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发现敦煌的古代语言文献宝藏

斯坦因在敦煌的奇遇和从藏经洞内取得的惊人收获，引起欧洲学术界的骚动。法国汉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学家保罗·伯希和立即组织探险队经俄国前往敦煌。

伯希和出生于巴黎一个天主教家庭，祖辈有光荣的历史，家规严格，学术广博，他自幼学习拉丁语、希腊语。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员，报考了巴黎自由政治和东方语言学校。他记忆力惊人，是一位语言天才。汉语对外国人是一门十分艰难的学科，其逻辑记忆与拉丁语系完全不同，汉语文言文则难度更大，而当时伯希和只用2年时间就取得了汉语专业文凭。

年轻的伯希和得益于三位学者：第一位是他的汉语老师沙畹（Edouard Chavannes），他曾在法国驻华使馆工作过5年，翻译过司马迁的《史记》，认为司马迁是中国的希罗多德；他还热衷于搜集佛经，研究佛教。第二位是梵文专家列维（Levi），精通汉语和藏语，也是泰戈尔的朋友，痴迷于佛教研究。第三位是对伯希和影响最大的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教授，他专授伯希和亚洲的历史和地理，对中国十分了解，对亚洲情有独钟。他可以同时用法文、英文、德文和汉文写论文。他对殖民统治有清晰的认识，说殖民政策只能引发仇恨，应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他推荐伯希和研究“汉语和东方学”，把伯希和培养成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一位行动家、探索者。

1907年10月，伯希和团队到达乌鲁木齐，他拜访清政府的抚台、绥台等官员。特别要提及他的一位老朋友澜国公，他是端郡王载漪的弟弟，因义和团事件被流放到乌鲁木齐。澜国公手中正好有一卷敦煌王道士送给他的手卷，便转赠给伯希和，伯希和阅读后，在笔记中写道：“我看一下，很快发现这是一卷7世纪的手写本！”为此伯希和下决心去藏经洞碰碰运气。

1908年2月25日，伯希和到达敦煌，带了摄影师努埃特（Charles Nouette）和军医、地理测绘师瓦扬（Louis Vaillant）。他对莫高窟进行了认真而且有计划的考察研究：瓦扬负责地理测绘；努埃特拍摄几百幅黑白图片，后来回到巴黎出版了一套6卷本画册；伯希和给洞窟编号，列出清单，对洞窟彩塑、壁画、装饰图案系统研究记录。伯希和最关心的是洞窟内碑文和壁画上的题记文字，这使他迷恋不舍。此次考察研究是敦煌学上最早的一次系统记录。斯坦因虽然早一年来到敦煌，但是他不懂中文，搜罗许多文物就走人了。而伯希和的这次考察记录和摄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此后不久，400多名白俄士兵进驻莫高窟，张大千又剥落宋元壁画，伯希和拍摄的一些洞窟里的原貌已经不复存在，永久性地消失在人类历史上，这是唯一留下的珍贵图片。

伯希和在敦煌镇上找到王道士，经过谈判交涉，王道士为伯希和打开了藏经洞。伯希和在日记中这样记载：“3月3日。钥匙终于到了。这天是天主教封斋前的星期二（狂欢节的最后一天），我得以进入‘至圣所’，我简直被惊呆了。自从人们从这一藏经洞中淘金的8年来，我曾认为该洞中的经卷已大大减少。当我置身于一个在各个方向都只有约2.5米、三侧均布满一人多高、两层和有时是三层厚的卷子的龛中时，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数量庞大的一批用绳子紧扎在两块小木板之间的藏文写经堆积在一个角落里。在其他地方，汉文和藏文字也从扎捆的一端露出来了。我解开了几捆……解读出的几个时间却都早于11世纪……我于是便迅速做出了决定：必须至少是简单地研究一下全部藏书，我应该在此完成这项工作。从头到尾地展开收藏于此的15000—20000卷文书，这是无法想象的。”他决定把它们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精华部分，要不惜代价带回巴黎；第二部分是尽量争取获得的经卷，无奈时也只能放弃。

于是伯希和就半蹲半跪在狭窄的洞窟内翻阅经文（图2-5-3），努埃特还为他留下一幅珍贵照片，如今陈列在巴黎吉美博物馆。伯希和记录道：“尽管我非常勤奋地用功，这种分堆还是用了我3个星期的时间。前10天，我每天要拆开近1000捆卷子，这应该是创下一种纪录了：每小时打开100卷，跪在一个小龛中，以一种供语史学家使用的那种汽车的速度进行。我后来放慢了速度。这首先是由于我有点累了，文书捆包中的灰尘呛喉咙；其次是由于我那购买文书的谈判也激励我去赢得时间，否则就只会失去它们了。”

