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朝蒙元史研究的倡行者的介绍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盦、寐叟等。浙江嘉兴人。光绪进士，官至安徽提学使、署理安徽布政使。他生活的年代，正值清廷急遽衰落和外患日逼之际。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咸丰帝仓皇出逃热河。十岁的沈氏亦随家人由北京避难昌平，后有诗记其事云：“青坂晓弃师，甘泉夕传烽。百里雷震惊，九天雾冥蒙。髫年识此境，播越军都东。……噩梦印不忘，童心弱能容。”[1]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刺激，使他很早就开始关注时局和嘉道以来知识界兴起的经世之学，并对该派学者的遭际，深怀同情之心，曾谓：“道光之季，文场戾契颇有幽歧，其往还常集于津要之途，巧宦专之，而公卿大夫方直者、举子谨厚步趋守绳墨者、以学问自负者，恒闻风而逆加摒弃，其名士而擅议论者尤干时忌。张石州（穆）、张亨甫（际亮）之流困踬当时，士林所共记也。”[2]对于张穆等人关怀西北史地研究，志在抵御外来侵略的用心，他尤为向往，自1875年起，就致力于搜集张穆《蒙古游牧记》、沈垚《落楼文稿》、李兆洛《八排图》以及《元朝秘史》等，通过苦心研读，“稍稍识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山水脉络”[3]。

1880年中进士后，沈氏长期任职刑部和总理衙门等部门，目击时艰，思想逐渐倾向改良。他不但政治上主张变法，还与京朝士大夫盛昱、文廷式、洪钧、李文田、袁昶等共倡蒙元史地研究，冀有补于朝廷外交及边务，在学术界形成了相当影响。

清中叶以来，蒙元史地研究日益蔚为风气，其研治风格，大致可分两种类型：一因对旧《元史》不满，力主改写，代表人物为魏源、曾廉、柯劭忞、屠寄等；一则致力于蒙元文献的整理和具体史实考证，代表人物为钱大昕、汪辉祖、洪钧等。沈曾植便属后一路径，其这一时期对蒙元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和《蒙古源流》等基本文献的校勘注释上。

《元朝秘史》（确切书名当作《蒙古秘史》）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蒙古史文献，约成于13世纪上半叶，记蒙古族起源及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事迹。其书原用畏兀字蒙文写成，明初以汉字音译全文，旁注词义，并分段作汉文节译。后蒙文原本佚，仅汉字音译本存世，有《永乐大典》所收十五卷本和经顾广圻抄校的十二卷本，尤以后者价值为大。沈氏对此书一直十分关注，自谓：“幼时读《潜研堂集·〈元秘史〉跋》，恨无从得其书，寻知杨氏已刻入《连筠簃丛书》中，然全帙昂贵，无力置之也。”[4]后从厂市购得单行本，遂参校群书，续加笺注。死后其稿经张尔田、陶葆廉等整理，题为《元秘史补注》（十五卷本），刊入《敬跻堂丛书》。[5]

《圣武亲征录》系元人据早期蒙文史料于忽必烈时代编译而成，叙事范围与《元朝秘史》相近，明修《元史》，太祖、太宗本纪多取材于此。然译笔粗糙，乖舛颇多，长期未获流传。后经钱大昕等表彰，渐为人所重。光绪中，沈曾植与文廷式、李文田等从何秋涛家获其生前所校《圣武亲征录》稿本，互相商榷，续加校注，进一步推进了对该书的研究。沈氏晚年，又在沪上得一《说郛》本，重加校勘。其早年手校本虽因庚子事变，与“积年所搜集诸书留在京邸者并烬于拳焰”[6]，但校注成果仍有相当部分被保存下来。1894年，袁昶在芜湖首刊何校本《校正元亲征录》，将李文田、文廷式和沈曾植等“光绪朝士校语”同时录入其中。与此同时，广东顺德龙凤镳亦将李文田、沈曾植两人的校注刊入了《知服斋丛书》（署何秋涛校本，李文田、沈曾植校注）。该本载有李文田1893年9月一跋，称：“顷同邑龙伯鸾（凤镳）主事来都应京兆试，欲乞沈子培刑曹校本刊之。沈校精细，迥出张（穆）、何（秋涛）之上，此书当遍行人间矣。”并自谓：“一知半解，断不及沈校之精确，或亦有各明一义者，姑并寄伯鸾，以俟采择耳。”[7]而嘉兴博物馆保存的一通当年龙凤镳致沈氏函，亦确认了这一信息，函称：“前承慨惠，大著俾鄙人录副刊入丛书，不胜忻幸。兹特奉恳乞早赐来，翘盼之至。”[8]王国维曾谓：“桐庐袁氏刊何校本中附光绪朝士校语，杂出顺德李仲约（文田）侍郎、萍乡文道希（廷式）学士、嘉兴沈子培先生之手，今以无从识别，故混称某氏云。”[9]但若以袁昶刊本与知服斋本对照，便可知所谓“光绪朝士校语”，大多为沈氏所作。就知服斋本校注而言，其中标明为李文田校注者不过十余条，余皆出沈氏之手。至其晚年所校《说郛》本成果，据王国维说，“先生归道山，其校本遂不可见”[10]，当已佚去。或以为“已刻入《知服斋丛书》中”[11]，然《知服斋丛书》为光绪间刊本，且龙凤镳本人卒于1909年，何以能将沈氏丁巳（1917）所获之《说郛》本校勘成果纳入其中？其说显然不合理。

