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革命的提出与追求新的热潮

在中国，20世纪初年所谓的“新史学”，就是开始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开始用来批判和改造封建旧史，重新认识和编写历史。当时，一些要求进步或革命的学者，深感中国社会和中外关系的急剧变化，封建的旧史学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都想试着探索新史之道，或者翻译介绍外国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或者提出自己新的史例、新的编史方案，或者自己着手编纂新的以至最新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他们史无前例地提出“史学革命”和“史学革新”之类的响亮口号，掀起了一个求“新”的热潮，以适应新的历史时代的要求。

1900年[3]，章太炎在手校本《訄书·哀清史》第五十九《附〈中国通史略例〉》中，最早提出要编修一部不同于旧史的新的中国通史。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4]，也说明拟编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上海普通学书室编纂出版《普通新历史》。

1902年，留日学生侯士绾翻译日本学者浮田和民所著《史学原论》，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特改书名为《新史学》，于1903年出版（详后，下同）；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文章，自命为“新史氏”，呼吁“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不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5]；邓实在《政艺通报》发表《史学通论》，认为“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6]；马叙伦在《新世界学报》发表《史学总论》，提出“中人而有志兴起”，“诚宜于历史之学，人人辟新而讲求之”[7]；留日学生汪荣宝根据日本史学论著编译发表《史学概论》，简要介绍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自称作此以为中国将来“新史学之先河”[8]。(www.xing528.com)

1903年，上海镜今书局出版一部新近史学著译文集，题名为《中国新史学》[9]，在“例言”中提出，“中国学科夙以史学为最发达，然推其极，亦不过一大相斫书而已。故非于史学革新，则旧习终不能除”，认为韩文举所著《扪虱谈虎录》是“发明”了“史学之新理”。留日学生曾鲲化，署名“横阳翼天氏”，自命“国史氏”，由东新译社出版《中国历史》[10]，在其首编“总叙”第一章“历史之要质”中指出，中国过去“所谓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皆数千年王家年谱、军人战纪，非我国民全部历代竞争进化之国史也。今欲振发国民精神，则必先破坏有史以来之万种腐败范围，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事实说明，这种“史学革命”和“史学革新”的口号，是针对中国旧史学的：史学不“革命”、不“革新”，封建史学的“旧习”就不会清除掉；树立“新历史旗帜”，是振奋“国民精神”，发扬“民族主义”的需要；史学的革命和革新，对于“救国”和“兴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史学不革命、不革新，就根本谈不上救国和兴国；为要达到救国和兴国的爱国主义目的，必须大家人人都来讲求新史学，使中国史学的革命和革新养成一种风气，形成一股潮流；一个国家的历史，是一个国家的文明的先声，没有历史，也就没有国家，等于亡国；急切要求编出不同于封建旧史的新的中国历史，以适应社会的前进。一句话，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界求“新”的热潮方兴未艾，这是时代的反映，是救国的需要，是社会革命和革新的要求，是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