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战纪本末》：甲午中日战争的当代史记录

《中东战纪本末》一书是甲午中日战争前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中国译手蔡尔康，将刊发在《万国公报》上关于此次战争的文章，按照一定的体例进行纂辑而成的书籍。此书在当时影响甚大，上至光绪皇帝，下至书生学子都多有阅览。广学会曾将该书送给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专门委托官员复信致谢。李鸿章看过书后认为“它写得很好，希望它能广泛流传”[27]。

《中东战纪本末》1896年由广学会出版，初编八卷，1897年增出续编四卷，1900年出版三编四卷[28]。署名为林乐知著译，蔡尔康纂辑。

林乐知，英文名Y.J.Allen，1836年生于美国，美国基督教监理会会员。1860年6月抵达上海，1907年在上海去世，其间除短暂回国，其他时间都在中国度过。来华时中文名为林约翰，1864年加入上海广方言馆时改名林乐知，后来取名荣章。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他到南京见过洪仁玕，后曾参加江南制造局的译书工作，翻译了《列国岁计政要》《东方交涉记》《四裔编年表》等著作。他的数篇具有影响力的著述和译作，如《文学兴国策》《中东战纪本末》《中国历代度支考》等，均被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徐维则《东西学书录》、赵惟熙《西学书目答问》收录。1878年，林乐知回到美国，美国爱默雷大学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29]。林乐知来华四十七年，经历了中国的不少大事，与李鸿章、张之洞等重要人物有交往。在《中东战纪本末》书中，林乐知译著的文章占据了全书近一半的分量，大部分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过。蔡尔康为《万国公报》编辑，林乐知的助手。蔡氏在书中校、译、著的文章总体上超过了林乐知。林乐知评价他说：“子茀中国真秀才也，每下一语适如余意之所欲出，”[30]“余之舌，子之笔，将如形之于影，水之于气，融美体于一冶。”[31]另外，《中东战纪本末》还引用了电报、条约、外报评论和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人的文章。

关于撰述目的，林乐知在《中东战纪本末·序》中也有叙说，中国战败并不可怕，关键是总结教训，变法是中国重振国势的重要途径。中国战败了，是因长时期困于天朝大国的梦幻之中，“中国断无可灭之理，际此痛深创钜，幡然一变其故辙，综计云蒸霞蔚之盛亦有五端，恐非日本之能望其项背也”[32]。日本取胜的原因就在于实行了变法，日本实行的五项措施，“表武功于天下”“有利器而得人以利用”“国体既立，乘势以兴新政”“通国之民均知教化”“力避诛降，以仁心闻天下”，使日本一跃成为强国。“中国若恐骤更新法，致激愚民之变而因循”，犹如“母之爱子，怜其夜啼，而饮以安神药水，恐一眠而长不醒也”[33]。此书适应了当时社会变法形势的需要。在体例方面，林乐知称本书仿《通鉴纪事本末》，采用纪事本末体。他认为此种体例，“皆脉络贯注，糜眼毕清，读者一目了然”[34]。通观全书可知，林乐知所倡导的“本末”与中国史书体裁纪事本末，在含义上有所不同。实际上，他强调的“本末”是事件的轻重缓急问题。

《中东战纪本末》在甲午中日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出版，时人阅后称其“于当世大局，万国实情，若烛照数计而龟卜”，“能言诸生所不能言，且敢言翰林御史不敢言”[35]。帝师孙家鼐评价道：“其于中国之病源，可谓洞见症结，此中国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不敢言者。”[36]此书初版三千部很快销售一空，不到六个月就收回了成本，重印多次，曾出合订本4000册，总印数达2万册。林乐知和译手蔡尔康也受到一些省官员邀请，要求前往讲授西学[37]。《中东战纪本末》之所以获得这么高的评价，并被转送深宫之中，就在于它以一种相对客观的方式报道、评论了这场战争，指出了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弊病，触到了中国的病根。

本书的影响力之大在于它的内容，在撰写内容上具有以下特点：(www.xing528.com)

第一，材料可靠，记述较为客观。该书认为中国失败源于“骄傲”之心。中国喜欢报喜不报忧，喜欢听“虚词”。针对日本宣称参与朝鲜事务，一是辨明朝鲜宜为独立之国，二是中国不再干预朝鲜之事，林乐知认为日本的根本意图是“日本欲去戍朝之华兵，而全归其保护者也”[38]。在材料运用上直接使用公函和电函。文中引用了中国总理衙门与日本外务省之间的来往公函，李鸿章在日本期间与伊藤博文等人谈话记录，李鸿章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的往来函件等。文中收录了《讲和条约》《修订专条》《停战条款》等系列条约，这足以证明《中东战纪本末》在材料使用上的权威性。

