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马骕是近三百年探索新综合体的第一人。他的史学成就在当时就受到重视，时人号曰“马三代”，顾炎武对他尤为推服[1]。他在青年时期酷爱《左传》，又认为编年体裁不便于读者对史事的来龙去脉“一览即解”，遂易编年为叙事，将《左传》改编为纪事本末体，成《左传事纬》一书。这说明他早年就重视体裁的运用。以前南宋章冲撰有《春秋左传事类始末》，首创用纪事本末体改编《左传》但存在分篇立目过于细碎的缺点。《左传事纬》比章书有很大改进，它能抓住春秋时期的主要事件按事立篇，叙事完整联贯，所以至今仍为研究《左传》的学者所重视。此书除正文外，还有附录八卷，内容有“图表”“阅左随笔”“名氏谱”等，以此补充正文叙事的不足。这种做法，包含着吸取其他史书体裁的优点以补充单一体裁所不足的意图，在编撰思想和方法上为《绎史》作了准备。
《绎史》一书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此书是马骕一生精力所萃，共计一百六十卷，分为五部：一为“太古部”，记远古传说时代。二为“三代部”，记夏、商、周史事。三为“春秋部”，记春秋时期史事。四为“战国部”，记三家分晋至秦亡史事。以上一百五十卷，均按事件始末或人物活动分篇记载，是全书的主体部分。最后为“外录”，十卷，有天官书、地理志、食货志、考工记、名物训诂、古今人表等，补充前面四部记载的不足。冠于全书之首还有世系图和年表，也是与正文互相配合。马骕自述其著作主旨说：“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2]他为自己确定的要求，是既重记事（治乱兴衰、纵横分合的事件）又重记人（人物活动和诸子学说）。显然，倘若只是简单地采用传统史学三种主要体裁中的哪一种，是无法容纳这样广泛的内容的，于是出现了体裁上的突破。清初著名文人李清[3]为《绎史》作序，盛赞它具有“体制之别创”、“谱牒之咸具”等特点，又说“自读《绎史》，然后知天地之大，识宇宙之全。”这段话说得有些过头，但他特别推崇《绎史》体制别创和内容丰富两项，则是很有见地的。
马骕在《绎史》中熔合了包括编年体和学案体几种体裁特点，而从主要方面来说，是吸取了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二者的优点。前四部大多是记事的篇目，如“夏禹受禅”“商汤灭夏”“武王克殷”“宣王中兴”“齐桓公霸业”“晋文公霸业”等等，记述各个主要历史事件的始末。这说明《绎史》确实具有浓厚的纪事本末体的特色。由于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它归于“纪事本末类”，并认为马骕此书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都是这一体裁的代表作，说：“史例六家，古无此式，与袁枢所撰均可谓卓然特创，自为一体矣。”这段话，说明了《绎史》在发挥按事立篇、显示历史事件的完整过程方面获得了成功。但《四库提要》作者没有认识到《绎史》所具有的综合众体的特点。(www.xing528.com)
《绎史》吸取纪传体的优点明显地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书中设有相当数量的记人篇目，如“老子道教”“孔子类记”“孔门诸子言行”“子思墨子言行”“列庄之学”“扁鹊文挚医术”“荀子著书”“韩非刑名之学”等，都是用以记载人物活动和诸子学说。还有的篇目记事又兼记人，如“齐桓公霸业”一篇中。重点记桓公得国、桓公会盟征伐等事件，又记述了管仲事功、管仲著书等以作补充。因为齐桓公的霸业有赖于管仲，兼顾记人与记事二者，正有助于窥见这一段历史的全貌。这是糅合了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的优点。第二，更为重要的是，《绎史》在全书布局上采用了纪传体几种体裁互相配合、容量广阔的特点，创造了记事、记人、图、表、书志集于一书的新的综合体裁。正文一百五十卷主要是记事和记人的篇目，也有记裁制度的，如“周官之制”“周礼之制”诸篇。正文之前是世系图三十二幅和大型年表，作者也下了很大功夫。世系图中有关春秋战国各国者，既列出各国诸侯的世系，又列出各国公族的世系，并有简要文字作考订说明。年表中，把自共和元年至秦亡为上六百三十五年间的大事逐年列出。“外录”部分的“天官书”“地理志”“食货志”，都是仿照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而设，且又扩大到“考工记”“名物训诂”等，内容更加广泛。
《绎史》还吸收了编年体年经事纬的优点，表现在所有事件和人物都按年代先后安排；吸收了学案体的特点，汇集了先秦诸子活动和学说的材料。《绎史》的缺陷是资料汇编的成分太浓和有的材料抉择不精。但由于它具有独创的体裁，网罗了丰富的内容，所以今天的历史学家仍给以相当高的评价，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说：“这书在先秦史方面是一部重要的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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