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的中亚考古探险：追寻佛经的意外收获

斯坦因原籍匈牙利，从小崇拜亚历山大大帝的开拓征伐大业，关于匈牙利人是蒙古人后裔的传说，他很感兴趣，试图寻找其历史根源。早年他在维也纳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习东方语言，21岁时就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然后来到英国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学习东方考古和语言学，可惜他没有选修中文，这是他的终生遗憾。学习期间他被匈牙利政府征召入伍，在部队里学习野外测量技术，这对他日后的中亚考古探险帮助很大。斯坦因年轻时双亲就去世了，他就永远离开匈牙利，来到当时英国管辖的印度，从事教育工作，并结识了印度犍陀罗博物馆馆长罗克伍德·吉卜林(Lockwood Kipling)。吉卜林广博的学术，使斯坦因获益匪浅，对他影响很大，年轻的斯坦因立志探寻丝绸之路的奥秘。他曾随英国远征队对印度西北部进行考古调查。1900年5月，37岁的斯坦因决心开始中亚考古探险。

斯坦因曾三次来到中亚地区考古探险。他受到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的启发，前往丝绸之路考古挖掘。第一次是1900年5月到1901年4月间，他从印度出发，进入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沿着丝绸之路的南线向东行走，他在丹丹乌里克、尼雅、拉瓦克等地发现了很多古代寺院遗址，收集了大量佛教壁画、塑像，带回欧洲，轰动了西方考古界。他马上又组织第二次远征，并且在喀什聘请了一位叫蒋孝琬的中国师爷，斯坦因的这次目标是神秘的楼兰遗址和中国古长城西延的地理情况。1907年3月12日，他来到敦煌补充粮食和饮水，顺便到莫高窟参观。他在镇上从一名乌鲁木齐商人口中获悉藏经洞的传闻，就立即去找王圆箓道士，可是王道士不在家，藏经洞已经安上了木门紧锁着。斯坦因和蒋师爷无奈，只能等待。参观莫高窟时，斯坦因惊呆了，这简直就是一座古代美术馆！当时莫高窟还没有遭到俄国士兵的糟蹋，也没有经历张大千的肆意剥落，处于原汁原味的状态。很多洞窟的门檐建筑和门墙均已年久失修而倒塌了，壁画和彩塑都暴露在外，也没有楼梯到达，站在莫高窟绿洲上就可以欣赏到一层层装饰精美的洞窟。斯坦因激动万分，深感这是一次意外的收获。他参观石窟时遇上一位协助王道士看管石窟的藏族小和尚，他单纯、善良、热心。斯坦因通过蒋师爷和小和尚交流，获悉王道士的寺庙内藏有一卷藏经洞里的经卷，在他们的请求下，小和尚就把此卷拿出来给斯坦因阅读，“那是一件美丽的、保存得十分完好的纸卷，高一尺，长十五码”（斯坦因在回忆录中记载）。蒋师爷一看，虽然没有明确年代，从纸质和装裱情况看，估计是唐代抄写的佛经经文。斯坦因大为震惊，获之如宝，这是1000多年前的真迹！他决心等王道士回来，与他交涉。同时他准备拿出一大笔酬金感谢这位小和尚，但立即被蒋师爷阻止了。蒋师爷告诉斯坦因，中国偏远的河西地带，贫穷落后，当地人没有文化，如果拿出一大笔钱赠予一个小孩，必然会引起轰动，会为今后从王道士手中再购买其他经卷和文物造成麻烦。按蒋师爷的意见，斯坦因拿出一元银元赠予小和尚。斯坦因在回忆录中写道：“从这个年轻和尚的脸上所表现出的满足的神情来看，不管敦煌人民有什么别的缺点，他们却没有使穷和尚们养成坏的毛病。”从此件小事上可以看到，单靠斯坦因的生活经验和常识来中国办事还远远不够用，蒋师爷起了关键作用，他了解中国社会现状，了解中国人的心态。

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动荡的时代，共和革命如火如荼，1911年武昌起义，1912年清王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1916年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没有人顾及河西走廊地区的情况。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列强趁机派遣远征探险队来西域，如入无人之境，在中亚、新疆地区考古挖掘，寻找文物。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去英格兰偏远的修道院里发现了一批中世纪的《圣经》手抄本，或者在法国诺曼底的圣米歇尔大修道院里找到1000多年前的文书运往北京的博物馆收藏，英国、法国能同意吗？能忍受这样的行为吗？我想甚至会发生战争。

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藏经洞的上万件经文和绢画没有被外国人发现，还在王道士手中保存，其后果也可怕——可能会丧失殆尽！因为王道士根本不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更不懂什么敦煌学，他为了集资修造那些俗不可耐的庙堂，会把这些珍贵的手卷、幡锦、雕像统统送给官府大人或廉价出卖，就像藏经洞里上百个唐代铸铜小佛像一样，因为佛像表面镀金，深得人们喜欢，如今一尊也见不到了。很多文物流落到民间，就如针入大海，一去不复返。所以一旦被王道士一手遮天来处理藏经洞，世界上也就没有敦煌学这一说了。