《蒙古源流》原名《汗等宝贝史纲》，为我国记载明代蒙古地区史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作者萨囊彻辰，明末鄂尔多斯蒙古贵族，自称据《古昔蒙古汗等源流大黄册》等七种蒙、藏文史料写成此书。乾隆时先后译为满、汉文。由于其对蒙古早期历史的叙述，附会混杂着不少佛教传说，汉译本更存在着人名、地名表述不一和错译漏译等问题，以致“非熟于满蒙音纽者不能读，非深于史学、善于钩稽之术者不能通。象鞮之宾苦于不知史，而治史者又以其难读而弃之”[12]，阅读十分不便。沈曾植以“嘉定钱先生（大昕）以来，徐（松）、龚（自珍）、张（穆）、何（秋涛）以及近时李（文田）、洪（钧）诸家，于《秘史》、《圣武亲征录》穿穴疏通，详前人所未详，发前人所未发，各已成一家言，独此书仅各就可资证佐者摘取断章，未有综其全书，而理董其绪者”[13]，遂于光绪间征引七十来种史地及佛教典籍，对其内容展开了校勘、疏证和注释。其留下的书稿，经张尔田整理增补，并加入王国维若干校语，题为《蒙古源流笺证》，于1932年刊行。是为我国第一部有关《蒙古源流》的校注。

沈曾植对以上三书的校勘，首先是在蒙文汉译的理解上纠正了前人不少误解。

如同时的李文田在《元朝秘史注》中仍沿顾广圻说，将该书蒙文原名“忙豁仑纽察脱察安”误释为作者名，沈氏审度蒙文原意，最早在学术界提出了此当是蒙文书名，指出：“‘忙豁仑’是蒙古，‘纽察脱察安’是秘史。颇疑‘脱卜’之言册，‘赤颜’即‘察安’之言史，《虞集传》谓‘国书脱卜赤颜’者，谓国书史册也。”[14]这一正确见解较王国维1926年《蒙文〈元朝秘史〉跋》中提出的“忙豁仑纽察脱察安”即蒙语“元朝秘史”之说要早了三十多年。又如何秋涛对《圣武亲征录》述成吉思汗与札木合“大战于答兰版朱思之野，札木合败走。彼军初越二山，半途为七十二灶，烹狼为食”一句不得解，唯注“此下疑有脱文”。据《元朝秘史》所记，此战“成吉思被札木合推动，退著于斡难河哲列捏地面狭处屯札了。札木合于是回去，将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教七十锅都煮了。又斫断捏兀歹察合安的头，马尾上拖着去了”[15]。显是札木合击败成吉思后，对属于敌方阵营的赤那思（即捏古思部）人施行的残酷惩罚。沈曾植细考文义，认为《圣武亲征录》如此表达，是误将“赤那思”读为“赤那因”之故，“读首卷‘孛端察儿无食’一条内，狼字蒙文并作‘赤那因’，乃知‘赤那因’是蒙文呼狼，而彼之地面又适名赤那思，译人莽卤改有此误，益知作此书人见蒙文《秘史》，未见译文《秘史》也”，从而使此处原义豁然明晰，并指出：“此战太祖之兵大败，后得兀鲁兀惕、忙忽两部而后复振，此云札木合败走，非实录也。”[16]此外，他对何校本《圣武亲征录》中尚存的人名地名错乱现象，也做了不少厘清。

