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穆、何秋涛研究边疆历史地理的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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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7]正是这种强烈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促使他在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上做出了杰出贡献。在研究西北舆地之学的过程中，张穆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十分注意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更可贵的是他对卷帙浩繁的《永乐大典》中的蒙古史地资料，花了十年时间，进行整理，取得了很大成绩，终于写成《蒙古游牧记》一书，这是张穆在边疆史地研究上的主要贡献。

张穆、何秋涛研究边疆历史地理的优化策略

张承宗

鸦片战争前后，清政陵夷，国势日衰，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民族矛盾加深。特别是《南京条约》签订后，东南沿海门户逐步被侵略者打开，西南、西北、东北的边疆危机也日益严重，出现了“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1]的严重局势。故自嘉道以来，学人为经世致用，多究心边疆史地。其中对北方边疆历史地理研究较早的有祁韵士、徐松，稍后则以张穆、何秋涛成就较大。

张穆（1805—1849），本名瀛暹，字石州，又字诵风，晚号斋，山西平定人。1832年以优贡生考取正白旗官学教习，1839年应顺天乡试，因与监试人发生冲突，被摈斥于考场之外，“不复得应试”，从此他愤而放弃仕途生活，“益讲求经世之学”。[2]他擅长历史地理，著有《魏延昌地形志》《俄罗斯事补辑》《蒙古游牧记》等史地著作。

张穆治学的特点是面向社会现实和国计民生，他认为：“当今天下多故，农桑盐铁、河工海防、民风土习，何事不当讲求。”[3]对鸦片战争失败后的现实，他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英国的侵略活动使“海寓为之驿骚，拿藏为之耗竭”，“虎狼在户，反复莫必”[4]。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设立教堂传教，是“挟兵威以鼓其邪说，假邪说以偿其大欲”，是“谋人国”的一种阴险手法，而不平等条约中有关租界的规定，允许外人在华建屋盘踞，是“肆行吞占”中国土地，最惠国待遇使侵略者得以“抗税构祸，冀获渔人之利”，这些都是中国的“大可虑之事”[5]。张穆主张坚决反抗外来侵略，反对妥协投降，他认为林则徐在广州领导禁烟的成功及战后英国人多年不能进广州城，都是“民心可恃”[6]的结果。他热情歌颂广东、福建、江苏等省人民群众自发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壮举，说：“粤东屡遭逆夷之毒，而忠爱不衰，义檄义旗相继而起。闽省厦门逆夷畏民驱逐，遁不敢居。”他建议清政府应“乘其机而利用之”，只有固未散之人心，加强团结，坚决抵御侵略，“一旦有事，荷锄耰者皆兵也，不胜调发万万哉！”[7]正是这种强烈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促使他在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上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平生好结交学者名士，共同切磋学问。在北京居住时，他常与徐松相访，“剧谈西北边外地里”[8]。1841年，他曾“从《永乐大典》画出《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以诒魏君默深刻入所辑《海国图志》中”[9]。1848年，当徐继畲《瀛寰志略》的前三卷刻成后，张穆非常高兴，写信称赞其书“考据之精，文词之美，允为海国破荒之作”[10]。

在研究西北舆地之学的过程中，张穆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十分注意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对祁韵士的著作，他做过详细校订。1836年，他曾应祁嶲藻之请，为祁韵士的《西域释地》等书校定体例。他与俞正燮（1775—1840）为忘年之交。1833年曾助俞正燮检择文稿，分类排次，刻《癸巳类稿》。在俞正燮去世后，他又将其《存稿》副本付杨墨林刻入《连筠簃丛书》，使之得以问世。对俞正燮的《俄罗斯佐领考》《俄罗斯事辑》，他做过深入研究。1839年，他采用松筠的《绥服纪略》，并征引诸书，补俞氏之所不及，详其颠末，作《俄罗斯事补辑》。此后每见诸书载俄罗斯事，他又随笔签记，作《斋签记》。他考证有关俄罗斯舆地情况，多有依据。其论乌洛侯，音转为乌洛俟，又转为俄罗斯，名异实同，订前人聚讼之说，确非他书所及。更可贵的是他对卷帙浩繁的《永乐大典》中的蒙古史地资料，花了十年时间，进行整理，取得了很大成绩，终于写成《蒙古游牧记》一书，这是张穆在边疆史地研究上的主要贡献。

