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拓新的西北和西南边疆地理研究探索

沈曾植的西北边疆地理研究，精神上固然是对道咸以来徐松、张穆、何秋涛等人的继承，内容却并不以此为限，而是注重依据时局变化或新材料的发现，对该领域的研究做了不少拓展。

沈氏治学，素重创新，由其首开风气校注的西北史地典籍不下十余种，惜正式刊行者不多，在致罗振玉的信中，他对此做了解释：“鄙人昔所研习，自以地学为多。创之在欧士以前，出之乃远出欧士以后，在昔新发明，在今或已为通行说，以兹弃置，不乐重观。”[28]这既可知他对著述的谨慎态度，也表明了对学术创新这一原则的高度重视。王国维论其学术“时有得失，得者极精湛，而奇突者亦多出人意外。若孙仲老（指孙诒让）辈则笃守古法，无甚出入矣。”[29]也点出了其学术的这一特征。沈氏敢于突破前人旧说，常使他在传统典籍的研究中获得可喜的新发现。

如长久以来，提到汉代匈奴单于庭，往往只及漠北龙庭。同时的丁谦在《匈奴传考证》所附《漠北建庭考》中就仅谈到漠北龙庭。沈则指出，其实还应有漠南龙庭，亦即《汉书·李陵传》所谓“故龙城”：“单于建庭之所为龙城，自元封以前，单于庭在幕南，直代、云中；元封以后单于庭在幕北，直云中西、酒泉东。此故龙城，谓幕南之旧庭，其道盖自浚稽而东南，指五原、定襄之间。若居延乃故时右部之地，右贤王所居，安得有龙城乎？”[30]

又如元代所遗《元经世大典地图》，前人多不甚重视，魏源将张穆所获《永乐大典》本“大典图”刊入《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因其“开方无里数，而西北正位反处四隅，皆使人疑惑”[31]而感到不可解。洪钧称此图乃元至顺元年（1330）三月元廷赴西北诸王燕只吉台（察合台系后王）、不赛因（伊利汗国旭烈兀系后王，1317—1335年在位）、月即伯（即月祖伯，钦察汗国术赤系后王，1312—1342年在位）等处使臣“驰驱咨度”所得[32]，然并未解释其绘法特殊之原因。沈曾植认为：“以《元史》地［理志］、《明史》、邱处机、刘郁、陈诚所记验之，地名方位往往合符，知此图实可依据。”并分析此图的来源说：“元代地图多出西域，据‘河源附录’，知朱思本之图本于帝师家之梵字图书，而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言圣朝据西番经，名真腊曰澉浦只（今柬埔寨）。所谓西番经者，殆亦图经之类，是朝廷诏命且用之。大典之图，北不及海都（窝阔台之孙）所封，东尽沙洲，西北月祖伯封地阔略，而独详于回回故地笃来帖木儿（察合台系后王）、不赛因二人所封，其必为回回人所绘无疑也。”他分析，大典图绘法特殊，当是出自西域回回人手之故，它原来很可能绘有南北向的“天度斜线”（经线）和直格，传入中土后，“摹者不解其意，留直而去斜，不解南北易向之由，仍存其四隅之旧识，据直格以观斜线之向，又不能得斜线之中线果在何方，则其回易迷紊，端绪不可寻，固所宜矣”[33]。考元修《一统志》，曾令各行省进呈本省地图及图说，其中可能也包括一些西北地区的宗藩国图。当时秘书监有一奏折说：“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回回图子我根底有，却总做一个图子呵，怎生？”[34]此“回回图子”当指伊利汗国地图。此外，参与《元经世大典》编修的著名大食学者瞻思曾著《西国图经》，将波斯、阿拉伯的地理知识介绍到中国，可见元代确有回回人所作地图及其地图学知识传入。可惜瞻思之书早佚，也不见当时元廷的西域地图保留下来。沈氏的见解无疑为探究这一情况提供了新的线索。

其对《穆天子传》的研究，同样反映出这一特点。穆传为西晋发现的汲冢书之一，长期以来，一直被人视为小说不经之谈，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至斥为东汉以后人杂取《左传》《史记》和《山海经》之说的伪作。沈曾植不以为然，在《穆天子传书后》中，他认为：“《穆天子传》多古文奇字，多阙字……意其柏夭说之，造父、祭父受之，太史书之而藏之者耶？明其义例，则此书与《禹贡》可相发，不为荒诞也。”并尝试对传说中穆王西征的地理方位做了测定，谓其“第四卷末里西土之数，固与《汉书·西域传》《魏书·西域传》大略相符。周尺短于后代，所谓自宗周至于西北，大旷原万四千里，固当以里法折减算之。大旷原盖当今里海、咸海间之大沙漠，迤北以至乌拉山东吉里吉思高原。昆仑之丘、西王母之邦在其东，当今葱岭东西、葱岭南北新疆内外诸回部。西夏氏邦次东，当今青海。河宗又在其东，则今宁夏迤及河套诸部矣。”对穆王西征具体路线的考证，沈氏仍沿晋郭璞说，以为系由晋漳水北循滹沱，入河套而西，这一点，近人已有异议。

