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内容是传播的中心环节，传播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的内容。对传播内容的研究，主要涉及“说什么、怎么说”的问题。那么翻译传播内容就涉及具体翻译内容和具体翻译策略的选择。在第四章，我们以《茶经》为例，从翻译内容的充分性和必要性两个方面对《茶经》翻译内容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对翻译效果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大中华文库”的《茶经》译本几乎不存在翻译内容的选择，译者基本上是将原文所有内容都翻译了出来，包括原文很多对当今西方普通读者而言意义不大的注释。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则对原文内容进行了选择性翻译，删掉了很多意义不大的信息，保证了译本内容的必要性。因此，茶文化典籍若要进行复译，可以综合借鉴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对翻译内容的选择，但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筛选。
如前所述，数字化时代的读者接受信息的能力，特别是接受异质信息的能力在提高，因为他们可以利用网络搜索任何他们感兴趣的信息。而读者的阅读又呈现碎片化的特点，除了畅销小说，他们不太喜欢阅读大部头的作品。在这样的情况下，翻译茶文化典籍时，就可以删掉一些主题意义不大的信息，或是一些读者不再需要的注释。就《茶经》而言，虽然陆羽的《茶经》已经非常精简了，但出于当时的写作规范，在《茶经》中还是有一些对当代西方读者而言意义不大的信息。除了前面我们分析过的文内注释之外，正文中也有一些不必要的信息。例如，在介绍茶器时，陆羽在文中加了不少引用考证型信息，或是关于该茶器的逸事。但读者阅读这部分时的期待是快速了解古代茶器的形状、功能、特点，对于中国哪个古人提到过这件茶器并无多大兴趣。对于有关茶器的故事，一般而言读者都是喜欢听故事的，但因为故事不是这章的重点，所以陆羽往往只是非常简单地用了一两句话呈现故事片段，而这种缺乏足够背景、情节、趣味的故事片段读者也不会感兴趣。对于这种故事片段，若是和主题关系不大，完全是可以删去的。如在“之器”一章中对“瓢”的介绍：
瓢，一曰牺杓，剖瓠为之，或刊木为之。晋舍人杜毓《荈赋》云：“酌之以瓠”。瓠，瓢也，口阔，胫薄，柄短。永嘉中，余姚人虞洪入瀑布山采茗，遇一道士云：“吾丹丘子，祈子他日瓯牺之余，乞相遗也。”牺，木杓也，今常用以梨木为之。（四之器，p.115）
在这段对“瓢”的介绍中，引用杜毓的表述和虞洪的故事都只是为了说明他们提到了“瓢”而已，只是用了不同的名称，对于读者理解“瓢”的形状、功能、特点并无多大帮助。此外，虞洪的故事在后面“之事”一章有更详细的介绍，这里有一句话：“永嘉中，余姚人虞洪入瀑布山采茗，遇一道士云：‘吾丹丘子，祈子他日瓯牺之余，乞相遗也。’”这并不是什么有趣的故事，这样的内容是可以删掉的。
而在“之事”一章中，对当代西方读者而言，不必要的信息就更多了。陆羽撰写《茶经》“之事”一章是要将历代所有有关茶的记载和故事列入其中，保证内容的完备性。里面提到的要么是中国古代名人，要么是有趣的民间故事，对于陆羽同时代的读者而言，这些内容都是有意义的。中国人普遍崇尚名人，一件物品，只要名人提到过，人们便会对其刮目相看，产生较强的认同感。《茶经》中列举的那些历史名人，陆羽同时代的知识阶层都是非常熟悉的，因此列出这些人名能够让读者产生对茶的亲近甚至敬畏感。然而，这些中国古代名人大多数没有达到世界知名的程度，对于西方普通读者而言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陌生符号。即使对这些人物进行了解释，如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都有对这些人物的注释，其详细程度根据译者认为的这些人物的重要性而定（当然，在这一点上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的译者有些地方并没有把握好），但单凭这些注释也很难让西方读者像中国读者那样对这些人物产生认同感。若是和这些人物相关的事件或是这些人物本身对茶的说明又不是很有趣，也不涉及茶叶实用信息和茶文化内涵，这些内容对目标读者而言就是淡然无味的，即使翻译出来，读者也可能直接略过。因此，在翻译“之事”这一章时也可以进行选择性翻译。如下面这些信息：
郭璞《尔雅注》云：“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今呼早取为茶，晚取为茗，或一曰荈，蜀人名之苦茶”。（七之事，p.200）
《方言》：“蜀西南人谓茶曰”。（七之事，p.198）
这三条记载是关于茶的不同名称的，在前面章节已经有所介绍，所以是重复信息，不需要再翻译出来。
