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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读者阅读习惯和能力的转变

时间:2023-07-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外国人能理解或欣赏的作品和中国人能提供的作品往往难以吻合,阅读习惯不同是个很大的原因。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网络阅读都已成为当前读者的主要阅读方式。而被问及国外受访者接触中国文化的首选渠道时,选择报纸杂志的受访者为5.0%,选择广播电视的14.7%,选择互联网的62.9%。这显示在跨文化传播中,互联网以其及时、互动、多媒体、海量信息等特性促进了信息的互通互联,对于国外受众而言,互联网已经成为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主要渠道。

数字化时代:读者阅读习惯和能力的转变

如前所述,翻译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要看读者是否接受,而读者对文化产品的接受受其阅读习惯的影响。因此,典籍翻译要想真正走入西方读者的视野,就不得不考虑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外国人能理解或欣赏的作品和中国人能提供的作品往往难以吻合,阅读习惯不同是个很大的原因。这也是为何翻译家哈门(Nicky Harman)将翻译完成的The Flowers of War(《金陵十三钗》)交给海外出版社编辑后,编辑几乎没有修改文本的语言,却大刀阔斧地重新组织段落。同样,葛浩文在翻译莫言的小说时,也将原著的段落顺序重新整合。在2010年“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与会的30多位作家、译者、汉学家总结道:许多中文作品的文体内容和表达方式与译介国读者的社会习惯和审美要求不太符合,很难出现畅销书或常销书。[9]

而读者的阅读习惯往往会受传播方式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如克里斯(Gunther Kress)所指出的,如今纸质书的时代已经变成了具有多种传播方式的电子屏幕时代。[10]相应地,作为翻译受众的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概括起来,读者的阅读习惯出现了网络化、碎片化、视觉化、浅表化、实用娱乐化倾向。而读者的阅读能力在网络的帮助下,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网络阅读都已成为当前读者的主要阅读方式。就像网上有不少人感叹的,如今读完一本纸质书成了一件奢侈的事。而人们接触异国文化,也更倾向于通过网络渠道。十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接触意愿与渠道研究——《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认知与意愿》年度大型跨国调查就发现,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国外民众是否能接触到中国文化,进而是否能够接受中国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到接触渠道的影响。而被问及国外受访者接触中国文化的首选渠道时,选择报纸杂志的受访者为5.0%,选择广播电视的14.7%,选择互联网的62.9%。这显示在跨文化传播中,互联网以其及时、互动、多媒体、海量信息等特性促进了信息的互通互联,对于国外受众而言,互联网已经成为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主要渠道。[11]

随着网络电子阅读的盛行,以及各种信息平台的发展,特别是人们越来越依赖于通过智能手机来获取各种信息,人们的阅读也变得碎片化(fragmentation)。早在20世纪80年代,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便在其《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一书中指出,“这是一个碎片化时代,信息碎片化,受众碎片化,媒体碎片化”[12]。碎片化最初是一个后现代主义概念,意指完整的事物被分解成许多零碎的小块,后被引入传播学中,指伴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而出现的,通过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电子阅读器等终端接收器进行的不完整的、断断续续的阅读模式。这种阅读模式,无论从阅读的时间、空间,还是内容、媒介来看,都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尽管有些专家担心碎片化阅读会造成过于随意、缺乏系统性的肤浅阅读和不独立思考的习惯,但与传统阅读方式相比,这一阅读方式以其独特的优势迎合了现代人的需求,成为新媒介融合语境下不可逆转的趋势。[13]

在数字化时代,快节奏的生活、信息的爆炸,使得年轻一代读者已不太喜欢大部头的图书,也很少进行深阅读,他们喜欢“快餐文学”,读起来轻松,读完了就扔。在大学周边的一些书店,教辅书、社交方面的图书卖得非常火,一些书店索性就不卖人文方面的图书了。书本越来越薄,插图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浓缩”,趣味越来越“戏说”;功利化越来越强,精神性越来越弱。[14]在西方,卡尔(Nicholas Carr)在关于网络文化的调查中得到的反馈也显示,像《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这样的经典,现在已经没有人读了,因为人们认为这样的作品太长,也不够有趣。[15](www.xing528.com)

此外,在数字化时代,受众审美还呈现出感性化倾向,他们更愿意接受直观的形象,因此读图模式已成为受众最喜欢的阅读方式。[16]新媒体及其技术带来了可视性、视觉化和具象化的信息传播方式,引发了视觉文化的崛起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图像转向”成为这个时代转变中最为抢眼的“景观”[17]

由于读者更追求阅读过程中的视觉体验,因此融合图片、音视频的多模态文本比单一的语言文字文本更受读者的偏爱。在这样的情况下,内容“高大上”的中国典籍原本吸引本国读者就很难,而同样以“高大上”形式出现的典籍译本,吸引在网络化、数字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国外读者就更难了。因此,在数字化时代,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就有必要改变翻译策略和译本传播方式。

当然,读者阅读的碎片化、视觉化、浅表化和实用娱乐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经典受到冷落,国民精神素养下滑,因此不少学者呼吁要推广经典,引导大众进行有思想有深度的厚重阅读。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单单靠口头的呼吁和宣传,很难扭转人们的阅读习惯。既然一时不能改变,我们就只能顺应,但也不是一味迎合,而是考虑读者的阅读习惯,在保证内容经典性和思想性的基础上,在内容呈现方式上进行创新,获得读者的认可和喜爱。就茶文化典籍翻译而言,就是以新的翻译方式、新的译本设计和布局、新的出版推广方式,对茶文化典籍进行重新翻译,以顺应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并不改变原作品内容上的思想深度。其实在数字化时代,造成普通大众阅读习惯改变的,不管是网络化,还是碎片化、视觉化、浅表化和实用娱乐化,最主要的都还是内容呈现的形式。

此外,随着越来越多信息的公开化,读者阅读能力也有了提升。网络的发展、信息获取的便捷、全球化的推进,使得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查找到几乎任何自己想要了解的信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遇到理解困难,可以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各个领域的网络互动平台、对各种问题的讨论,甚至在线答疑解惑,都可以为读者理解文本提供帮助。因此,针对以前信息资源匮乏时代的读者的茶文化典籍译本,可能会呈现给当今读者太多冗余的信息,特别是过于厚重的译本,可能一开始就会受到普通读者的抗拒。因此,在网络数字化时代翻译茶文化典籍,在翻译时可以针对读者的阅读理解能力对翻译内容进行选择和调整,采用读者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使用读者更喜欢的符号资源和媒介渠道。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各翻译主体发挥更大的主动性,也需要各个主体彼此合作,共同推进茶文化典籍译本在目标世界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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