第二，引用外电，指陈形势。林乐知对西文的通晓，使他能够更为方便及时地了解国际形势，并运用到分析中国问题上。据不完全统计，《中东战纪本末》中摘录了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美国、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等国近四十种不同报纸上的评论和报道，主要内容是关于战争中及战后，各国行动及态度变化。对于此事，林乐知认为：“会各国报馆，各谋其国，各顾其人，欲求仗义执言，置本国事度外者，奚翅星辰硕果。于以知今日之时局，理与势两相倚。势苟弱，理亦即与之俱弱也。”[39]十篇《裒私议以广公见论》的撰述意图也在这里，通过聚集不同的私议，来正确客观地认识这场战争。林乐知针对俄国参与“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评论道：“俄罗斯助华变约，阻日割辽，名为公论之不容，实则私图之自便紾臂夺食，华人渐见其肺肝。”[40]揭露了俄国参与干涉还辽的真实目的。

第三，分析弊病，力荐变法。编纂此书之时，林乐知来华已三十六年，对中国社会存在的症结可谓有充分了解。卷二中引用朱谕、谕旨、廷寄，实际是从一个方面来反映晚清政府如何来看待和应付战争。在国家受到战争威胁之时，大臣还在为慈禧太后的寿辰奔忙，足可以看到此时晚清政府的腐朽。此书所倡导的变法思想渗透于全书每卷之中，而以第八卷最为集中。文中认为中国长期形成的积习有骄傲、愚蠢、恇怯、欺狂、暴虐、贪私、因循、游惰，各种积习相引而递生，祸及国是。“中国自知骄不可恃，傲不可长，岂但有益于外国，不且大有益于中国乎？呜呼，此种语气，籍籍然闻于遍地球间，中国岂又未之知乎？”[41]中国“不知自强其国之道，不在于武备而在于政体，中国预救其危，必先自知其弊”。他还认为中国必须自己主动进行自强之法，若他国也参与进来，恐会干涉到政权，“天下能否平安，全视中国能否振奋，欧人之冀望深矣。中国若再因循，他国必有合力以迫令振奋者，试问中国之主权尚有存焉者乎？”[42]文中还以日本为例，指出变法的益处。

《中东战纪本末》能够产生巨大社会反响，还与它的评论、文章的本土化倾向有重要关系。对于中国军队在战争中的表现，林乐知也没有笔下留情。方伯谦因害怕战争，藏于船底的货舱之中，叶志超等人恇怯，纷纷畏敌而逃。文中引用英国武将纳披的话说：“两军相见于疆场，其孰为胜者，孰为败者，道德居其三，枪械居其一。”他进一步评论说：“故夫华之败于日，非败于器械之不利，而败于文武各员道德之不修。”“华人之学问，多守旧而不知谋新，终且并其旧者而失之，其能免于挫败哉。”[43]针对于中国军队守而不战的行为，文中评论道：“夫中国有新舰巨炮，精卒厚饷，固宜长驱直入，不但攻踞朝之客兵，且将攻守日之主兵，方足以固民心而作士气。若不言功（攻）而言守，已非出奇制胜之道，况乎并守而不能哉！局外之人，所由内问诸心，外问诸世，而不知其何故也。”[44]反映了当时以西太后为首的部分人为维护一己利益，视国家利益于不顾，在军事上极力避战求和的行为带来的恶劣后果。在文字运用和表述上，使用中国绅士阶层熟悉的语言，使得文章更具有影响力，比如大量运用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著名语句。如《论语》中的“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文学表现手法的运用使文章更具感染力。在讲到中日两国进退比较时，引用了刘禹锡的七言绝句《乌衣巷》，暗示了昔日繁荣强盛的中国，如果再不努力，也只能落个断壁残垣的悲惨局面。

自甲午战后（1895），中国社会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变法思潮，开明的士人、学子试图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求知识于域外的思想强烈。在战争期间，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相对客观真实的报导，为其赢得了很好的社会声誉。晚清士人王炳照曾在1895年编辑出版了《甲午中日战辑》，认为林乐知文章所载事“最真且切”，王氏之书录自《万国公报》上的内容达“十之九”，以此达到疾声长呼，使人常醒，鉴前车，绸未雨的目的[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