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史思想的历史与新发展

关于反对“君史”、提倡“民史”的史学思想，中国在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因为维新变法的需要，已经从西方和日本那里学来一点，并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对封建旧史学提出了极其初步的批判。当时这种认识和批判，还是比较零星片断而缺乏系统。到20世纪初，情况有所不同。随着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学术文化思想的大量输入，以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需要，在史学领域批判封建的“君史”，提倡资产阶级“民史”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个问题，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有必要加以专门的考察。

据我初步考察发现，“民史”思想的兴起，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兴起，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斗争，在世界史学史上是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因此，问题要从世界史学史方面，追溯到巴克尔以前，要从更加广泛的领域去掌握这种新史学思想的发展线索，从而得知，中国在20世纪初的史学界，那样地强调反对“君史”，重视“民史”，并非偶然，而是史学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里，按照时间顺序，把西方、日本和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有关“君史”和“民史”的思想和著译情况摘要陈述如下，以便了解这种规律的客观存在。

1756—1769年，18世纪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Francois Marie Arouet de Voltaire，1694—1778）著《论各国的风尚和精神》，另外并著有《路易十四时代》等历史名作。他反对在历史中偏重记述战争和帝王个人事迹，注重研究和叙述人们习尚、文化和精神面貌等诸方面的发展情况，开世界文明史学的先河，被认为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文化史的创 始者”[38]。

1754—1757年，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著《由尤利乌斯·恺撒入侵到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反映了他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政治上的反动观点。但是，他企图建立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力求冲出任何历史主题的著作都以王朝战争和君主为中心的绝境[39]。

1858—1861年，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巴克尔著《英国文明史》。1903年，中国南洋公学译书院译刊其历史方法论导论部分前五章，其中提到，“纪事之书，所载者执政之谟猷、帝王之举动，所详者兵战之胜负，攻守之善否，而民慧之能进不能进，与夫民慧之进之关于治平者不计也”[40]，巴克尔显然是批评过去历史著作中所详尽记载的主要是帝王将相的政治军事活动，而对于人民文明的发展情况及其有关政治社会者，却不予重视。而在他自己所著的《英国文明史》中，则企图改变这种状况。

1873年，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斯宾塞（Hebert Spencer，1820—1903）著《社会学研究》。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题名为《群学肄言》，其中多处批评过去旧史偏重“君史”，忽视“民史”的问题，并深刻指出了出现这种史学现象的政治原因。如说，过去学界，“其有高识远睹之彦，为之甄综史志，要删国闻，以求其变灭之原委，则累世不一遇。又不幸前史体例，于国事常载其然，而不载其所由然，于帝王将相之举动，虽小而必书，于国民生计之所关，虽大有不录。故一群强弱治乱盛衰之故，至为难知。而积厨连轸之书，祇以纪淫侈爽德佞幸嵬琐之秽迹，兵家战伐纷论，焚轰相斫，朝党祅师，阴谋秘计，佹得佹失，于治理何关焉？则置之无足道也”[41]。认为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尊君卑民之义，入之者深”[42]，“史之所载，舍君若臣之言行无以云也”。严复在这里特别自加批语指出，以往“史家所以独详君公而不及民生者，亦缘尊尚权力之情瞀耳”[43]。真是一语道破，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群学肄言》下边进一步指出，“国史直至近世，而后有民生风教之兼收，举国心目之所注营，盖无时不属于议院”[44]，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了。

1874年，19世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格林（John Richard Green，1837—1883）著《英国人民简史》（1877—1880年又著另一部四卷本《英国人民史》，马克思曾作读书笔记[45]）。1897年，中国在戊戌变法前专门翻译介绍西方新学的《译书公会报》，从第一期开始就陆续译刊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题名为《英民史略》[46]。其所译作者原序一开头就宣称：“观是书命名之意，即知非述英国帝王及战争史记，乃英民史记。世之著史记者，每饰词使人动目。吾则于争战交涉，及亲见之帝王暨诸大臣，与夫朝廷华胄，宠臣计谋，皆略而勿陈。所志者惟国中律法、生民知识，与世情进益之道。俾世之读此书者，亦可了然于一国之事。”“著史之病，大率常以史记为记战事者。”“吾记传教、作诗、印书、商家、格致家之事为多也。此皆他史所不甚措意也。”“盖国史关系，在世情之变迁。故此书最加意者，教会之情形，民智之增益，卫艺之精能，而吾所见之往史，咸未道及也。吾今著此一书以补之，以备我英民鉴观。”1907年，英国医生马林和中国金陵李玉书又共同译述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专书出版，题名为《英民史记》[47]。译者序说：“中国史记，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然其中所记者，不过君主之仁暴智愚，臣工之忠佞邪正，或一二贤士大夫嘉言懿行而已。至于进化之公理，自由之大义，暨夫人民程度之高下，团体组织之有无，皆阙焉而未之载。故欲使读者考求此数千年来之民德民智，群策群力，竟渺乎其不可得，此亦中国史书上之一大缺点也。若兹编则不然”。“其名之曰《英民史记》者，则以国家之立，实由人民之团结而成。故《书》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此意也”。[48]

