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史学思想的输入与影响

关于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翻译介绍及其对中国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影响，除了前列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和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之外，特别要提到西方的文明史学。

我们知道，19世纪中期，以创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史学闻名的，除法国基佐（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1787—1874）而外，要算英国的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他们的史学，不但对西方，而且对日本和中国，都曾有所影响。中国开始受到影响，要比日本晚二十多年。

基佐的《欧洲文明史》，早在1877年（明治维新后九年），日本就有永峰秀树的译本出版[27]。中国，据1900年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的《译书汇编》第2期记载，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已译待印”（作者译为尼骚），说明当时留日学生中已经有人把它从日文转译成中文。书尚未得见，但可以说，这是中国近代最早通过日译本转译的一种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名著。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把基佐《欧洲文明史》的日译本推荐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并给以高度评价。他说，“基氏为文明史学家第一人。此书在欧洲，其声价几与孟德斯鸠之《万法精理》、卢梭之《民约论》相埒。近世作者，大率取材于彼者居多”[28]。说明梁启超当时对西方史学发展情况有所认识，在这之前，已经读过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并曾受其影响。

与梁启超同时，有署名“中国广东青年”者，翻译出版日本杉山藤次郎编纂的《泰西政治学者列传》[29]，其中有专门的一篇《基率特传》，对基佐的生平和著作，特别是对其《欧洲文明史》在史学理论上的意义和贡献，有比梁启超更为详细而深入的介绍。《基率特传》中指出，“有历史而无史理学，则国家治乱兴废之原因，文明进步之本故，不可得而知”。“夫惟知治乱兴废之实迹，而于其所以治乱兴废之故，则一不具论，其所可贵重点果何在哉，吾知其无可贵重者也”。如果只知道“治乱兴衰之实迹”，而不去探究“治乱兴衰之故”，则历史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基率特氏者，实为史理学之嚆矢”。“基率特后讲史理者虽仅得邈克尔（即巴克尔）一人，而其影响之及于寻常史传，而因以改良进步者，亦属多有之”。《基率特传》中认为，基佐的《文明史》，可与中国“孔子之《春秋》、左（丘明）氏之《（左）传》”“比肩”。在基佐书未出以前，欧洲对自身文明的发展，“祇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为文明乃是“自天而降”。在基佐书出以后，“始以为欧洲文明，其渊源启自日耳曼之封建政体与圣会，及罗马自由市邑之三者，而各种政道，因而并立互相竞争，是即为欧洲文明之精神，而欧洲人民，此后乃得知文明之原因”。所以，基佐的贡献是“伟大”的。

英国的巴克尔，以1857—1861年间所著的《英国文明史》著名于世。他的《英国文明史》，不同于一般的国别文化史，而是以很大的篇幅阐述了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方法问题[30]。虽然巴克尔终究没有能够超出唯心主义史学的范围，但他在世界史学史上是有贡献的；贡献在于他敢以革新的精神，冲破英国某些传统的史学观念，根据亲自调查所得的大量具体史实材料，注意探索历史的因果关系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试图把历史的研究提到科学的地位，并提出了有关历史研究的一些方法论问题，在19世纪后期一直到20世纪初期，对欧美、俄国、日本，以至中国的史学发展，都曾先后有所影响。20世纪初年中国出现的新史学思潮中，强调要注意文明史的研究，反对“君史”，重视“民史”，要讨究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求证历史发展的“公理”或“公例”，开始提到历史和科学的关系问题，这些显然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巴克尔文明史学思想的影响，对于当时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

据我初步调查所知：日本译刊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早于中国二十五年。明治维新后不久，《英国文明史》传入日本，于1878年由著名文明史学家田口卯吉译成日文刊行[31]，在日本史学界引起兴趣，发生影响。中国到20世纪初年，除了通过日文翻译介绍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外，主要是直接从英文原本翻译介绍的。最早介绍巴克尔及其史学的，还是1902年署名“中国广东青年”译刊的那本《泰西政治学者列传》。而《英国文明史》，当时曾有四种译本之多，其中有两种我见到了出版物，另外一种见于《政艺通报》的新书广告，一种见于《美国留学报告》。