在《蒙古源流笺证》中，沈氏不仅参照《元史》《明史》《元朝秘史》和《圣武亲征录》等书，对其中的人名地名做了大量核对和纠正，还根据自己的满、蒙文知识，对某些汉译提出了看法。如卷三记成吉思汗“封博尔济（即《元朝秘史》之博尔术）为伊逊乌尔鲁克之长，九部落之诺延”，沈注云：“伊逊，九也；乌尔鲁克，部落也；诺延，官长也。下句即译上句意。”指出了文句的累赘。并认为汉译本出现的某些年代乖舛，当与转译不当有关，说：“西藏纪年用支不用干，度此书原本亦当如末卷所谓‘九宫值年’云云，仅以十二宫纪年。译者不解十二宫法，悉易以甲子，因此纰漏百出，为此书之大病，读者不可不知。”[17]直到晚年，沈氏仍希望尽快得到蒙文原本，以便与汉译对照，更好地厘清全书，曾致书在日本的罗振玉说：“内藤（湖南）处蒙文《蒙古源流》，曾许钞赠，此非旦夕间事，不审能假一阅否？三月为期归还，景迫桑榆，终思一读，以了余愿耳。”[18](www.xing528.com)

与同时李文田的《元朝秘史注》和施世杰《元秘史山川地名考》等比较起来，沈氏的校注更注重对相关史实的考实。张尔田即指出：“为《秘史》作注者，以李芍农（文田）侍郎为最著，李书考订舆地，先生兼详史事。”[19]

如《元朝秘史》纪年起于1201年（辛酉，鸡儿年），此前事迹确切年代多不可考。沈校则在这方面做了可贵努力。如推论帖木真（即成吉思汗）早期攻灭蔑儿乞惕部年代，说：“蔑儿吉事要当在丙午（1186）前，知者太宗（窝阔台）崩于辛丑（1241），年五十六，则其生当为丙午。太宗有兄术赤，察阿歹（术赤弟）讥术赤是蔑儿吉带来的，是术赤生于孛儿帖（帖木真妻）被掳复归后也。假令孛儿帖夫人三年三乳，术赤之生亦当在甲辰（1184）以前，破蔑儿吉更先于此，不待言矣。译绎前后事语，破蔑儿吉至帖木真立国必不仅三年间事，容帖木真与札木合分背之后，更历岁时而后自立国也。”[20]《蒙古源流》谓帖木真与孛儿帖成婚在1178年，如此说可信，则术赤之生当在1178至1184年之间，而破蔑儿乞惕部年代自可依此而定。

《元朝秘史》等固然是现存最早和最有价值的蒙古史文献，但沈曾植并不盲从，对其中出现的记载矛盾和错误同样做了严谨的判析。如《元朝秘史》载：1224年，术赤、察合歹、窝阔台兄弟三人攻克兀笼格诚，“私分城廓、百姓，未出成吉思合汗之分”，成吉思汗大怒，“时孛斡儿出（博尔术）、木合黎（木华黎）、失吉忽秃忽三人”劝其息怒。沈氏据《元史》指出：“木华黎时已卒于中原，此所云殆有误。”又如1203年（猪儿年）成吉思汗与克烈部王罕开战，《元朝秘史》和《元亲征录》都说：“成吉思汗既胜了王罕，见日已晚，收了军……那夜起著，离了厮杀处，宿下了。”沈氏认为：“此战胜而实败，当夜起离厮杀处，是不能再战而夜遁也。”[21]揆诸当日情形，成吉思汗亲信博尔术险些被俘，其子窝阔台身受重伤，部众溃散，成吉思汗仅带十九人落荒而逃，兵败确系事实。