1875年，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在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史学和斯宾塞社会学理论的影响下，著《文明论概略》。其中第九章“日本文明之来源”，被日本学者称为“日本文明史中值得特別重视的杰作”[49]。就在这一章中，福泽谕吉批评过去旧的历史书指出，“直到目前为止，日本史书大都不外乎说明王室的世系，讨论君臣有司的得失，或者像说评书者讲述战争故事那样记载战争胜负情况。就是偶尔涉及与政府无关的事，无非是记载一些有关佛教的荒诞之说，是不值得一看的。总而言之，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没有日本政府的历史”[50]。日本学者认为，福泽谕吉在这里的言外之意是：历史的主体应当是人民的历史，而不是政府的历史，应当是被统治者的历史，而不是统治者的历史[51]。

1897年，日本著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浮田和民著的《史学原论》，简明扼要地阐述西方名家有关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其第二章“历史之定义”中，介绍斯宾塞的理论说，“斯宾塞曰：‘有价值之历史，可称之曰记述的社会学。而历史家最高之职务，则在叙国民之生活，以为社会学比较之地，俾可就社会之现象，以确定其措置社会之方法而已’”。并认为，“斯氏盖暗讥古来之普通历史止为帝王之传记，非特于实际上无益，抑且失历史之特质，而斯氏之所谓历史之定义者，盖在社会之自然历史矣”[52]。

1896—1897年，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提出，讲史学，必须知道“历代制度皆为保王者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53]；在《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中进一步指出，历史“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里“民史”盛行，而中国各代的历史，“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54]，认为旧有的“二十四史，则只能谓之廿四家谱”[55]。

1897—1898年，严复在《国闻汇编》先译刊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第一篇“论群学不可缓”[56]（即1903年《群学肄言》的《砭愚》），其中即批评到“前史体例”，“于君公帝王之事，则虽小而必书，于民生风俗之端，则虽大而不载。是故以一群强弱盛衰之故，终无可稽”。后来1903年译刊全书时，文字有修改，详见前。

1898年，谭嗣同在《湘报·后序（下）》中，高度评价新闻报纸的重要作用时，说报纸就是“民史”，同时批评过去“二十四家之撰述”，归根到底，“不过一姓谱牒”，根本无视对民间生活、教育、商业、工业和农业活动的记载[57]。徐仁铸在《轩今语》中也认为，“西人之史，皆记国政及民间事，故读者可考其世”，“中国正史仅记一姓所以经营天下保守疆土之术，及其臣仆翼戴褒荣之陈迹，而民间之事，悉不记载”，十七史“不过十七姓家谱”[58]。

1901年，日本林陆毅把法国著名学者波留所著《俄罗斯》的英译本转译成日文出版。1904年，又由日本中岛端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校阅出版。其第一卷“论俄罗斯国土人民”第四篇“论俄罗斯历史及其文明本质”中提到，“夫俄国非无历史，惟年代淹没之中，断于他族。间有存者，又多出自外人之手。夫文化渊源，无问其来自外邦，抑兴之在上，而徒有其表，则称曰国民发达史，不如称为帝王年代表为当也”[59]。(www.xing528.com)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引述法国名士波留的言论说，波留氏“尝著《俄国通志》，其言曰，俄罗斯无历史，非无历史也，盖其历史非国民自作之历史，乃受之自他者也，非自动者而他动者也。其主动力所发，或自外，或自上，或自异国，或自本国。要之，皆由外部之支配，而非由内部之涨生，宛如镜光云影，空过于人民之头上，故只有王公年代记，不有国民发达史，是俄国与西欧诸国所以异也，云云”。梁启超接着指出，“今吾中国之前史，正坐此患”，认为中国“前者史家，不过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60]

