于典章制度，公然不说，地理也不分明，是他的大缺陷；但这样的教科书，这样也算好了）”[102]。

夏书出版后二十年，梁启超还认为，“他对于中国历史有崭新的见解——尤其是古代史，尤其是有史以前”[103]。

夏书出版后三十年，仍为学界和出版界所推崇。鲁迅在给年轻学者介绍中国历史书时，特别介绍到夏曾佑的这一部，说他自己“年青时看过，觉得还好”[104]。有的学者指出，此书至少有这些优点：（1）未把“经说”当作史料，（2）不曾轻信伪书，（3）不曾株守前人的成见，（4）不曾无选择地引书，（5）能用综合的方法治史。[105]出版界认为，“此书虽著于清季，而其引证审断之处，有至今为人所不能及者”。商务印书馆且“应当代学者之需要，重排出版”，改书名为《中国古代史》，列为“大学丛书”之一[106]。

夏书出版后四十五年，有的学者誉称夏曾佑的这本中国历史，是中国近代最早编成的“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107]。

就是这本《中国古代史》，过了五十年，1955年，北京三联书店还曾予以重印出版，以供读者参考。

据我初步考察，20世纪初年编写的新的中国历史书，能够历久而不衰，一直被史学界所推崇并流行五十年以上者，唯独有夏曾佑的这一种，说明它影响深远，并有它发生影响的主客观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怎样从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发展过程来看？这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对夏曾佑的《中国历史》，前代和当代学者已经做了相当的研究，如早在二十年代有蔡元培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108]，四十年代有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09]，直到七十年代，有袁英光的《夏曾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110]。我在这里没有加以全面的考察，只是从某些方面提供一些补充 而已。

1905—1906年间，刘师培批评过去“中国史书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略于古代”，并阐明当时所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11]，“其用意与旧史稍殊。其注意之处”，在于“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而且他认为，“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典籍。西人作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他所编写的中国历史，“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112]他打破过去旧史偏重政治的传统，比较注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进化发展情况，如阶级制度、宗法制度、地方制度、伦理、宗教、文学、学术、风俗、礼制、官制、田制、兵制、刑法、学校、财政商业、工艺等等，为编写中国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格局。

在20世纪初年，所谓重新编写中国历史，主要是编写历史教科书，以适应新兴学校和社会教育的需要，还谈不上什么学术性的专著。这是当时中国史学发展实际情况的反映。因此，这里初步考察到的新编中国历史，也多是在新史学思潮中各有代表性的一些中国历史教科书。至于其他一般的历史教科书，种类和数目繁多，有待于另做专门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