司马相如《凡将篇》：“乌啄，桔梗，芫华，款冬，贝母，木檗，蒌，苓草，芍药，桂，漏芦，蜚廉，雚菌，荈诧，白敛，白芷，菖蒲，芒硝，莞椒，茱萸。”（七之事，p.198）
这一则是列举《凡将篇》提到的中草药，其中提到了茶，将茶作为一种中药。但这里列举的其他19种植物有很多是西方读者完全不知道的，若非是中医研究者，这些信息对读者而言也不具有吸引力，如果想要保留这篇内容，其实简单说明司马相如在《凡将篇》中将茶作为一种中药即可。
鲍昭妹令晖著《香茗赋》。（七之事，p.201）
这句不管是鲍昭、鲍令晖，还是《香茗赋》，西方读者未必有所了解，就一句这样的信息，也不太具有吸引力。
刘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云：“前得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芩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溃闷，常仰真茶，汝可置之。”（溃当作愦。）（七之事，pp.198-199）
《世说》：“任瞻，字育长，少时有令名。自过江失志，既下饮，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人有怪色，乃自申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耳。’”（下饮为设茶也）（七之事，p.200）(www.xing528.com)
宋《江氏家传》：“江统，字应元，迁愍怀太子洗马，尝上疏谏云：‘今西园卖醯、面、蓝子菜、茶之属，亏败国体。’”（七之事，p.201）
梁刘孝绰谢晋安王饷米等启：“传诏，李孟孙宣教旨，垂赐米、酒、瓜、笋、菹、脯、酢、茗八种。气苾新城，味芳云松。江潭抽节，迈昌荇之珍；疆场擢翘，越葺精之美。羞非纯束野麏，裛似雪之鲈；鲊异陶瓶河鲤，操如琼之粲。茗同食粲，酢颜望柑。免千里宿舂，省三月粮聚。小人怀惠，大懿难忘。”（七之事，p.201）
上面这几个关于茶的故事缺乏有趣的情节，也没有重要的茶文化内涵，涉及的人物对当代而言也并非非常知名的人士，从读者角度考虑，也没有翻译的必要。
《括地图》：“临遂县东一百四十里有茶溪。”（七之事，p.202）
山谦之《吴兴记》：“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荈。”（七之事，p.202）
《夷陵图经》：“黄牛、荆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出焉。”（七之事，p.202）
《永嘉图经》：“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七之事，p.202）
《淮阴图经》：“山阳县南二十里有茶坡。”（七之事，p.202）
《茶陵图经》：“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七之事，p.202）
上面几条是关于茶产地的，而《茶经》中已经有专门一章介绍茶的产地，因此在这里也不必赘述了。
“之事”是《茶经》中内容最多的一章，作者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为了追求记录的完备性，将唐以前所有对茶的记载几乎都列了出来，而对于当今的西方读者而言，他们缺乏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也并不在乎历史记载的完备性，对于“之事”一章，读者的阅读期待是读到有趣的或是有意义的，或者是有实用价值的故事或记载，因此价值不大的信息在翻译中便可以省去不译。
数字化时代的读者阅读呈现碎片化、浅表化、实用娱乐化的特点，因此在茶文化典籍翻译内容的选择上，就不得不考虑读者的这些特点，如此在当今信息爆炸且已有大量英文原版茶书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茶文化典籍的英译本才有可能获得西方读者的接受。
除了选择合适的内容，所选择的内容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给目标读者，也会直接影响目标读者对译本的理解和接受。在前面对比分析《茶经》三个译本传播内容的一章中，我们已经归纳出了增加信息、显化信息、添加注释等几种呈现所选择内容的翻译策略。当然，这只是语言层面的信息呈现方式，而在数字化时代，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构建文本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这也为在翻译中呈现原文信息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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