《蒙古游牧记》，凡十六卷，以蒙古历史上各盟的旗为单位，用史志体，而自为之注，考证了蒙古古今舆地及山川城镇的沿革，对蒙古诸部历史发展有较多的记述。其卷一至卷六，记载内蒙古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及伊克昭盟游牧所在；卷七至卷十记载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八十六旗的情况；卷十一至卷十三记载额鲁特蒙古游牧所在，其范围包括河套以西，甘肃、青海以及新疆的广大地区；卷十四至卷十六记额鲁特蒙古新旧土尔扈特部情况。土尔扈特部曾因受准噶尔部压迫于明末崇祯时在和鄂尔勒克率领下西迁至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各支流沿岸，流落异乡一百四十余年，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在渥巴锡带领下重返祖国，得到清政府的妥善安置。张穆写作此书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在《〈蒙古游牧记〉自序》中，他说：“内地各行省府厅州县皆有志乘，所以辨方纪事，考古镜今……独内外蒙古……未有专书，钦定《一统志》《会典》虽亦兼及藩部，而卷帙重大，流传匪易，学古之士尚多懵其方隅，疲于考索，此穆《蒙古游牧记》所为作也。”根据蒙古族的生活特点，“以畜牧为主，不常厥居”，以及历来因“译语多歧，无从考证，地理家记载阙如”的情况，张穆在编撰这部书的时候，突破了一般方志的窠臼，“因其部落而分纪之”，首叙封爵功勋，继陈山川城堡，终言会盟贡道，“详于四至八到以及前代建置”，终于取得了“缀古通今，稽史籍，明边防，成一家之言”的良好效果，弥补了祁韵士《藩部要略》详于事实而略于方域的不足，便于读者两相对照。同时，出于爱国义愤，张穆痛感其生活在“衰世”，益发向往清初中国大一统的盛世，在书中赞颂我国领土的辽阔和统一，强调中央对边疆的统属关系，认为“北方部落大小相维，略如郡县之制，自昔已然。本朝因而区画之，一命之吏必请于朝，一石之粟必输于官，疆理之法，尽美尽善”[11]。在研究方法上，张穆打破了繁琐考证的清规戒律，以其殚见洽闻，究明本末，并改变了以往写史只谈古不谈今的旧作风，用很大篇幅考察了古代蒙古与近代蒙古之间的变化关系，研究了蒙古各盟旗、各部落的分别、成因、相互关系及当时的社会现实，做到了“既陈古义又论今事”，正如祁嶲藻在《〈蒙古游牧记〉序》中所说：“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这种贯通古今的研究方法，正是张穆面向现实，经世致用治学思想的具体体现。近人刘禺生在《世载堂杂忆》中说：“道咸间西北史地学盛时……谈辽、金、元史地者，京师以张穆为滥觞；论东南、西南海史地者，以魏默深著为先河。”[12]他将张穆与魏源相提并论，指出其各自的特点，足见张穆在近代边疆史地研究中的地位。遗憾的是《蒙古游牧记》一书在张穆生前未能刊印，在他殁后十年，才由何秋涛校订全书并对最后四卷加以补辑，于1859年问世。

