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报中史学研究的反映

重点刊发史学论文的刊物，还有当时各高校出版的学术期刊、学报和研究院所的专门刊物，其中比较重要的见下表：

虽然不像专门性史学期刊那样注重综合性地反映史学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但由于高等学校有一流的教授，而且，缘于其高等学府的学术声誉与学术地位，许多非任教于该校的知名学者也积极投稿，加之一些高校已建立了初具现代规模的系、院两级史学人才培养体系，所以高校的学报或所属刊物发表的史学研究成果，往往具有很高的学术质量。二三十年代出现的许多重要的史学论著，有相当的部分即首次发表于这类期刊中。曾被称作“四大学术刊物”的《国学季刊》《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前三者均属高校学报，且都创刊于20年代。可以说，这些期刊代表着当时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准，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其刊载的史学研究论文亦应标志着当时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因此，高校学报类期刊之于历史研究的作用不可小视。

以著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创办的学术刊物为代表做一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它们在学术研究特别是历史学研究中的作用与影响。

《国学季刊》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改为文科研究所）的专门刊物，创刊于1923年1月，该刊重在“发表国学方面研究所得之各种重要论文”[14]。《国学季刊》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北大特有的学术氛围中，该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由胡适撰写的《发刊宣言》，对“整理国故”的倡议做了系统的论述，这是一篇现代学术史上非常著名的有关整理国故的“宣言”。

《国学季刊》非常明显地将民国初年开始兴起的历史考证学的史学发展趋向反映出来，同时对新史料的介绍与研究也十分重视，另一方面还注重表现当时中西学术交融与交往的情况。

历史考证学在国学季刊上以民族史、宗教史、思想史、历史地理等研究领域体现得十分突出，发表了陈垣的《火袄教入中国考》（1卷1号）、《摩尼教入中国考》（1卷2号）、《元西域人华化考上编》（1卷4号），方壮猷的《鞑靼起源考》（3卷2号），胡适的《戴东原的哲学》（2卷1号）、《颜李学派的程廷祚》（5卷3号），谢国祯的《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2卷4号），孟森的《建州地址变迁考》（3卷4号）等重要论文。这说明了历史考证学在当时史学界不仅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上均有拓展与创新，从某种程度上言，也是“整理国故”的成果。

陈寅恪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15]《国学季刊》非常及时地反映出了这一新潮流。20世纪初以来发现的四大新史料，该刊均有涉及。如容庚的《甲骨文字之发见及其考释》（1卷4号）阐述了甲骨文从被发现到被视为史料进行研究的情况。季刊还登载了伦敦图书馆和巴黎图书馆所存的敦煌书目，陆续发表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发掘汉简的科考报告及对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研究成果。

《国学季刊》的“编辑略例”称，该刊“主旨在于发表囯内及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学的结果”，“与国学相关之各种科学，如东方古言语学、比较言语学、印度宗教及哲学……亦与以相当之地位”[16]。刊物发表有外国学者伯希和、伊凤阁等人的文章，可视作是对此要求的具体实施。另如姚从吾的《欧洲学者对匈奴的研究》（2卷3号）[17]、陈受颐的《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儒教观及其反映》（5卷2号）等文，则属中国学者对中西交流或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如陈文认为以往论者过分注重西方科学知识的输入而忽略了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渗透的事实，文中指出：“其实两方思想上的交换，问题甚大，不该看作西洋历算介绍之附庸。耶稣会士不特传播西洋思想和文化于中国，同时也传播中国思想和文化于西洋。”[18]这样的见解即使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启发意义。

顾颉刚于1923年5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引发了学术界关于古史的论战。在此稍前，《国学季刊》创刊号（1923年1月）上发表了顾颉刚的《郑樵著述考》，下一期（1923年4月）发表了顾颉刚的《郑樵传》和胡适的《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与顾颉刚创立疑古学说有密切关系，而《国学季刊》所做出的反应，则表现出它对史学界最新研究趋向的关注。

北京大学在当时还有《国学门周刊》（后改为《国学门月刊》）等学术刊物，对史学研究亦多有重视，刊载了相当数量的研究论文，限于篇幅，此不赘言。

《燕京学报》创刊于1927年6月，是燕京大学创办的学术杂志[19]。《燕京学报》的“简章”称：“本报以发表研究中国学术之著作为主旨，由燕京大学同人担任撰述。”（第1期）燕京大学是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由于有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财政支持，燕大的教师阵容、教学条件均属一流，而《燕京学报》无论在刊物质量（学术质量和印刷质量）还是在办刊特色上都显得十分突出。