王道士认为藏经洞的发现是佛祖神赐的恩典和灵感，由于自己对佛祖的虔诚信仰，对于神灵的忠心耿耿的乞求，四处奔波化缘，一心一意要建造佛堂，感动了神灵，因此在梦中把藏经洞托付给他，让他有足够的资金修建寺庙。所以王道士是一位没有文化的、虔诚的教徒，可能他对中国历史朝代都分不清，甚至对于道教、佛教的区别都搞不懂。而另一方面，当人们和他有交易来往时，他又会变得十分狡诈、精明，这是现实生活经历锻炼而形成的。所以要说服这位宗教信仰极强、但又无知的王道士出卖藏经洞里的经卷给一个外国人，并非容易。任何被他认为是损坏佛祖信仰的事情，他会坚决抵制。正如斯坦因在日记中记载：“他是一位很奇怪的人，极其狡猾、机警，他不知道他保管的是什么，他对于有关神同人的事情充满畏惧，因此一见面就知道这个人不容易捉摸。”

斯坦因和蒋师爷商议对策，单枪直入地购买经卷肯定不行，要利用王道士虔诚的宗教信仰、坚信神示的幻觉来获得他的信任。斯坦因解释说，他来自印度，因为接受神灵的指示，追寻玄奘带到中国的佛经，特来敦煌寻找。王道士听到玄奘的名字，立即兴奋起来。斯坦因提出，如果能发现古代玄奘的佛经译本，带回几卷经文和绢画回印度，是对佛祖的最大报答和感恩，同时要为王道士筹备建造的寺院作点应有的施舍。这一派解释立即得到王道士的赞赏，两者一拍即合。王道士认为这是佛祖的安排，从西方送来一位施者，而且来自玄奘求经的印度，他深信这是他日日夜夜祈求的结果。(www.xing528.com)

图2-5-2　藏经洞唐咸通九年（868）《金刚经》（局部）

大英图书馆藏

当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在斯坦因与蒋师爷的要求下，王道士从洞里随便取出几件经文让他们阅读，蒋师爷仔细阅读后，由经文末尾题署的日期发现，这正是玄奘本人从印度带回来的佛经原著的汉译本——唐代佛经译本。这确是一件十分巧合的事情，斯坦因也觉得这是神授的意志。因为这几卷经文是王道士从洞内随意抽取出来的，他既不懂经文内容，也不知道它们与玄奘的关系。他们立即向王道士解释，显然这是神的启示，让这位从遥远的印度横跨峻岭荒漠的外国信徒来到敦煌，把这些译本带回印度。虔诚的王道士即刻相信这一神示，因此彻底为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

斯坦因从藏经洞里取走的文献共上万件，完整经卷3000多件，残片6000多件，5世纪到10世纪之间的佛教旌幡和绢画500多幅，还有寺庙和信徒的单据、借条等几百件。由于斯坦因不懂中文，蒋师爷对佛教文学也是一窍不通，所以他们挑的几千卷经文很多是重复的，《莲华经》就有近千种，有很多是书法中的精品，如今遗留在国外是十分可惜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卷唐代印刷的《金刚经》（图2-5-2），这部经文有无数的版本，单斯坦因盗取的经文中就多达500多种。而这卷《金刚经》是唐代咸通九年（868）印刷版，距今1100多年，是今天世界上保存最早的印刷品。它由连贯的七张纸组成，长约4.8米，第一页印有精美插图，最后有出版者姓名，出版日期为868年5月11日。此卷曾陈列在大英博物馆（后转交大英图书馆），就在世界著名的《古登堡圣经》（1455年印刷）旁。

斯坦因取走的1万多件经文和绢画有一部分留在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精品全部运往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斯坦因承诺对王道士的誓言，保守秘密，不发新闻，不作宣传。斯坦因满载而归，回到英国，藏经洞的发现轰动全世界学术界，这些文献需要花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研究，至今没有一条清晰的研究线索。英国女王授予他印度王国武士勋位，两年后又提升为骑士勋位；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金质奖章；牛津和剑桥大学赠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德国赠予他一笔巨额现金；布达佩斯把他捧为“立了大功的好儿子”。但是斯坦因的所作所为在英国以及整个欧洲也遭到一些谴责，就像获取古希腊雕像的埃尔金（Elgin）那样，做了一件极不光彩的考古探险。所以在大英博物馆的中亚细亚展厅里，参观者见不到斯坦因的肖像，甚至连一句简单提示也没有。目前展览的作品很少，95%以上藏经洞的艺术品、文献全部保存在仓库里，必须预约才能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