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史东渐的反响及广学会的研究成果

长期困于“天国迷梦”的多数士大夫，在分析问题时习惯于使用“纵向思维”方式，而缺乏横向的比较。“中国服官之众、读书之士，其于中国古训，自已烂熟于胸”，而对于社会的急剧变革寻求因应之道，则不可得。广学会出版的图书受到追捧，正是适应了中国社会骤变的局势。在1893年广学会年会召开时，所出售之书仅为八百一十七元；1896年12月10日，广学会在上海召开第九次年会时，图书销售开始变化，单卖书一项收入达五千九百多元，“昔之视同鸡肋者，今之价重鸡林”。江苏、湖南两地学政以书中内容，作为乡试出题的内容，林乐知等人受邀为创制良法[46]。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1897年广学会卖出图书收入在一万两千一百四十六元[47]，尚不计算美华书馆、申报馆等处代售收入。1898年，更是售出了一万八千余元。自1897年至1905年，广学会所卖出的《万国公报》达三十六万九千九百一十 二册[48]。

历史著作并不单单是对过去事实的记述，与社会现实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它的作用。广学会出版的图书对光绪皇帝、李鸿章、张之洞、曾纪泽、岑春煊、孙宝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等人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这在他们的著作或回忆录中都有所体现。在1896年前后的中国，在维新高潮尚未到来之时，以如此尖锐、激烈的言辞，批评中国的积习，批评中国的政治，实不多见。广学会出版的历史类图书，体例灵活、内容新颖、思想激进，阐发的变法改制思想，加速了有识之士为国家前途和命运进行抗争的行动，对中华民族的振兴起到了鼓舞作用。

广学会翻译编纂出版的不少历史著作是有价值的，对中国了解西方历史和史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编译者将西方的西学、西政，国家繁荣兴旺的根源归于所信仰的基督教，则反映了他们的局限性。林乐知认为在中国的外国人有公使领事、行商作贾、医师矿师、传道教士等人，要论诸人之中谁最有利于中国，那就是传教士。公使是为修好睦邻、保护商人利益，商贾是为求利，医生矿师是为求名于天下。“独有传教士之来华，非为名也，非为利也，传扬真道也。诚知真道为生命之量，而欲以其量为华人益智馈贫之助也。且知基督为世界之光，而欲以其光为华人去暗投明之导也。此为独有益于中国者也。”[49]中国译手蔡尔康也竟宣称：“教士之所讲者，敬天爱人之理，与儒教无弗同也。”[50]然而，当时的士人和知识阶层面临民族危机，并没有走向基督教信仰，而是将汲取到的西学知识作为变革中国的“思想 资源”。

（2014年第2期）

[1]关于广学会的研究成果颇多，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等著作都有专章（节）论述。另有江文汉的《广学会是怎样的一个机构》（《出版史料》1988年第2期）、王树槐的《清季的广学会》（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3年第4期上册）、孙邦华的《李提摩太与广学会》（《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李巍的《季理斐在广学会活动述评》（《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吴雪玲的《广学会与晚清西学传播》（《东岳论丛》2009年第8期）等。但是，以上研究成果对西史东渐的内容却关注甚少。

[2]顾长声认为是1888年成立董事会，见《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但《万国公报》1890年3月刊登的《同文书会实录》显示：“客岁十二月十七日，同会诸人集于有利银行商办书会中事，”并列有名单。客岁应为1889年。

[3]《同文书会发起书》，见《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4]韦廉臣：《同文书会实录》，《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

[5]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6]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129页。

[7]《同文书会年报》（1894年），《出版史料》1988年第3、4期。

[8]王树槐：《清季的广学会》，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3年第4期上册，第209页。

[9]王树槐：《清季的广学会》，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3年第4期上册，第216页。

[10]关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介的历史类书籍参考笔者论文《略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西史译介活动》，《历史档案》2011年第4期。

[11]梁启超：《读西学书法》，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4页。关于《泰西新史揽要》研究成果较多，如刘雅军的《李提摩太与〈泰西新史揽要〉的译介》（《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邹振环的《李提摩太与〈泰西新史揽要〉：“世纪史”的新内容与新形式》（《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2]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211页。

[13]《三湘喜报》，《万国公报》第90卷，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76页。

[14]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May 10-24，1877.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78，pl77.

[15]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May 7-20，1890.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0，p14.p523.

[16]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242页。

[17]赵如光：《万国通鉴·序》，1882年刻本。

[18]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286—287页。

[19]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202页。

[20]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及伟烈亚力的《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中已经采用过类似的撰述方式。

[21]《泰西新史揽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381页。

[22]《泰西新史揽要》，第112页。

[23]《泰西新史揽要》，第270、345、383页。

[24]《泰西新史揽要》，第143—158页。(www.xing528.com)

[25]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210、211页。

[26]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239页。

[27]《广学会年报第十次》，《出版史料》1991年第2期。

[28]本部分以与甲午战争紧密联系的初编为主要研究对象。所用《中东战纪本末》为1896年上海广学会译著，图书集成局出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影印第7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

[29]《美国爱默雷大学图书馆藏来华传教士档案使用指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30]《中东战纪本末译序》，《中东战纪本末》，第10页。

[31]蔡尔康：《送林荣章先生暂归美国序》，《万国公报》第109册，1898年2月，第28本，第17475页。

[32]《中东战纪本末译序》，《中东战纪本末》，第7、8页。

[33]《中东战纪本末译序》，《中东战纪本末》，第9、10页。

[34]《中东战纪本末例言》，《中东战纪本末》，第21页。

[35]张昌鼎：《中东战纪本末序》，《万国公报》第102册，1897年7月，第27本，第16996页。

[36]孙家鼐：《复龚景张太史心铭书》，《万国公报》第91册，第26本，第16230页。

[37]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一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68页。

[38]卷六《微量篇》，《中东战纪本末》，第600页。

[39]卷六《裒私议以广公见论》，《中东战纪本末》，第609页。

[40]卷六《七裒私议以广公见论》，《中东战纪本末》，第654页。

[41]卷六《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论》，《中东战纪本末》，第591页。

[42]卷六《三裒私议以广公见论》，《中东战纪本末》，第624页。

[43]卷六《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论》，《中东战纪本末》，第596页。

[44]卷六《中日朝兵祸推本穷原说》，《中东战纪本末》，第569页。

[45]王炳照：《甲午中日战辑·自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46]《上海广学会第九次年会论略》，《万国公报》1897年第98期，第116757、16758页。

[47]《上海广学会第十年年会论略》，《万国公报》1897年第108期，第17415页。

[48]《广学会年会报告记》，《万国公报》1906年第206期，第24070页。

[49]卷六《十裒私议以广公见论》，《中东战纪本末》，第698、699页。

[50]卷七《据台十不可说》，《中东战纪本末》，第7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