对于《蒙古源流》叙事中的不足，沈氏亦有所驳正，有的还对致误原因做了探讨。如该书记库克（即元定宗贵由）死后，窝阔台次子“库腾，丙寅年降生，岁次甲午（1234），年二十九，即汗位”，沈注云：“库腾即史阔端太子也，未尝即帝位，此之无稽可笑。”盖阔端自1235年后连年用兵今甘肃、青海、川陕一带，后出镇西凉，与西藏喇嘛教发生关系，因而被他们误认为大汗。萨囊彻辰取喇嘛书之说，致有此误。又如“此书叙太祖（成吉思汗）兄弟事，于合撒儿多诬词。自明初漠北诸部与朵颜三卫不睦，此著书之彻辰乃外蒙人，承其余习故也。叙太祖伐夏时事，又于太祖多诬词，著书之喇嘛乃唐古特（西夏）人，怀其先世亡国之恨故也。至以明太祖为元之叛臣，成祖为（元）顺帝之子，野言仇口，腾说无稽”[22]。这些分析，都为读者了解该书写作过程和明代蒙古各部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值得注意的是，沈曾植在蒙元史研究中，还以其开阔的历史视野，对当时北方相关少数民族的族源和分化离合关系做了探讨。

金元之际活动于内蒙古大青山以北的汪古部，因地处漠北和中原交通要冲，文化较发达，其族源一直颇引人关注。沈氏据阎复《高唐忠献王碑》指出：汪古源出回鹘，其首领则是沙陀突厥，“汪古、委兀一声之转。汪古之始祖曰卜固，即畏吾儿之始祖卜固可汗，此明证也。回鹘既衰，余部分散在交州[23]曰畏吾，在漠南曰汪古，此盖唐世九姓六州之遗人，其自称雁门节度使后者。欧阳元说畏吾以为地则高昌，人则回纥，汪古惕其部则回鹘，而主系沙陀欤”[24]。又金时北方的阻卜，沈曾植认为：“或疑《金史》所称阻卜专谓塔塔里，非也。完颜襄与阻卜战，败之，追之斡里匝河，而塔塔里部长为太祖与王罕攻所杀，果阻卜专指塔塔里，则塔塔里自此亡矣，何以宗浩次年复与阻卜战乎？阻卜盖总众达达名，非止一部一姓也。”[25]此外，在辨析室韦部族名称的由来，考证乃蛮姓答鲁（或作“答禄”）氏和金与北边诸部族的关系等方面，也多有创获。

沈氏的考证，还为解决蒙元史上的某些疑难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如关于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世系，以往史书记载多混沌不清，沈氏以《蒙古源流》与其他有关资料参证，指出：“《藩部要略》：厄鲁特旧分四部，杜尔伯特姓绰罗斯，为元臣孛罕之后，孛罕六世孙曰额森。案孛罕不知何时人，以此书所载额森先世推之，额森之父脱欢，托欢之父巴图拉，巴图拉之父浩海达裕，浩海达裕上溯孛罕仅隔一代，然则孛罕盖亦元季时人……御制《准噶尔纪略》：孛罕背正妻与他妇野合，生子曰乌林台巴靼太师，其母弃之泽中，孛罕收养之，遂统部落。乌林台巴靼太师为孛罕之子，又为准噶尔部祖，恐即浩海达裕父矣。《西域图志》准噶尔世系云：绰罗斯属，第一世为孛罕，元臣脱欢后。自脱欢至孛罕，世次不可考。孛罕之子曰乌林台巴达台什，乌林台巴达台什子曰达耀，达耀子曰鄂尔鲁克诺颜，鄂尔鲁克诺颜子曰巴图兰青森，巴图兰青森子曰额森诺颜……图志之达耀，即此之浩海达裕也。”[26]这就基本厘清了孛罕至额森（即明代瓦剌贵族首领也先）的准噶尔部世系，并为目前学术界所采纳。[27]

自然，作为《蒙古源流》的首部校注，也存在一些不足处。如有些地方注释前后不一，有些则是疏忽。如卷七中误将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与俺答汗之子黄台吉（后受明封为顺义王，改名乞庆哈）当作一人；卷六记达延汗“以乌鲁斯博罗特授为右翼三万人之济农（明代蒙古‘亲王’的译音，又作‘吉能’‘吉囊’），令郭尔罗斯之巴巴岱乌尔鲁克随往，称为阿巴海”。详后文意，“阿巴海”应指乌鲁斯博罗特，沈氏却误以为是后者，并做了牵强的解释。但即使如此，他对这一领域研究的筚路蓝缕之功，仍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