何秋涛（1824—1862），字愿船，福建光泽人。1844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他究心时务，博极群书，交游广阔，与同时代学者何文贞、邵懿辰、何绍基、张穆、陈庆镛、梅曾亮等均有交往，编著有《北徼汇编》《朔方备乘》《一镫精舍甲部稿》《王会篇笺释》，并校正《元圣武亲征录》及校补张穆《蒙古游牧记》等。黄彭年在《刑部员外郎何君墓表》中说他“能举天下府厅州县名，数其四境所至”。又说他“专精汉学，而从诸公游处，未尝以门户标异，其于经史百家之词，事物之理，考证钩析，务穷其源委，较其异同，而要归诸实用”。将汉学家的考据精神与方法运用于边疆史地研究是何秋涛治学的特点，而同时他又受到林则徐《四洲志》及魏源《海国图志》编撰中的爱国思想的影响。1853年随李嘉瑞巡抚安徽回京后，他“益究心经世之务，尝谓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我朝边卡相近，而诸家论述，未有专书，乃采官私载籍，为《北徼汇编》六卷”[13]。后来又增订为八十卷，进呈咸丰帝，被赐名为《朔方备乘》。该书是何秋涛研究边疆史地的代表作，除卷首十二卷录自“圣训”“圣藻”及钦定《平定罗刹方略》《大清一统志》《皇朝通典》《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等材料外，本书凡六十八卷，分为圣武述略六、考二十四、传六、纪事始末二、记二、考订诸书十五、辨正诸书五、表七及图说一卷，乃取材于历代正史、中外舆图及稗官外纪等。在凡例中，何秋涛自称“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志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从这八点用处来看，他编著本书的主要意图在称颂清初武功，激励清统治者效法先王，认清边疆形势，总结经验教训，振作精神，抵御外来侵略。从研究的范围来看，该书已不局限于蒙古及西北地理，而是以北徼与俄罗斯关联者为范围，并叙及东北边疆。对俄罗斯西伯利亚及中亚东欧之地，亦俱有考证。对汉、唐、辽、金、元历代北徼用兵，清初中俄交涉，都有记述。无论从空间和时间来看，都大大超过前人，堪称是边疆史地研究中开拓新领域、开创新风气的一部成功之作。

《朔方备乘》中最有价值的是有关中俄关系的篇章，如《北徼界碑考》《俄罗斯馆考》《俄罗斯学考》《雅克萨城考》《尼布楚城考》《艮维窝集考》《库叶附近诸岛考》《北徼山脉考》《艮维诸水考》《乌孙部族考》《俄罗斯互市始末》《俄罗斯进呈书籍记》等，不仅搜讨甚详，而且寓意极深。何秋涛对中俄边界形势了解得极为透彻。所谓“艮维”是指东北方黑龙江、吉林二省，“窝集”是指大山老林，不仅富饶，而且险阻，足资防卫。“艮维诸水”，如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乃中俄分界之水，康熙二十八年（1689）均立有分界石碑。至于雅克萨城，则“中国隶籍在前，罗刹兵争在后”[14]。

尼布楚城，“本中国蒙古属地，初非罗刹所有，亦非瓯脱之区”[15]。他指出这些情形在钦定《开国方略》并《八旗通志》中都记载得很清楚。康熙帝在自卫反击取得胜利的基础上，为了使两国友好往来，给俄罗斯以“贸易栖托之所”[16]，才主动做了某些让步，将尼布楚城划归俄罗斯。自康熙二十八年定界议和后，俄罗斯要求派人来北京学习。清朝政府国子监之俄罗斯学，即为俄罗斯来京读书子弟习满汉文字而设。内阁理藩院之俄罗斯学，则为八旗子弟习俄罗斯文字而设。这两项措施，加强了中俄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和了解。何秋涛在书中记载了康熙四十四年大学士等以俄罗斯来使原文进呈，康熙帝阅后便说：“此乃喇提诺、托多乌祖克、鄂罗斯三种文也。”[17]所谓喇提诺，即Latino也，说明康熙帝能识拉丁文字，不愧是清代前期一个极有作为的皇帝。对于两国边界互市及以后俄罗斯进呈书籍等经济文化友好往来的史实，何秋涛也都做了详细的记述。《朔方备乘》成书于“咸丰初元，凡纪述至道光季年而止，事阅三朝，年逾一世，俄罗斯雄长欧洲，侵凌回部，疆土日辟，事变日增，即我中华不失旧好，而分界亦少异前规”[18]。鸦片战争后，俄罗斯不断破坏边界现状，不断向南扩展势力，侵占中国领土，要求改变原来的分界线。何秋涛对过往一百多年来的中俄关系进行总结，希望清政府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像其圣祖康熙帝那样有所作为，其用心之深是不言而喻的。

边疆史地的研究，对元史与蒙古史的研究起着推动作用。梁启超说：“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学与元史学相并发展，如骖之有靳，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19]《朔方备乘》中关于元史的篇章，有《辽金元北徼诸国传》《元代北徼诸王传》《考订元代北方疆域考》等。这些都是因外患而研究域外地理，因域外地理而及元史之作。