在他看来，周穆王西征的真意是在安抚西北诸部，其“经略西域方略与汉人用意略同”。故该书对考察古代北方诸民族居地的变化有很高史料价值，如其所记：“西夏盖即《王会》大夏之西部所居，盖汉以前月氏故地，此书无月氏。[35]伊尹‘献令’，大夏、月氏皆在正北方[36]。其后积渐西涉，得非为月氏所逼欤。匈奴、月氏、大夏皆北方种族，蹑迹西徙，大夏开其先，月氏继之，而后匈奴继之，独此书记大夏未入西域以前故地，此为地理学者最可宝贵之典证已。”并提出：“书中尤可注意者，‘封膜昼于河水之阳，以为殷人主’，是积石之西有殷民。‘赤乌氏先出自周宗’，是舂山有周民。西夏、大夏不见《禹贡》《夏书》，而见于《商书》《周书》，皆与匈奴相次。匈奴且为夏后氏裔，则大夏、西夏之为夏民，岂待言哉。”[37]这些，都发前人所未发，给后继的研究以很大的启示。

与此同时，在提倡和运用新发现资料开展西北史地研究方面，沈曾植亦颇具特识，其中尤以对“和林三唐碑”的研究具代表性。

1889年，以雅德林采夫（N.M.Yadrintsev）为首的俄国考古队在外蒙鄂尔浑河流域的和硕柴达木湖畔发现了阙特勤碑和突厥苾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可汗碑也在次年发现。因三碑均作于唐代，并发现于和林（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地区，故国内学者称之为“和林唐三碑”。它们的发现曾在当时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1893年后，丹麦学者汤姆森（Vilhelm Thomsen）和俄国拉特洛夫（W.W.Radloff）相继对阙特勤碑和苾伽可汗碑的突厥文部分取得研究成果。同年，俄国驻华公使将拉特洛夫《蒙古古物图志》中刊出的三碑影印本送清总理衙门，属为考证，时正在总理衙门兼职的沈氏遂结合新、旧《唐书》相关记载，对其汉文部分做了详细研究。

三碑历经岁月沧桑，多断裂残缺。沈氏以深厚的史地修养，对其来历做了说明。其中苾伽可汗碑碑名已泐去，经参证相关史籍记载，他指出：土人“称此碑为莫纪邻王陵碑，莫纪邻即默棘连，亦作默矩……所以知为苾伽碑者，第籍首行撰人衔名及文末‘使佺立庙’云云，与《唐书》默棘连死，‘帝为发哀，使宗正卿李佺吊祭，因立庙，史官李融文其碑’相证合耳”[38]。(www.xing528.com)

通过碑文证史，他纠正了传统史籍的一些误记。如据阙特勤碑知新旧《唐书》所谓“阙特勒”实“阙特勤”之误，进而指出：“突厥语无可考，而蒙古口语，历久相沿，可敦之为哈屯，达干之为答尔罕，叶护之为详稳为桑昆为想昆，旧语班班可相证合。然则言之所谓特勤，即《元史》之的斤，亦即今蒙语所谓台吉矣。”[39]又如苾伽可汗卒于开元二十二年（734），新旧《唐书》失载，沈曾植以为：“此可补阙者。新书称苾伽子嗣位者，先伊难，后登利。《唐会要》：‘开元二十二年，毗伽为其臣梅录啜毒死，子登利立。’据文末称‘□利可汗，虔承遗训’，明指登利言之，则与《会要》相证明，又可纠新书之误者矣。”并指出苾伽可汗与阙特勤兄弟“始终亲唐，靡有异意。明皇结以父子，恩逮存亡，册命贶荣，玺书褒德，凡诸诏令，与碑文词意大同。摩挲残石，可以想见当时抚御微权也”[40]。以致两人死后，唐玄宗都亲书碑文，以示恩宠，特别是阙特勤，还为之“立庙像，四垣图战阵状，诏高手工六人往，绘写精肖，其国人以为未尝有”[41]。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双方奉行民族和睦政策的成功。

三碑中，以九姓回鹘可汗碑损坏最甚，“碑文残阙，文无首尾，亦无年号岁月，不能知为何时所立，以文中所述诸汗事迹考之，当在贞元中”。尽管如此，沈氏还是据所见到的前三段及七、八两段断碑印本，征引新旧《唐书》和《唐会要》等文献，钩稽史实，考释回鹘历史及其与唐之关系，并从中搜寻新的史迹，如谓：“史言乾元中黑姓可汗阿多裴罗犹能入贡，大历后浸微，臣服葛禄。据此碑，则贞元末黑姓尚有可汗，与葛禄并峙，国未亡也。十箭为西突厥之遗民，三姓亦突骑施之部落。史称开元中以都摩支阙颉斤为三姓叶护，与碑语可相证发。”[42]

