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夷务的外交史编纂方案及优化

鸦片战争改变了“天朝帝国”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状态，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正视现实，被迫和外国人打交道，这就是鸦片战争以来所发生的所谓“夷务”。由是出现了反映这一新事物的外交史料和史书。

近代正式记述中外关系的史书，始于夏燮的《中西纪事》。而系统地辑录有关外交史料，是从咸丰帝谕设馆修《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开头的，从此和纂修实录一样成了定例。接着编纂了《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总名《筹办夷务始末》，“凡内阁军机大臣所奉谕旨，内外臣工折奏，下至外国夷书，凡有涉于夷务而未尽载入实录者，编年纪月，按日详载，以次备书，非徒详往事之是非，实以资异时之考证”[1]。这是一部官修的大型外交史资料汇编。后有私人编纂者王彦威、王亮父子，抄辑军机处外交档案，续修光绪朝、宣统朝外交史料，全书名为《清季外交史料》。于是，从鸦片战争到清末的近代外交史料保存颇为详备。

值得注意的是，洋务派集团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同时，尤为重视外交史料的备案和外交史著作。早在“总理衙门”成立之初，洋务派首领文祥曾指示专人编纂《洋务纪事本末》，“检视道光后文移奏稿编成”，把有关中外交涉的文件“分门别类”按专题汇编起来，试图改变《筹办夷务始末》那种以皇帝为中心的实录式的编纂方法，便于检索和实用，但后因故搁置了。随着洋务派官员频繁地遣使进行外交活动，“总理衙门”又明文规定：使臣出国必须写日记定期寄回，日记可详书所见所闻，更重要的是要记对外交涉事宜，使数年以后的国人看了能够洞悉各国事机。这样就产生了一大批洋务派大臣的星轺日记。如志刚《初使泰西记》、郭嵩焘《使西纪程》、陈兰彬《使美述略》、何如璋《使东述略》、张德彝《随使法国记》、黎庶昌《西洋杂志》、李凤苞《使德日记》、曾纪泽《使西日记》、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张荫桓《三洲日记》等等。这些出使日记不仅反映了清朝外交官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如实记载了半殖民地外交活动，也可以说是一种日记体的近代外交史料。光绪年间，又陆续出现了罗惇曧的《中英滇案交涉本末》和《中俄伊犁交涉始末》，钱恂的《中外交涉类要表》和《光绪通商综核表》、倚剑生的《中外大事汇记》、唐才常的《各国交涉源流考》等外交史记载。稍后，屯庐主人辑《五千年中外交涉史》，自黄帝迄庚子八国联军之役，“盖欲赓续《春秋》罗织国际精神”[2]，于我国古今交际诸大端略具。然较早自成一家体例的外交史著，当推洋务派大臣王之春的《国朝柔远记》，又名《国朝通商始末记》。是书凡二十卷，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系据谕折、中西著述等有关资料编成，前十八卷按年月记顺治元年（1644）至同治十三年（1874）清朝对外交涉事。附编二卷为《瀛海各国统考》《沿海形势略》，并有图说。《国朝柔远记》的编纂，正值“同光中兴”之时，适应了洋务运动的需要，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正如王之春自述著书动机是“就中外交涉之端，详晰编次”，“欲使善于约束羁縻，或有裨于久安长治”[3]。上述大多数外交史料和著作是在洋务派“对外羁縻”外交路线指导下写成的，故由此可以具体地看出洋务派统治集团特有的外交思想。

