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数额巨大”与“其他严重情节”是两个选择要素，所代表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应相当或者基本相当是前提，司法实践在确定各个选择要素的具体内容时，就须注意到它们之间反映的危害性程度应当大致平衡，不至于某个要素重而某个要素轻。[11]按通常理解，适用第二个量刑幅度处罚，往往是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同时又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同理，适用《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第三个量刑幅度处罚，可以理解为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巨大，同时又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2）累犯不能作为加重处罚情节。根据刑法总则的规定，累犯从重处罚。对于敲诈勒索数额较大，并且累犯的情形，只能适用第一个量刑幅度，从重处罚。将累犯升格为加重处罚情节，即适用第二个量刑幅度，这种解释与刑法总则规定不符。
（3）共同犯罪中的主犯或首要分子，或教唆犯，不能作为加重处罚情节。因为刑法总则已经明确规定了对主犯、首要分子、教唆犯的处罚原则。根据《刑法》第26条第1款的规定，组织、领导敲诈勒索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敲诈勒索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主犯，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根据《刑法》第26条第3款的规定，敲诈勒索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再如根据《刑法》第29条的规定，教唆他人敲诈勒索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敲诈勒索犯罪的，从重处罚。对该条的解释，不可违背刑法总则的规定，否则即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4）“他人犯罪知情不举乘机敲诈勒索”是一种普通的敲诈勒索行为。这种要挟内容与以扬言杀害他人相威胁比较，在恶劣程度上似乎还轻一些，没有必要将其作为加重处罚情节而升格处罚，否则量刑过重。
（5）结伙设置骗局敲诈勒索是共同犯罪的一种表现，没有必要将其作为敲诈勒索罪的加重情节。“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同时具有欺骗行为和恐吓行为的性质，对方同时陷入认识错误与产生恐惧心理，可以认定为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的想象竞合犯，以一重罪论处。”[12](www.xing528.com)
（6）对于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敲诈勒索的，在范围上应当有所限制。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可见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较大。在我国刑法的侵犯财产罪中，没有将“冒充国家工作人员”作为其本罪的情节加重犯的，只有抢劫罪中规定“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成立抢劫罪的情节加重犯，而且也只是将冒充“军警人员”作为加重处罚情节，并非泛泛地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考虑到敲诈勒索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及军警人员身份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将冒充军警人员敲诈勒索的作为加重处罚情节，是比较恰当的。
（7）关于多次敲诈勒索，《刑法修正案（八）》已经将其作为本罪的定罪标准加以规定，因此即使每次数额均没有达到较大程度，也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当然，对于“多次”如何界定尚需司法解释进一步具体规定。所以，“多次敲诈勒索数额均未达到较大的”，是敲诈勒索罪的立案标准，即构成敲诈勒索罪，适用第一个量刑幅度。在多次实施敲诈勒索，数额均达到较大标准的，应当作为情节加重犯。事实上，在这种情形下属于同种数罪。按我国刑法理论，同种数罪一般不实行数罪并罚，但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往往按照情节加重犯或者结果加重犯来处理，如将“多次”实施某行为作为某罪的加重情节，设定加重的法定刑幅度，或者将一定期限内多次实施某行为的结果连续计算，以适用较重的量刑幅度。对多次实施敲诈勒索，并每次都数额较大（或巨大）的行为，仅仅简单地按一罪论处明显罪责刑不相适应，因此，对这种情况应当作为加重量刑情节，适用下一个量刑幅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理解为敲诈勒索的严重情节：①敲诈勒索行为引起严重后果的，如引起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等；②多次实施敲诈勒索，且每次都数额较大（或巨大）的；③敲诈勒索手段极为恶劣的，如以危害社会公共安全为手段的敲诈勒索，或带有黑社会色彩性质，且给当地群众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等；④敲诈勒索残疾人、孤寡老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财物的；⑤冒充军警人员敲诈勒索的；⑥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在认定敲诈勒索罪其他严重情节时，须综合考虑行为的时间、空间、对象、方式、次数、数额、行为人的身份、动机、侵犯法益可能性大小等。[13]二是避免重复评价。犯罪情节可分为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定罪情节不应当在量刑时再次使用，否则就是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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