据王国维说，沈曾植有关三碑的考证，曾被“俄人译以行世，西人书中屡称引其说”[43]，可见一时影响之大。

不仅如此，沈曾植还是清季西南边疆史地和南海交通史研究开拓者之一。在西南边疆史地研究上，他曾作有《蛮书校注》，稿虽未刊，但仍能从其《蛮书校注跋》中略窥梗概。唐樊绰所作《蛮书》十卷，是记载古代云南地理的重要著作，对唐朝云南的交通途程、山川城镇、风土物产、边疆民族生活和军政制度等都有系统描述。沈的跋文，对其时各少数民族的分布和一些历史地名做了考察辨析，新意迭出。如指出唐时南诏国主所以自称“骠信苴”，盖因骠为其属国之故，“据贞元中南诏朝贡挟骠使以俱来，而寻閤劝自称骠信苴，‘信苴’，蛮语为‘主’，则寻閤劝自以为兼王骠国也。开南、安西所部，远皆达于南海，以《地理志》所记通天竺路互证，知非夸辞不实者。盖骠之属国，皆为南诏属国矣”。并对其地明以前的疆域变迁做了探讨：“（元）史地志叙金齿以西土蛮八种，云异牟寻尽破群蛮，徙其民而取其地，南至青石山，与缅为界。及段氏时，白夷诸蛮渐复故地。是后金齿诸蛮渐盛，蒙氏安西、开南城戍，殆皆废弃于是时。然其地为南诏旧域，十一总管固知之，故元世建茶罕章以统滇之西边，其戎索当及阿萨密；建八路以统南边，其戎索包有北缅怒江以西诸部之地，几尽得蒙氏旧疆，非若明人画于麓川而止也。”[44]揭示出南诏全盛时，其疆域一度包有骠国（在今缅甸）旧地及其对元代在滇、北缅地区设立行政机构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沈氏还指出了《新唐书》的疏漏处：“‘骠信苴’三字连文，新史删去‘苴’字，非也。《续文献通考》：‘元既灭段氏，得五城八府三十七蛮郡之地，设大理都元帅府，仍录段氏子孙，世守其土，于是有十一总管出焉。第一代曰信苴段实，二代曰信苴段忠，三代曰信苴段庆……十一代曰信苴段明。’总管世世称‘信苴’，可知夷语所谓君者，是信苴，非骠信也。”[45]由此可见，今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依《新唐书》“骠信，夷语君也”之说，将“异牟寻之子骠信苴蒙阁劝”中的“苴蒙阁劝”标为名字[46]，显然值得推敲。考《新唐书·南蛮传》，南诏“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属”[47]，如细奴逻子为逻盛炎，逻盛炎子为炎阁，炎阁嗣子为阁罗凤，阁罗凤子为凤迦异，凤迦异子为异牟寻，异牟寻子为寻阁劝，因姓蒙，《旧唐书》又称“蒙阁劝”，而不应作“苴蒙阁劝”。

在南海交通史等研究方面，沈氏除刊有《岛夷志略广证》外，还作有《佛国记校注》和《诸蕃志注》，惜未刊，仅于《海日楼札丛》中得见考证若干条。

《岛夷志略》为元汪大渊游历南洋的实地记录，为考察当时南洋各地风土人情和古代南海航路的难得第一手资料，只是记载略显凌乱，存在地名方位不明和华译地名多杂闽赣方言等缺点。为便于阅读，沈曾植据当时出版的中西地图及史书、笔记等资料，对南亚、非洲许多古地名如丁家庐、丹马令、彭坑、麻啰华、层摇罗（沈氏以为“摇”乃“拔”之误）等做了考释，并提出：“凡印度西南城邑往往犹存古名，以土人种类不改，故地名亦多不改。”而在“暹、缅海崎，自古市舶辐辏之区，其土盖多古国”，至于西方殖民势力东侵后在南洋各地的“开埠之地，大都皆古来都会也”[48]。由于沈氏所处的时代，我国的南海交通史研究尚处于资料收集整理阶段，囿于见闻，其对不少古地名的疏解，今天看来未必精当，但其中亦不乏通达的见解。稍后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的《岛夷志略校注》，就从沈注中获益不少。如沈曾植据《明史·爪哇传》和《续文献通考》释古代马六甲海峡重要泊船处“班卒”说：“班卒既与龙牙门后山相连，览邦据针路又近石旦，即图志之巽他海峡，则班卒必为满剌甲至下港中间泊所，盖无疑也。”藤田丰八据以考出其地在今苏门答腊岛西岸之巴鲁斯（Barus）近处。又如沈曾指出“苏门傍”在今暹地（今泰国），藤田丰八以为然，并据以进一步考定为“苏门阜，《明史稿》作苏门邦，殆Suvarna-Puri之对音”[49]。

南海古代地理交通的研究，是近代史学领域新兴学科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分支。它的兴起，既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急于了解外部世界的愿望，也是西北史地学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沈氏无疑是一位值得重视的拓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