1902年2月[61]，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进一步指出，“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盖从来作史者”，“其大蔽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他认为，“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生焉”。问题在于“后世专制政体，日以进步，民气学风，日以腐败，其末流遂极于今日。推病根所以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还提出了历史应“为国民而作”[62]的重要论点。

1902年3、4月间，马君武在为其所译《法兰西近世史》[63]所作的序中指出，我们中国“唐虞以前之事，不可考矣。尧舜禅让，民政萌芽，夏禹传子而遽斩矣。自是厥后，民贼代兴。故吾中国尘尘四千年，乃有朝廷而无国家，有君谱而无历史，有虐政而无义务，至于今日”。

1902年6、7月间，赵必振在为《日本维新三十年史》[64]所作的序中明确提出，“史之体有三：神权之世，则为神代史；君权之世，则为君史；民权发达之世，则为民史”。认为这是“三古同轨，万国一辙”，是世界各国历史上共同的规律。他说，当时一些讲新史学的人，以为中国过去的旧史，“不过二十四姓之家谱年表”，其实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日本过去的《大日本史》《山陵志》《国史略》《日本政纪》《日本外史》等历史著作，“亦何莫不然”。只有到明治维新以后，“国民之思想日进步”，成了“改造社会”和“改造史界之大原”。经过学习西方新史学，一些历史学者，“渐革其旧来之习惯，必记其有关于社会之大者，而彼一朝一代之家事，不足以污我毛锥”，于是开始有一些日本文明史的著作出现，“大抵注意于社会进化之故，不为一朝一代之书记奴隶者”。后来，日本“史学之巨子”，“亦随其风潮而改革，一洗其旧史之陋习，而记其关于社会之大者，是为东亚民史之权舆”。赵必振当时限于世界史学史的知识，不大了解日本以外的西方史学发展情况，但是他能够从日本史学发展的情况认识到，随着“民权”时代之替代“君权”时代，“民史”必然替代“君史”，而这种认识却正反映了世界史学发展的实际及其规律。这是他在“民史”问题上比当时其他学者更具卓识的地方。

1902年8、9月间，邓实在《史学通论》[65]中批判中国过去的封建旧史，“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他也把神史、君史、民史作为反映三个不同时代的历史。他满怀激情地憧憬着中国“民史”时代的到来，希望新的历史学家“扬旗树帜，放一大光明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上，以照耀东亚大陆”。同时，他大声疾呼，“鸡既鸣而天将曙”，我国人民的幸福即将来到，大家快快“兴起”，不要再“沉迷醉梦于君主专制史而不觉”了！

1902年9月，陈黻宸在《独史》[66]一文中提到，“东西邻之史，于民事详”，反顾“中国自秦以后而民义衰矣”。“民亦卑矣贱矣，虽至流血百万，伏尸千里，吊荒墟而问故事，无一人知其姓氏者。积冢累累，悲风烈烈，茫然四望，橐笔无言，民于史无色矣”。他认为，今天中国作史，应该学习西方和日本，重视“民史”，提高人民在历史中的地位。他明确指出，“民者史界中一分子也”，“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这样旗帜鲜明地提出问题，在中国20世纪初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902年10月，有署名“樵隐”者“拟稿”，题为《论中国亟宜编辑民史以开民智》[67]，提出了中国亟须编辑一部“普通民史”的倡议。他认为，中国自“三代以降，有君史，无民史”，并指出，目前“朝旨敦促变法，讲求译述，而文人学士，群喜致力于欧美列史、法律、政治、舆图、兵学，以为猎取富贵功名之计，而农工商之守旧如故，内地之闭塞如故，民性之野蛮如故，弃本逐末，避实就虚，其抑思殖民政令，强国要图，在此不在彼也”。因此，他尝拟裒集中国古今物产土性、工商宜忌、盛衰之沿革，国家征税出入、轻重利弊之关系，各业物质法度、生理替待盈虚之变更，一一证以欧美当师法、当修改、当参酌之实际，以补列朝国史所未备，命曰《普通民史》，使天下智愚贤不肖，真知灼见于国与民之维系”，只是“属列未定，愿俟能者”。虽然他自己没有提出具体的“民史”方案，也没有在理论上有所阐发，但是专门提出编辑普通“民史”这个倡议，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毕竟可以说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1902年10月，《新民丛报》转载星架坡（新加坡）《天南新报》文章《私史》[68]，其中指出，过去中国为“君权极盛、专制政体之国”，史家“慑于君权，压于专制”，“史之地唯知有朝廷，史之人唯知有君主”，“把数百年事务，作一人一家之谱而为之。一切英雄之运动，社会之经练，国民之组织，教派之源流，泯泯然，漠漠然，毫不关涉”。“以是为史耶，公耶，私耶”。“甚矣中国之无公史”。中国旧史，不过“王公之纪年史”，“为君主贵族而设”，“实非国民认许之历史”。

