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输入与影响

中国古代封建史学中专门探究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向以唐代刘知幾的《史通》和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二书著名于世。而在其他历史著作中对史学理论和方法有所论述的，则历代都有。这是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中的宝贵财富，我们应当加以批判的继承。

原来，日本史学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但明治维新以后，在大量输入西方科技文化的同时，也开始输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走到了中国的前面。近代中国学者，为了社会和史学的进步，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开始阶段比较多的是通过日本。

1889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聘请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再传弟子路德维希·利斯（Ludwig Riess）来讲学；接着，日本史学界元老之一坪井九马三，于1891年从德国留学归国，开始给日本史学界“带来了西洋近代史学的方法论”[11]。利斯著有《史学》（Historik），被称为“介绍欧洲史学于日本的第一人”[12]。坪井九马三著的《史学研究法》（1903），结合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丰富地引用了有关日本史著”，被认为是确立日本近代史学的标志之一[13]。

据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1903年的自序[14]所讲，“史学之研究法，其由来已久，而成书者甚少。在英国有弗里曼氏，倡言讲史者须先自研究法始，其论既已脍炙人口。继之，德国有伯伦汉氏出，人称穷尽研究法。法国之塞诺波氏等祖述之，每每在我国人间流传。予虽不敏，讲述史学研究法，已有年所，自信应用科学研究法于史学上聊有所得。因此，为早稻田大学著是书，庶几乎与诸研究者共登研究法之殿堂”。可见，坪井九马三以至当时的日本史学界，在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从学术渊源上看，显然主要是受西方史学史上著名历史学家英国弗里曼（Edward Augustus Freeman，1823—1892）、德国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42）、法国塞诺波（Charles Seignobos，1854—1942）等人的影响。

中国到19世纪90年代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前后，一些要求进步的学者已经开始注意介绍日本学者著译的新的历史书籍，也零星片断地介绍过日本学者刚从西方学来的某些近代史学思想。到20世纪初年，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才开始稍有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那时留日学生日益增多，为了爱国救亡，改革现状，求新图强，探求新知新识，真是如饥似渴。他们除了积极翻译介绍各种社会科学和历史书籍之外，特别重视翻译介绍有关近代史学方法论方面的作品，成为当时中国史学界出现的新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

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历史”专栏发表编译的《史学概论》[15]，自称“本论以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为粉本，复参以浮田和民、久米邦武[16]诸氏之著述及其他杂志论文辑译而成，所采皆最近史学界之界说，与本邦从来之习惯大异其趣，绍介于吾同嗜者，以为他日新史学界之先河”，说明他已经认识到，这种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和中国封建的旧史学是大不相同的，以后的发展必然要走“新史学”的道路。

汪荣宝编译的《史学概论》，在其“序论”中阐明历史的意义和研究历史的必要性时指出，过去的学者，“受治于君相权威”，“又困于儒学之流弊”，“一切学问，皆束缚于旧例故格之形式”，“其所谓历史者，不过撮录自国数千年之故实，以之应用于劝善惩恶之教育”，要求后来者“读之而得模拟先哲之真似而已”。这与今日世界的学术思潮是相对立的。人们的认识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历史也是如此。否则，必至“朽废，而为历史之锈”。“史学之必要，即在去其锈而发其莹”，以促进人们的前进。一个社会，“现在优于其过去，方来者又优于其现在，则其社界必胜。若从来之思想，以历史先哲之真似而读诸，则知识凝滞，而终亦与古人同灭而已”。这些新史学的思想，显然带着批判封建保守，批判封建旧史学的精神，在当时具有积极的和进步的意义。

20世纪初年，比汪荣宝编译的《史学概论》更加系统而又简要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近代史学方法论的，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浮田和民所著《史学原论》的多种译本。《史学原论》原是浮田和民在学校任教时所编用的讲义，集中概括西方众多史学名家学说，备受日本国内史学界的好评。为了满足我国思想学术界学习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和方法、建立新史学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在1902—1903年间，一些留日学生竞相翻译介绍，先后有六种译本之多。同一本外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书籍，在同一时期内出现这么多种的译本，这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而且有的译本直改书名为《新史学》。这些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新史学思潮的高涨。

《史学原论》的六种译本是：（1）《新史学》，侯士绾译，上海文明书局代印，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1903年1月）印刷，二十九年正月（1903年2月）发行；（2）《史学通论》，李浩生译，上海作新社印刷，杭州合众译书局发行，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日（1903年2月17日）印刷，正月二十五日（1903年2月22日）发行；（3）《史学通论》，罗大维译，上海作新社印刷，进化译社发行，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一日（1903年10月20日）印刷，九月五日（10月24日）出版；（4）《史学原论》，刘崇杰译，“闽学会丛书”之一，闽学会出版，见于光绪二十九年一月十五日（1903年2月12日）发行的《西力东侵史》附录“闽学会丛书”广告；（5）《史学原论》，杨毓麟译，湖南编译社发行，见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1903年2月）第四期《游学译编》所载新书广告，说明日间出书；（6）《史学原论》，东新译社同人编译，见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1902年11月）第一期所载《游学译编》译书豫告。到目前为止，前三种我已见到译本，后三种则仅见于广告。