（一）“柔远抚夷论”。郭嵩焘、王之春等在他们的著作中，明确地阐述了这种旨在“和戎”的外交思想。郭嵩焘认为西方列强“其至中国，唯务通商而已”，并不利我土地人民，而中国饷竭兵疲，实在无力开战，只能用“抚”的办法来对付侵略者。他还寻找历史根据，宣传道义恩泽的传统外交观念，以为今用。他说，自古以来，圣人总是以“至诚待夷狄”，羁縻不绝。汉高祖不耻和亲，唐太宗屈尊突厥。开国英主，不以为讳。“王者保国安民，其道固应如此”。只是到了南宋以后，历明迄今，才越来越盛行一种“以夷狄为大忌，以和为大辱”的不务实际的好战言论。[4]王之春也引经据典道：“魏绛和戎，实深沉之至计。赵范挑衅，徒孟浪以贻忧。景延广剑诩横磨，范文虎丹矜远讫，卒无祸延君国，倾复全师。凡此前车，堪为殷鉴。”[5]因此，他们主张要与那些“很讲道理”的侵略者“倾诚相接”。郭嵩焘《使西纪程》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六日记：“近年英、法、俄、美、德诸大国角立称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绝不一逞兵纵暴以掠夺为中心，其构兵中国，犹展转据理争辩，持重而后发。”“处今日之势，唯有倾诚以与各国相接，舍是无能自立者。”洋务派对外“倾诚相接”的结果，是咸丰十年九月和议（即《北京条约》）的签订。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当然遭到大多数人反对，一时舆论哗然。然而，王之春却在《国朝柔远记》中竭力为签订和约的奕辩解，他说：“恭亲王以天潢之冑，躬捍大难屹然不摇……既杜其无餍之要求，卒能委曲成和，此其所保全者大，而其所设施者远也。执事后之议论，以訾局中之艰危，乌乎可哉。”[6]事实上，用所谓立诚信，怀柔远，实际委屈求全的办法去感化外夷，争取“中外相安”，“欲保中外之和局”，在帝国主义强权外交面前，只能是自欺欺人，为投降主义张目。

（二）“春秋盟会论”。春秋盟会，史不绝书。洋务派取借古史中的传统外交智术，进一步加上现代的诠释和定义，发展为和外国“联合结盟”的外交思想。如《使西日记》记载曾纪泽和日本驻英公使吴雅娜会晤，提出联日的外交策略。曾纪泽认为，欧洲诸国所以能强盛者，同心一志以御外侮，得古人合纵之义。同样，中华与日本皆在亚细亚洲，辅东依倚，唇齿毗连，理应联盟。中华财产足以沾润于东邻，日本兵力足以屏蔽于东海。“中华之富庶，日本之自强，皆欧洲之所敬畏也。”“邦交既固，外患可泯，盖不独通商之利而已。”[7]何如璋在《使东述略》中也赞同联日方针。他认为，欧西大势有如战国，“环视五大部洲，唯中土壤地相接，唇齿相倚，果能化畛域、联辅车，则南台、澎，北肥、萨，首尾相应，呼吸可通也”[8]。黎庶昌在《西洋杂志》中分析国际形势后，也主张择交一二邦国联盟。他指出，大抵西洋今日各以富强相竞，内施诈力，外假公法，与其维持，颇有春秋战国遗风。而英实为雄长，俄罗斯虎视北方，法与德未忘旧耻，它们尚未暇注意东方，“中国诚能于此时廓开大计，与众合从，东联日本，西备俄罗斯，而于英法等大邦择交一二，结为亲与之国”[9]，实为上策。

王之春在《国朝柔远记·联舆国》篇中，进一步提出了“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他援古证今道：“秦之所以兼并者，远交而近攻；蜀之所以抗魏者，联吴而释怨。多助者强，寡助者弱。”接着，他列举事实分析俄人狡诈强悍，“久视我为弱肉，而不能为我用者也”。日人短小精悍，性情坚僻，近年来“有得步进步之势，此亦不能为我用者也”。美国志在通商，曾遏制日本侵占琉球，“亦为我用矣”。但日受俄牵制，俄恐德蹑后，法人因畏德，不敢结俄。因此，中国欲驭日本而制俄人，首宜交德，次宜交美，和法国也“不得不与之羁縻”。王之春和其他洋务派官员或是想利用列强间存在的矛盾，或是企图借助外国的力量，但他们恰恰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即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一致性。因此，以“春秋盟会”、合纵、连横等传统外交观念，来对付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侵略行径，其结果必然是制夷不成反被夷制。(www.xing528.com)