首先，作为一份著名的学术杂志，《燕京学报》刊登了一批有着重要价值及影响的学术论著，这些学术论著的作者既有当时已经成名的知名学者，也有初出茅庐的新人，或藉此而在学界产生影响，或日后成为著名学者。这些论著包括：陈垣的《史讳举例》（第4期）和《元西域人华化考下》（第6期）、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第7期）、谭其骧的《新莽职方考》和《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第15期）、裴文中的《中国细石器文化略说》（第33期）、齐思和的《魏源与晚清学风》、陈梦家的《甲骨断代学甲篇》（第40期）等。可以说，《燕京学报》为这些论著面世创造了条件、做出了贡献。当然，也正是刊载了这些论著，才造就了《燕京学报》的学术声誉。

其次，从其刊发的学术论文的总体上看，《燕京学报》非常突出地反映出了当时史学研究占主流地位的历史考证学的发展情况。历史考证学的兴起，重要原因之一是得益于新史料的发现，表现在研究方面，主要是对甲骨文的研究、对明清史的研究等领域。《燕京学报》在这些方面都非常重视。如吴其昌的《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第14期），利用王国维身后没有见到的甲骨文，继王氏《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继考》后再行考证，充实了有关证据，更加完善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发表有陈梦家、郭沫若等甲骨学大家的研究文章。明清史方面，主要有吴晗的《胡惟庸党案考》（第15期）、王锺翰的《清世宗夺嫡考实》（第36期）、张鸿翔的《努尔哈赤受明封赏考实》（第38期）等。历史考证学的兴起，还在于对“科学”的提倡与认同。这一趋向在史学研究上表现为对科学史的重视，《燕京学报》也敏锐地予以反映。如张荫麟的《九章及两汉之数学》（第2期）、《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第3期）、何观洲的《〈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第7期）、王振铎的《汉张衡候风地动仪造法之推测》（第20期）等。其他如高水准的民族史、历史地理学、先秦制度史、中外交流史等方面的考证论文也多有登载。

再次，《燕京学报》在其面貌、形式和内容上体现出的新意十分明显。具体言之：（一）开展学术批评，在学报上营造出学术争鸣的氛围。如第26期发表了李世繁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批评文章，并附冯对此文的答复，双方都是在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二）重视提携新人。如时为中学教员的钱穆在学术界并无名气，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在观点上与《燕京学报》主编顾颉刚也不相合，但学报仍予刊载，成为钱穆的成名作。另如谭其骧、吴晗、周一良、翁独健、王锺翰等人，在当时或刚刚毕业，或仍在就读，但他们的论文都在学报上获得了登载的机会。（三）积极介绍学界新书、引得、杂志。《燕京学报》介绍过的学术论著、引得、杂志总计有三百余种。在第30期以后，开设了“书评”栏目，共发表书评85篇，每篇书评一般不超过两千字，简明扼要、观点明确，并非一味肯定称赞。如齐思和评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32期）：“抑吾人犹觉美中不足者，书名史学，自宜论其体裁之得失，编次之良否，态度之偏正，考订之精粗，俾读者了然于二千年来史学演变之大势，及今后改良之途径。作者过重故实，而忽略史学，仅言纂修经过，鲜言体例得失，史学之义，似犹未尽也。”（四）注重刊发“学术消息”，传递学术信息。“学术消息”栏目始于第8期，直至第40期终刊，不曾间断，总计近200条，内容有各学术研究近况、各大图书馆近况、考古消息、科考团动向、古籍珍本影印消息、学术杂志创刊或复刊消息、文物陈列开幕消息、方志纂修情况、学界名流逝世及其生平介绍等等。（五）有英文目录，后又增加重要论文的英文提要，间或刊出已发表各期论文的“篇名引得”“撰译者人名引得”。具备上述这些特点，其原因可视为燕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及西方学界的关系与交往，使之更可借鉴西方期刊之长，而更重要的，当归结于编者对《燕京学报》编辑工作的敬业精神和科学态度。《燕京学报》十分典型地反映出了学术期刊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和促进。

《清华学报》由清华学校的清华学报社负责编辑，1924年6月创刊。《清华学报》创刊号的“引言”中说：“我们以为求学的态度，应以诚实两字为标准：第一，要存一个谦抑的心，然后实事求是，平心静气，来研究学问；第二，要有科学的精神，然后求学的方法，可以渐趋精确稳实，脱离虚浮的习惯。”“次论本报的内容：因为学问的范围，是很广的，所以本报的论著，不用机械式的分类；除文苑一门暂时不登外，其余的著作，但求与本报宗旨相合，倶可选载。”较之《国学季刊》和《燕京学报》，《清华学报》的内容更为宽泛，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论文都予刊登，史学方面虽不占绝对多数，但每期均可见到，且由于有王国维、梁启超、朱希祖、顾颉刚、陆懋德等著名学者的文章见诸学报，也为之增色不少。如王国维的《鞑靼考》（3卷1期）、《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4卷1期）、梁启超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1卷1期）、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历史与政治》（6卷1期）、张荫麟的《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1卷1期）等论文，都是现代学术史、史学史上的重要著述。