对于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在当时学者的论著和流行的书报杂志上多有介绍和评论。从这些评介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到此书对我国史学界的影响，以及它在当时新史学思潮中的地位和作用。

早在这些译本出版的半年之前，1902年7月间，章太炎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与梁启超讨论史学问题和纂修中国通史事的著名书简中，特别提及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讲到此书“于修史有益”[17]，说明章太炎已经读过，并认为它对编写中国历史有所帮助。

1903年中，在《史学原论》翻译出版前后，出版界和思想学术界更给以高度的评价。有的说此书“论读史之法，取精扼要，赅洽精详，洵究心乙部之管钥”，是“读史者所不可不备之书”，译本“措词雅健，达旨明当，必为新学界所欢迎”[18]。有的认为，此书“博引泰西说，加以论断，溯委穷源，语语精确，洵为不磨之论。译者文笔条畅，足达原书之旨。有志史学者，一读是编，增长史识必不少也”[19]。有的更进一步指出，此书义蕴宏富，理论精深，“吾国旧学界思想，视历史为传古信今之述作，而不知为现在社会生活之原因；研究历史者，亦不过出于钩稽事实、发明体例二途，而不知考求民族进化之原则。针膏肓而起废疾，必在于兹”[20]。

后来，直到1907年，有的学者在20世纪初期比较流行的《新体中国历史》[21]的“叙论”中，还把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和梁启超的《新史学》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对历史意义和宗旨“阐发无遗，其中蕴奥，能一取而观之，亦可以定读史之方针矣”。甚至经过三十多年，现代历史学者杨鸿烈在1939年编著出版的大学教本《史学通论》中，还对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李浩生1903年译本《史学通论》）多所称引，给予肯定的评价。(www.xing528.com)

除汪荣宝编译的《史学概论》和浮田和民《史学原论》的多种译本外，重要的还有对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原书部分章节的翻译介绍。如1903年《汉声》杂志（原为《湖北学生界》）“史学”专栏，译刊了《史学研究法》第四卷“史论篇”中的一章“史学之根本条件”[22]，1907年《学报》发表了张玉涛译述的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第一卷“总说”开头的“序论”和“历史之种类”两章[23]。其他还有1903年《游学译编》译刊的《史学肄言》[24]，和1907年《学报》发表吴渊民编译的《史学通义》[25]。《史学通义》根据日本史学资料编译而成，内容比较简略。《史学肄言》，顾名思义，也是讲史学方法论的[26]，实际主要说明，“以最狭义言之”，历史“实不过民族之历史”，而“民族精神之横竖二方面”，即民族的社会精神和历史精神。“民族之所资以生活者，有物质之财产，有精神之财产”。“中国四千年已往之精神，即今固不能断绝”，就是将来“有斩新之精神”，也“必非四千年前之精神分量画井而不相连续者”。民族的历史和民族的精神都不能割断，才能进化 发达。

从上可以看到，近代日本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受到西方的影响，而中国的新史学，在20世纪初，主要又是受的日本的影响。下边提供的两组材料，可以从又一个方面了解这种影响的历史联系。

第一组材料，是有关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著译的篇目章节：

续表

续表

第二组材料，是举几个理论叙述方面的实例：

“英儒斯宾塞曰，‘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然历史上之事迹，其类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读书观万物，则思过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也。泰西旧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国殆更甚焉。”（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

“历史与地理，如精神与肌肤，有密切关系，读史者所最宜知也。……所以然者，盖因地理影响于历史上物质之文明（如农、商业等），而遂成为历史地理之公例也。”（吕瑞庭、赵征璧：《新体中国历史·叙论》，1907年）

“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其相关之要，恰如肉体与灵魂相待以成人也。”（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年）

“斯宾塞曰，‘或言邻家之猫，昨日生子，谓之事实，诚事实也，然于吾人之生活上，有何关系哉。历史上事迹，类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读书观万物，则思过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也。其指摘历史之差误，可谓毫无余蕴。”（日本浮田和民：《史学原论》，1897年。李浩生译本，1903年）

“历史与地理，犹精神与肉体也。”“地理之学于历史上甚有价值焉。”“以上专就物质一面而言。而其精神一面，则与天然之地理，有颇相关系。……宗教……科学……因天然之现象如何，而影响及文明之精神的一面者，则亦可见也。”（同上译本）

“地理与人民相待，而后文明生焉，历史成焉，二者之关系，其亲密殆犹官骸之于精神也。”（汪荣宝编译：《史学概论》，1902年，主要根据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并参考浮田和民《史学原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