1903年，留日学生曾鲲化，在为自己编辑的《中国历史》[69]所写的《中国历史出世辞》[70]中，对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封建旧史和封建旧史家都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说君主专制扼杀了人民群众“蓬蓬勃勃之生气者二千年”，旧史家袒护“毒民贼民”的封建统治者，而抹煞人间社会一切活泼文化之现状。他认为，历史的天职，应该是“记录过去现在人群所表现于社会之生活运动，及其起源、发达、变迁之大势，而纪念国民之美德，指点评判帝王官吏之罪恶，使后人龟鉴之，圭臬之，而损益，而调剂，而破坏，而改造，而进化者”。但旧史家却“效死力于专制君主，以尽奴颜婢膝之本领”，使得过去的历史多是一些“天子之世系谱”和“飞将军大元帅之相斫书”，而取消了“中国历代社会文明史”和“中国历代国民进步史”的地位。他自称“为四万万同胞之国民之一分子，愿尽四万万之一之义务，为我国民打破数千年腐败混杂之历史范围，掀拔数千年根深蒂固之奴隶劣性，特译述中国历代同体休养生息活动进化之历史，以国民精神为经，以社会状态为纬，以关系最紧切之事实为系统，排繁冗而摘要言，革旧贯而造新体，寻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妙理，究枉尺直寻、小退大进之真相，轩文轾野，去锈发莹，以为我国自古以来血脉一统之庞壮国民显独立不羁、活泼自由之真面目”。值得注意的是，曾鲲化在他编辑《中国历史》的实践中，也特别重视人民在历史上的地位。如甲编“大古纪”中，专门有“大古之国民”一章，说“世皆以尧舜禅让，脍炙人口。虽然，非仅一二有名尧舜之脑力所能致也，乃数百万无名尧舜之国民，所运动之，组织之也”。这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1904年，夏曾佑在《中国历史》[71]的叙中也说，“（中国古代）史本王官，载笔所及，例止王事，而街谈巷语之所造，属之稗官，正史缺焉。治史之难，于此见矣”。

1904年，邓实以“民史氏”自命，作《民史总叙》一篇[72]，《民史分叙》十二篇，分别是《种族史叙》《言语文字史叙》《风俗史叙》《宗教史叙》《学术史叙》《教育史叙》《地理史叙》《户口史叙》《实业史叙》《人物史叙》《民政史叙》《交通史叙》[73]，对1902年所著《史学通论》中简论“民史”部分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对一系列有关“民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问题，如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民史”、“民史”的对象、“民史”的意义、“民史”与民权的关系，以及各种专史的编修等问题，都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认识。这样专门地、全面地论述“民史”问题，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据邓实自称，他早岁在广东顺德家乡攻读旧学，即有志于经世。后来随父侨居上海制造局，“尽读局中所译西文书”，开始接触新学。中日战后，“日读十余种”日文书，思想更趋活跃。他认为明清之际一些学者主张“经世致用”，“黄（宗羲）言民权，顾（炎武）言自治，王（夫之）言民族，颜（元）言艺学”，都同现在资产阶级的学理相同，当此清末“元黄反复之秋，种族沦胥之日”，应该发扬光大，以感化人们，激励人们奋起进行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斗争。为此目的，他一方面承继孟子“民贵君轻”之旨，另一方面又接受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史学的影响，特别重视对“民史”的编修和宣传。邓实说他有志于“民史”已八九年，实际开始从事于编修“民史”也已四五年。他“仿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之例，先为长编，有得即录”，直到1904年冬，其所积累的草稿“已盈尺”，说明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只是鉴于成史之不易，所以先作此《总叙》和《分叙》，以示倡导。

上面所列，可以算作是一个粗略不全的“民史”思想发展简表[74]。一系列的具体史实，给我们说明了20世纪初年中国“民史”思想新高潮的出现，以及它的历史来源和发展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