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特点及其世俗化进程

社会条件决定宗教特点。宗教的原理基本都相同，但是依其社会特点不同，宗教形式、宗教文化都有不同。中国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很长时期是在封建制度极为严谨完备的环境中进行的，中国曾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社会，与欧洲的情况不同，欧洲奴隶社会比较完备典型，如古希腊、古罗马的繁荣给今天欧洲文化带来极大影响。同样，中国近2000年间封建社会建立起来的坚固社会形制必然会影响佛教在中原大地的生存和发展。

首先，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政治上统一，表现在思想上统一。佛教内部派别众多，有大乘、小乘，讲“空”、讲“有”等等，有20多个派别，争论不休。而在中国封建帝国里，国家设有“僧统”“僧政”的机构，专门管理佛教事务，引导佛教各派别的调和、协作和统一。如玄奘的论文《会宗论》（现已失传）是典型范例，当时玄奘是印度“那烂陀”寺院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他写这篇论文是代表那烂陀寺和外派辩论发言。其论点是：佛教是不可分裂的，各个派别可以调和，可以协同起来，统一各派观点，与无神论思想斗争，与唯物主义思想斗争。这是一篇以中国大一统思想和社会为基础的论文。

其次，中国儒家封建法制思想根深蒂固，提倡“三纲五常”，敬祖先，忠君主，这套制度和潜规则是中国特有的，印度是没有的。印度佛教规定：凡是剃度出家的僧人，地位比一般世俗人要高，天下唯我独尊，不再拜父母，不拜国王，反而父母要向他下跪，国王和大臣要向他行礼，因为佛陀是至高无上的。目前在东南亚地区，如缅甸还出现大臣跪在地上让高僧踩背上讲台的说法，说明僧侣有特殊地位。中世纪的欧洲也曾出现过僧侣享受特权的现象。中国古代也有过“沙门不敬王者”的争论，但是这套理论和做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唐代高僧玄奘回国后和唐太宗的关系密切，他所提出的要求，唐太宗基本满足了他，唯一在法律条例上有关制裁僧侣的问题，玄奘提出僧侣犯罪由寺院自己处理，唐太宗则不同意，必须按国家法律统一处置。同样，中国僧人必须敬重君主，跪拜君主。国外的和尚一般不学世俗的规矩，而中国僧人对儒家《礼记》《丧赋》是很熟悉的，并有专著。在印度，和尚没有固定财产，没有固定寺院，靠施舍生活。而中国僧人有寺院，有财产，有佃户，有寺院经济，是可以继承相传的。所以禅宗的“袈裟”“钵”成为传法的凭证。这在印度是绝对没有的，说明中国佛教已经世俗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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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3　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前室窟顶北侧《父母恩重经变》（局部，“为父母诵经”“母推小儿”“别离父母”）

晚唐

再次，中国佛教必须尊重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即汉文化，儒家思想，敬重“天、地、君、亲、师”五方面，这是不可触犯的。要敬天，敬地，尊重君主，尊重父母，尊重师长。在敦煌就有《父母恩重经》故事画（图1-2-13），在印度是没有的，有人称之伪经。所以外来宗教和文化只能依附于中国文化，不能动摇中国文化。佛教进入中国后，中国老百姓多把佛陀作为神仙来理解和接受。《西游记》故事是最典型的例子，认为释迦牟尼和玉皇大帝是同等地位的权威，玉皇大帝主管中华民族大地，而释迦牟尼是西方净土的最高权威，他们都有超人神力。实际上佛教的原意和精神并非如此，佛教认为世界一切皆“空”，现实世界苦海无边，要在精神上寻求一个新世界，脱离苦海。这一基本理论到了中国就彻底改变了，中国老百姓认为释迦牟尼、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和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托塔李天王一样，都是天上神仙，他们还会友好往来。甚至有的寺院里不仅供奉佛祖，同时还祭拜老子偶像，这在印度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佛教是“唯我独尊”。在中国最正统的佛教宗派是玄奘一派，他们把梵文佛经译成汉语，多达1300多卷，忠实于印度佛教，水平很高。但是玄奘死后，他这一派佛教思想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二三十年后就断线了。这充分说明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并不是空白，外来的东西如果不和本土文化相结合，就无法生存，必然受到排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