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犯罪行为刚被发现之时，公众的情绪显然是针对行为的实施者的。“习水案”中，该阶段的公众舆论表现为对嫖宿者的谴责与愤慨。但随着国家权力的介入，公众逐渐发现法律执行的效果无法满足他们的期待，于是开始对法律规范产生怀疑，甚至建议“消灭”法律规范（取消嫖宿幼女罪），法律规范的公众认同受到了挑战。
首先，公众认为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过低。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奸淫幼女型强奸罪在五种情形之下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根据普通公众的观念，嫖宿幼女的行为完全符合奸淫幼女的构成要件，因此嫖宿幼女罪可能放纵嫖宿者，导致对那些“丧尽天良”的嫖宿者无法“顶格处理”，甚至有人认为嫖宿幼女罪是“专门为嫖客设定的罪名”。
其次，公众认为嫖宿幼女罪的规定对幼女的保护力度太弱。如果不将嫖宿幼女的行为作为强奸罪处理，就会使行为人以“经济交往”和色情场所作为掩护而行奸淫幼女之实。在公众看来，行为人奸淫了幼女之后，“扔几张钞票”就能把最高刑为死刑的强奸幼女行为魔术般地变为至多只能判处15年有期徒刑的嫖宿幼女行为。而且，把幼女分为一般幼女和色情行业中的幼女并予以轻重不同的保护，这无疑是鼓励犯罪人去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幼女卖淫。因为既然在一般场所与幼女发生性关系很危险，犯罪人就会选择把幼女强迫或引诱到色情场所进行奸淫，这样会严重恶化幼女权利的保护状况。(www.xing528.com)
最后，公众认为，设定嫖宿幼女罪会对被害幼女的声誉造成恶劣的影响。如果最终按嫖宿幼女罪论处，便意味着被奸淫的幼女是在“卖淫”，就会将幼女认定为“妓女”。这会让作为受害人的幼女无颜面对社会，也很难被社会接受。在公众的观念里，不满14周岁的幼女不具有性理解的能力，沦为“卖淫女”不是她们的过错，因此不能将其视为“妓女”。而嫖宿幼女罪的规定，恰恰给她们打上了“妓女”的烙印。
因此，公众一致认为《刑法》第360条第2款的规定不合理，甚至有“专业人士”在经过分析后，也认为嫖宿幼女罪是一个“让人绝望”的罪名，因而提议人大废止此罪名的呼声也愈来愈强烈。及至最后，公众对《刑法》第360条第2款的鞭挞甚至超过了对罪犯的愤慨。就这样，对罪犯（法律规范破坏者）的谴责最终转化成了公众对法律规范的集体谴责。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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