对于祖国各民族的团结，何秋涛极为重视。他认为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不能强求一律，“殊族异域，焉能强之使同哉！”清朝前期在处理新疆、西藏、蒙古等问题时，坚持了“因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齐其宜”的宗旨，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尚，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沙皇俄国在蚕食我国边疆时，兼行民族压迫和宗教压迫，只能激起我国边疆各族人民的反抗。他说：“俄罗斯能兼并西北诸部，而不能使黄衣白帽之徒尽奉天主，此以知嗜好所在，非威势所能变也。”[20]对土尔扈特蒙古重返祖国的爱国行动及其原因，何秋涛做了详细记述，他说：“土尔扈特饶马，俄罗斯与之市易，土尔扈特资其赡给，凡有征调多从之。往俄罗斯尝与雪西洋（瑞典）及西费耶斯科（土耳其）战，土尔扈特以兵助之。后土尔扈特寖弱，俄罗斯遂指土尔扈特为己属国。土尔扈特习蒙古俗，务畜牧，逐水草徙，而俄罗斯城郭居，风俗既异。土尔扈特重佛教，敬达赖喇嘛，而俄罗斯尚天主教，不事佛，以致土尔扈特虽受其役属，而心不甘，恒归向中国。”为了抵抗俄国政府的压迫和奴役，他们身处异域，怀念祖国。当1768至1769年，沙俄与土耳其再次开战时，俄国政府大量征调土尔扈特人当兵，“死者亦七八万”，而且还进一步“令十六岁以上尽赴敌，是欲歼灭土尔扈特人”。可怕的灭族之灾使土尔扈特各部“众皆汹惧”。[21]其首领渥巴锡忧心如焚，决计武装起义，带领全族返回祖国。何秋涛通过对土尔扈特部抗击沙俄英勇斗争的记述，热情赞颂了我国各族人民决不屈服于外力威胁的光荣传统，显示了祖国各族人民民族团结的重大威力。这些都是《朔方备乘》中极其重要的篇章。

在历史地理研究的方法上，何秋涛注重考订。《朔方备乘》中有关考订的篇幅占了很大比重。除考订边疆史地方面的具体问题外，他还对前人的著作，如艾儒略《职方外纪》、张鹏翮《奉使俄罗斯行程录》、图理琛《异域录》、方式济《龙沙纪略》、松筠《绥服纪略》、俞正燮《俄罗斯佐领考》和《俄罗斯事辑》、张穆《俄罗斯事补辑》和《斋签记》、林则徐《俄罗斯国总记》、魏源《海国图志》、姚莹《康纪行》等均做了考订，对七桩园《西域闻见录》、赵翼《檐曝杂记》、俞正燮《癸巳存稿》、徐继畲《瀛寰志略》中的舛误则做了辨正。把乾嘉以来的考据学方法运用于边疆史地的研究，何秋涛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总之，鸦片战争后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形势的变化，学术风气也发生了变化。接踵而至的外来侵略，激发了人们的爱国思想，使人们关心袓国的命运，把视线不断地移向边疆，移向外域，移向世界，以寻求克敌制胜的方法，谋取富国强兵的道路。近代史学家陈汉章在《〈蓬莱轩地理学丛书〉后叙》中曾说：“自林文忠公译西人《四洲志》，邵阳魏默深、光泽何愿船因以考订列史外国传及《佛囯》《西游》《西使》诸记为《海国图志》，并及《异域录》《宁古塔纪略》诸书为《朔方备乘》。”[22]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在论述鸦片战争以后的学术文化时，也将张穆、何秋涛与林则徐、魏源相提并论，说他们的工作“都开创了新的研究风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反映了时代变动在文化领域里的脉搏。他们的影响是相当大的。”[23]建国以来，史学界对林则徐、魏源做了较多的研究，对张穆、何秋涛的研究，还是个薄弱环节。拙稿限于功力，只是勾画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但愿抛砖引玉，希望有深入的研究成果早日问世。

（1983年第3期）

[1]魏源：《海国图志·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

[2]祁嶲藻：《斋文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