不过，更为集中地反映清华的国学或史学方面研究成果的，应属国学研究院的《国学丛刊》以及《实学月刊》《国学月报》。《国学论丛》为季刊，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出版物，1927年6月创刊，“内容除本院教师之著作外，凡学生之研究成绩，经教授会同审查，认为有价值者，及课外作品之最佳者，均予登载”[20]。《实学月刊》是由国学研究院学生刘盼遂、吴其昌、杜钢百等人以“实事求是整理国故”为宗旨，组织“实学社”，为发表其研究成果而创办的[21]，1926年4月出刊。《国学月刊》为陆侃如、杨鸿烈、卫聚贤、储皖峰、黄节（后大都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等人编，他们于1924年5月成立述学社，并出版《国学月刊》以发表其研究成果。《国学月报》的“发刊引言”说：“我们是极恨这种‘顽固的信古态度’及‘浅薄的媚古态度’的。我们宁可冒着‘离经叛道’的罪名，却不敢随随便便的信古；宁可拆下‘学贯中西’的招牌，却不愿随随便便的媚古。”这表明述学社及其刊物在西学东渐及整理国故问题上所持态度[22]。其中《国学论丛》最具权威性，史学在其内容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以1卷1号为例，刊载的史学研究论著就有梁启超的《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吴其昌的《宋代之地理史》、徐中舒的《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周传儒的《中日历代交涉史》、余永梁的《殷墟文字考》、卫聚贤的《左传之研究》、陈守寔的《明史稿考证》等多篇（部）。另两刊也是如此，如《实学月刊》载有王国维的《鞑靼事略跋考》（1期）、梁启超的《先秦学术年表》（4期）等文，《国学月报》载有姚名达的《章实斋之史学》（2卷1号）和《章实斋年谱》（2卷4号）、陈守寔的《明清之际史料》（2卷3号）等文。总的看，清华学人所办期刊，有着自己独具的特色，正如校长曹云祥所说：“现在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之教育，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本校同时组织研究院，研究中国高深之经史哲学。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学之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23]其史学方面表现出的特点及对于史学研究产生的影响，亦同此例。

此外，许多综合性期刊杂志如《东方杂志》《学衡》《民铎》等，一些报纸的副刊或学术专栏如《学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晨报》副刊等，也不断发表一些中短篇幅的史学论文。

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是及时传播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重要形式。学术期刊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学术相对封闭的治学方式，适应了现代学术发展的基本要求。学术期刊既为学者们提供了及时发表和了解研究成果的机会，也提供了进行学术交流和学术争鸣、辩论的园地。“夫学术之深浅，品评亦视乎其时”[24]，学术成果的及时发表，并很快得到反馈（包括对成果的介绍、评论或批评），其双向互动而导致的辩论驳难，对现代史学发展的意义至关重要。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多与学术刊物所起到的前所未有的媒介作用有关。某一种学术期刊可以吸引学术旨趣大致相同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切磋，进而形成某种思潮和学派；某一时期的学术期刊则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该时期学术研究的状况和走向，为当时人了解学术动态提供方便，为后人的研究提供较为充分的资料。

（2002年第3期）

[1]汪荣祖：《五四与民国史学之发展》，见杜维运、陈绵中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三》，台北：华世出版社1985年版，第509页。

[2]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北京大学历史系合编《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一编上册）附“本索引所收杂志一览表”统计，该索引由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3]《史地丛刊》第1期，1920年6月。(www.xing528.com)

[4]柳诒徵：《史学与地学弁言》，《史学与地学》第1期，1926年12月。

[5]《史学年报·发刊辞》，《史学年报》第1期，1929年7月。

[6]《史学集刊·发刊词》，《史学集刊》第1期，1936年4月。

[7]专门性史学期刊与高校学报及国学类期刊在概念上也不是泾渭分明，实际上，一些专门性史学期刊就是高校所办，如《史学年报》即为燕大史学会创办，有高校学报的性质。本文做上述区分，是为叙述上的方便，以利于说明问题。

[8]何炳松：《史地丛刊·发刊词》，《史地丛刊》第1期，1920年6月。

[9]柳诒徵：《史地学报·序》，《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1921年。

[10]卢绍稷：《史学概要》，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97页。

[11]《史地丛刊》第1卷，1920年。

[12]“史地界消息”，《史地学报》第2卷第2期，1923年。

[13]“书报绍介”，《史地学报》第1卷第3期，1922年。

[14]《国学门研究所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15]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页。

[16]《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17]《国学季刊》第2卷第3号，1930年9月。

[18]陈受颐：《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儒教观及其反映》，《国学季刊》第5卷第2号，1935年。

[19]详见史復洋：《〈燕京学报〉前四十期述评》，《燕京学报》新1期，1995年；张越：《关于〈燕京学报〉》，《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4期。

[20]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24页。

[21]齐家莹：《清华人文学科年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22]齐家莹：《清华人文学科年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6页。

[23]齐家莹：北京：《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24]吕思勉：《三十年来之出版界（1894—1923）》，《吕思勉遗文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