《泰西政治学者列传》中，有专门一篇《巴克尔传》，简要介绍巴克尔的生平和著作。《巴克尔传》中介绍，巴克尔从幼有志于学问，善于独立自修，博览群书，“及壮，深有见于人事开进之理，遂大为著述，以论历史成败隆污之所由来，欲自成一家言”，于是“勤苦刻励”，坚持二十多年，“欲先成总论，乃及本史，而总论才成二卷，未脱全稿，即以病逝”。这就是未完稿的《英国文明史》。传中高度评价巴克尔的“所有著述，立论尖新，着着出人意表”，“以豪迈之气，兼卓绝之识，谠言直论，肆无忌惮，鞭笞一世，矫千古之弊败”，“多有言人所不能言，以故有识者皆好读其书”。“巴克尔总论二卷，已倍于基率特文明史全书，使天假以年，则全卷落成，不几如涑水《通鉴》之大著”，“至于史理，则以基率特为嚆矢，邈克尔次之。若比较其议论之高下优劣，则又非同日而论，巴克尔应处以高度，基率特应处以低度”。说明巴克尔《英国文明史》在世界史学史上的地位。

我所见到的两种译本，一种是1903年南洋公学译书院译刊的[32]，另一种则是在清末学部主办的《学部官报》“选译书报”专栏从1906到1907年间分期（从第3期到第28期）陆续译刊的[33]，译者是经常与林纾合作翻译西方小说的魏易。这两种都译自英文原本。(www.xing528.com)

《政艺通报》新书广告见于1903年4月27日第15号，有短篇评介，说明是从日文译本转译的，书名改为《文明史论》。

据1904年作新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留学报告》中的“留学生著述”部分报导，其中有番禺王建祖译的《英国文明史》，可以推知，也是从巴克尔《英国文明史》英文本翻译的。

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1903年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译本，它前面载有较详的《亨利·多马斯·勃克鲁传》，是1906—1907年间魏易译刊在《学部官报》的《文明史》，以及后来1936年、1946年胡肇椿的译本《英国文化史》所没有的[34]。我看到1934年美国根据伦敦第二版印行的英文原本，也并没有这样的传记。这篇传记不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巴克尔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著述《英国文明史》的过程，而且提要钩玄，把《英国文明史》中有关史学理论和方法部分，集中概括出十条大意[35]。如果这是译者所撰，则说明当时中国学者对它的认识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和深度。

《巴克尔传》中对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勃克鲁以著《英国文明史》得盛名，全书具在，发而读之，觉理绪深微，节次秩如也。开章专论著史之法，揭其大纲，渐及统核人群进化程途之公例。次乃撮举各国历史记载之异同，以发明著史之法，与所谓大纲，所谓统核人群进化程途之公例，如引西班牙、苏格兰、日耳曼、合众国诸国历史之体要皆是也”，言颇中肯切要。

从1903年《政艺通报》新书广告上对巴克尔《英国文明史》重译本的介绍和评论，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了解到当时中国学者对它的推崇，说“是书日本博士译英国伯古路氏之《文明史论》也。氏生于十九世纪，浸淫于欧风美雨，所见者文明之事迹，所闻者文明之风潮，故潜心研究各国宗教、政治、学术、制度、风土、人情，如何变迁，如何改良，与夫列邦进步之原因，人群开化之结果，考据精确，议论宏伟。日本辰巳小次郎有言曰，氏以稀代之才，著未曾有之书，为史家至高无之佳构也。而重译者又能以龙队虎跳之笔达之，立论端正，行文畅快，引证广博，而新奇道理，深入而浅出。学者手此一书，当有百读不厌之趣”。

1904年，京师大学堂史学教习陈黻宸读了《英国文明史》后，在《中国史学通论续编》[36]的《读史总论》[37]中把它的某些思想加以阐发，并指出，“善哉英伦《文明史》曰，天下精微之理，极数千年，通人学士，竭虑研思，万方未得其解者，求之日用见闻之间，而其理悉备。而我中国之学者，往往识足以洞天地无尽之奥，而不足以知氏族之原；办（辨）足以凿浑沌七窍之灵，而不足证闾里之事”。说明陈黻宸也是受到巴克尔文明史学思想的影响，而痛感中国旧史之弊。当时在中国学界，像陈黻宸那样读过《英国文明史》而受其影响的，应该是不少的。

拙稿试图对20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新史学思潮做初步调查，勾画出一个极其粗略的轮廓。这里，主要着重提供有关巴克尔《英国文明史》在中国的翻译介绍，及其在史学界的反映和影响的一些原始材料，以供学者的了解和进一步研究。至于《英国文明史》的具体内容，请看前边提到的几种译本，并参考谭英华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发表的专题论文《试论博克尔的史学》。这篇论文对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介绍，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认识，是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史上专门论述巴克尔史学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讲到巴克尔史学与中国学术界的关系时，曾提到1932年朱谦之著的《历史哲学大纲》和1936、1946年先后由胡肇椿翻译的《英国文化史》，惜未涉及早在20世纪初，1902、1903、1906年间，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在中国已经开始有翻译介绍，并且也已经有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