从史料上说，这些外交史著作记载了许多近代的外交事件和外交活动，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王之春《国朝柔远记》特别提到，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和议后，中外均以诚信相孚。李鸿章等甚至选募洋将协同助剿，并嘉奖镇压太平军的华尔“常胜军”，“以彰中外和好，同心协助之意”[10]。“中外同心灭贼”的事件，标志着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大联合。有的材料则对研究近代中外关系的演变具有一定价值。如蒲安臣为首的中国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到达英国时，正值国内扬州发生英国传教士受到伤害之事，英国借此派船前往江宁。志刚《初使泰西记》披露了使团和英国外交部谈判的始末。谈判最后议定，英国只能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不能擅调兵船。这表明，总理衙门成立之初，在外国人的心目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西方列强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洋务派集团统治中国的权威。

由于外国侵略势力日益深入到中国边疆和内地，封建统治者再也不能照旧完整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为了避免自己的统治陷入无可挽救的危机，封建统治者不能不表现出在一定程度上对待外国的欺侮做有限的斗争一面。这在外交史记载中也有所反映。如《使西日记》记载，曾纪泽在同沙皇俄国谈判收复伊犁等地时，沙皇代表坚持要中国偿付一千二百万卢布的兵费，甚至公然恫吓：“俄正欲一战，以补糜费。”曾纪泽针锋相对地回答：开战胜负难知，“如中国获胜，则俄国亦需还我兵费”。在曾纪泽的据理力争下（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沙皇俄国不得不有所收敛，使中国收回了一部分土地和主权。《出使四国日记》及续刻记载，薛福成利用国际公法，对英国开展合法斗争，为保护海外侨胞，争取在英国侨聚居地区设中国领事，尽了很大努力。他还援引旧案，以国际公法为依据，向英国主动提出滇缅界务、商务谈判。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签订了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使英国被迫承认中国的合法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列强的侵略野心。

上述记载或“据所亲历”遍采新闻，“必于洋务交涉者，始笔之于书”[11]，或采稽旧牍奏章和档案，“不敢稍涉虚诬”[12]，因而被作为“足资考镜”“昭示来兹”的重要史料，受到人们的重视。

这一时期的外交史编纂思想呈现出一种相当复杂，甚至自相矛盾的状态。它既反映鸦片战争以来“夷务”不断发生和扩大的史实，强调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和联系的必要性，又用“对外羁縻，怀柔远人”，“四方蛮夷向化中朝”等传统观念去概括这个新发现的历史课题；它既描绘了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纵横捭阖的外交格局，又坚持以“战国策”“合纵连横”“春秋盟会”之类的传统智术，来解释资本列强弱肉强食的侵略行径。这说明在外务初开不久的情况下，一部分知识分子虽然敢于开拓这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研究领域，但仍不脱封建正统的立场，其编纂内容基本上属于封建史学范畴。然而，在编纂体例上，外交史毕竟突破了狭隘的以一朝一代帝王为中心的传统格局，显示出具有中国近代社会特点的史学发展新趋势。同时，也为政治史别开一生面。“外交无专书，未足启文明之进步也。”[13]外交史严格说是在近代才开始发展起来的政治史分支。如《国朝柔远记》不仅溯及清开国以来中西互市成和诸事，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近代形势下提出了慎约议、联舆国等济世策论，被人称为“诚抚远之宏图，绥远之良策”，“视魏源之书（《圣武记》）用意尤为深远”[14]的时务切要之言。这正说明外交史本质上还是政治史，但已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开辟了政治史的新途径。这一时期的外交史著作为此后全面的中外关系史研究起了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