经过3个多星期的阅读和研究，伯希和首先为藏经洞进行准确的断代，他几乎阅读了藏经洞里绝大多数的经文和残片，其封洞的年代在1 0 3 5年前后，也就是北宋时，在西夏军队入侵占领敦煌前夕。而洞内保存的最早佛经抄本在6—7世纪之间，也就是洞内藏品是从唐代到宋代之间的经文、旌幡、碑文，距今都已1000多年。现在很多博物馆里的唐宋展品均为稀有的镇馆之宝，而藏经洞内的佛教绘画和书法多达5万多件。具体断代详情请阅读《伯希和西域探险记》和《伯希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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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3　伯希和在莫高窟藏经洞中

伯希和在藏经洞里挑选的文献注重于语言学。中亚地区的古代语言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有的书上说有17种语言、24种文字，这观点有点夸大，但是语言和文字有十多个种类，这是事实。主要有汉文、婆罗谜文（斜体的是龟兹文，直体的是于阗文）、突厥语（回鹘文）、焉耆语、巴楚语、粟特语、梵文、安息语（帕列维文）、古波斯语、西夏语、蒙古语、藏文等等，有些少数民族的文字早已失传，无从参考。而藏经洞里的经文因气候干燥保存完好，很多经文是用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并列写在一个卷上，解读这些稀有的文字则迎刃而解。所以伯希和特别激动，这是绝无仅有的研究古代语言的第一手资料。他挑选了全部非汉语的文本，获之如宝，统统搬往巴黎国家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显然法国在西域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占据绝对优势。

另外，伯希和选择的佛经也是精心思考过的，例如他发现了9世纪的藏文《甘珠尔》，这在世界上也是唯一一卷最早的版本，还有鸠摩罗什、玄奘和义净的大批译经如《正法华经》《妙法莲花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般涅槃经》等，均为7世纪到8世纪的手抄本。他还找到唐代玄奘写的《西域记》第二卷，即记载犍陀罗的国情民风的内容。他特地选出很多7世纪左右的文献，由于武则天统治时期流行一种新字体，强加于传统书写习惯中，随着朝代的更换，新字体也就消失了，如今却成为鉴定这一时期文献的重要依据。另外，《五台山赞》等写本也十分珍贵，反映了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五台山文殊信仰盛行。当时有许多僧人前往五台山朝圣巡礼，图绘圣迹的《五台山图》小样也流传开来，敦煌的艺术家很可能以这一类草图为基础在莫高窟内创作了多幅大型《五台山图》。伯希和还收集了多幅精美的绢画，其中有一幅大画，用墨、金粉和彩色绘制一位前行的僧侣，身背一只大背篓，篓里放满经卷，十分沉重，手里拿着禅杖和佛麈，身边有一只斑斓大虎跟随着他，背篓上升起一股白烟，化作祥云，浑身上下挂满各种用具。这是一幅典型的传法印度僧侣肖像，翻山越岭来到中土传教。此画色彩典雅，线条精美，是一幅难得的绢画精品（图2-5-4）。从右边的题款看，这是某人为了纪念其弟去世21天，请画家画一幅佛祖传教的形象，为亡弟作供养修德。

整个藏经洞就是一座手写本的图书馆，是数世纪以来发现的最大规模的汉文写本藏书库。伯希和感慨地写道：这些“卖契、租契、度牒、籍账、差科簿等等，您从中可以发现整部唐代敦煌地区的历史”“看到中国7世纪到10世纪的一个边远省份真正的宗教生活或世俗生活的实况”。

图2-5-4　藏经洞绢画《身背经文、由猛虎陪伴的僧侣》

9世纪，纵82厘米，横55厘米，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藏（E.O.1141）

面对这几千件珍贵文献，伯希和写道：“使我就像获得一种不应该得到的财宝一样。非常令人高兴的是：在藏经洞被发现8年之后，这些写本还在等待着我。”伯希和团队从1908年3月27日到5月28日对莫高窟进行考察和研究，把6000多卷经文和200多幅绢画、旌幡、织物、木制品、木制印刷版全部打包运往巴黎。他自己带一箱完整手卷来到北京，没有像斯坦因那样遵守和王道士达成的保守秘密的协议和承诺，把藏经洞的情况和手卷状况告诉北京学术界的同行。伯希和回忆道：“对于中国的学者们来说，这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他们简直不相信，在自己的国家里，会有这样重大的发现。”这立即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责令甘肃省政府封锁、接管藏经洞，把藏经洞内遗留下来的一切文物运往省会保管，严禁外运。结果在运输途中很多经文又被偷窃，如今剩余的16000件文献都收藏在北京图书馆。伯希和的助手瓦扬当时曾说道：“这个善良的道士一定会感到寝食不安，后悔接受了伯希和的钱。”

伯希和回到巴黎后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和法兰西公学的教授，留下数量惊人的笔记、文章和著作。他对带回欧洲的敦煌手卷和残片已经作出很多研究成果，但这项研究工作远远没有完成，需要几代人的辛勤劳动。伯希和扩展了世界对亚洲、对佛教、对中国的认识，特别是他带领的团队拍摄了大量图片，进行测绘和考证，记录了原始的莫高窟壁画面貌，而此后经历多次破坏，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