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递信息的符号与信息传播媒介密切相关。可以说,传递信息的符号的使用受到传播媒介的限制,媒介的发展又为符号的使用提供更大的空间。符号是一种指代或代表其他事物的象征物。符号可以表示某物、某事等具体存在,也可以表示精神抽象的概念。符号是传播者与受众间的中介物,单独存在于其间,承载着交流双方向对方发出的信息。[103]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是近代最早对符号进行分类的学者,他将符号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语言符号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符号系统,是人类的重要标志,是一切传播的核心。没有它就没有人类的今天,人类复杂的思维过程和文化之火就不可能延续到今天。[104]而非语言符号,顾名思义,是指除语言之外的其他所有传递信息的符号。换言之,非语言符号就是指不以人工创制的自然语言(如汉语、英语)为语言符号,而以视觉、听觉等其他符号为信息载体的符号系统。[105]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但是语言符号不能代替其他符号,需要非语言符号做其补充,来弥补语言符号在传播信息时的某些不足、损失或欠缺。[106]
虽然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都能传递意义,都是意义的载体,但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的研究,不管是以原作者为中心,还是以文本为中心、读者为中心的研究,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对译本如何使用目标语言符号再现原文各类信息或是提供目标读者需要的信息的研究。不管是历时的还是共时的翻译研究,关注的中心都只是依靠语言的翻译,考虑的只是语言维度,不管何种类型的文本,都是如此。[107]
然而,在翻译实践中,译者的工作并非仅针对语言材料,还包含用于信息传播、与信息传播相关的所有其他形式的符号。[108]这些符号不仅包含图像、声音、颜色、动画、视频等非语言模态符号,还包含文本的字体、排版和版面设计等。
从现有的《茶经》翻译来看,三个译本在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使用上都存在不少差异,这种差异也可能导致译本不同的传播效果。
(一)语言符号的使用
对于语言符号,康德(Immanuel Kant)曾说过:“一切语言都是思想的标记,反之,思想标记的最优越的方式,就是运用语言这种最广泛的工具来了解自己和别人。”[109]语言是传递信息的最重要符号,特别是思想性、知识性比较强的信息。因此,就典籍翻译而言,语言符号始终是最重要的手段。如何运用目标语言传递原文信息也一直是翻译最重要的部分。虽然我们评价翻译质量的标准,不管是中国的“信”“达”“雅”,还是西方的“对等”,都特别注重准确理解原文的意思,但是从译本的传播和接受来看,译者对目标语言符号的运用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比如专门为了语言学习的翻译,其目标读者是既懂原文又懂译文的语言学习者或翻译学习者,大多数翻译的目标读者是不懂原文的读者,而不懂原文的普通读者阅读一部译作时,会自动将其视为原作。他们不太会去考虑译本所传递的信息和原文是否一致,他们所关注的是,译本本身传递的信息是否有意义、语言是否流畅。这也是为何网上对于翻译作品的评价,除非是翻译研究者,大多是围绕译本内容本身,或语言的使用。因此,若是从译本传播和接受的角度来看,译本的通顺流畅、译本语言的可读性,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对原文的忠实。
就中国典籍翻译而言,在语言的使用方面,英语国家母语译者有着天然的优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多数典籍的英文译本,尽管中国译者的译本普遍更忠实、更准确,但在目标世界的接受度远远不如目标语母语译者的译本。因此,在国际上提倡的翻译方向是顺译,也就是译者从外语翻译成自己的母语。而从《茶经》的三个英译本来看,抛开是否准确理解原文不论,就语言符号的使用上,不管是在词汇、句法还是语篇层面,各个译本都存在明显差异,“大中华文库”版中国译者的译本和英语国家本土译者的译本之间的差别尤为明显。
1.词汇
为考察《茶经》三个译本对目标语言词汇总的运用情况,我们将三个《茶经》译本做成语料库,使用WordSmith对三个译本正文(不包括前言、序言、附录与注释等副文本)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时,我们采用了WordSmith默认的1000词作为参考标准,选择了类符、形符、标准类符/形符比、平均词长、长词(10个字母以上的单词)这5个参数进行比较。统计发现,《茶经》三个译本在标准类符/形符比、平均词长,以及长词的使用上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差别。三译本具体词汇使用情况如表4-4所示。
表4-4 《茶经》三个译本词汇使用情况统计
一般来说,译文中,标准类符/形符比越高,意味着译者所使用的词汇量越大,反之则表示译者使用的词汇量越小。[110]长单词用得越多,则说明译本的书面语程度越高。因此,一般来说,标准类符/形符比、平均词长、长词的使用可以说明译本难度和正式度。而译本的难度和正式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译本的传播情况。
从表4-4可以看出,“大中华文库”译本标准化类符/形符比最高,这说明其所使用的词汇类型最多,单词变化最丰富,而卡朋特译本标准类符/形符比最低,因此译本阅读难度也最低。《国际茶亭》译本则居中。“大中华文库”译本在平均词长、长词方面都高于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因此可以说,“大中华文库”译本中使用的词更正式,它更注重词汇使用的多样性,书面语程度更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译者在翻译时,对于目标语的使用非常小心谨慎,避免使用任何有错误风险的表达,在词汇的选择上非常用心。然而,过犹不及,中国译者这种过于小心谨慎的态度,反而会让译本显得不太自然。而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在词汇的选择上明显随意很多,没有特意用太正式的词,也没有特别突出词汇表达的多样性,因此,标准类符/形符比、平均词长都偏低,长词也较少,译本更简明易读。
《茶经》是一部公认的茶文化典籍,但其茶文化精神内涵并未明示出来,而是隐藏于对茶的性状,茶器,茶具,茶的加工、烹煮、饮用等物质内容的客观描述中。如果单单看字面,不深入研究,我们很难从文本中看出茶文化精神层面的东西。可以说,大多数人读《茶经》,只能够领会其物质层面的信息。中国读者尚且如此,遑论西方普通读者。然而,如果《茶经》仅仅是一部介绍茶物质层面的茶叶科普典籍,那它也很难获得西方读者的青睐,特别是在西方已有大量介绍茶叶知识的原版英文图书的情况下。而要体现出《茶经》精神层面的价值,就特别需要译者灵活巧妙地运用目标语言符号,特别是有文化联想的语言符号。然而,通过对《茶经》三个译本的语言统计,我们发现“大中华文库”译本和卡朋特译本正文中有文化联想的词都特别少。不过,卡朋特译本正文后有丰富的注释,对文本内容进行了进一步解释,里面不乏与茶相关的精神层面的内容,因此,卡朋特译本也算是比较充分地实现了利用目标语言传递原文茶文化信息的目标。而《国际茶亭》译本不仅有丰富的注释,将茶的精神文化内涵直接表述出来,还在正文中通过对词汇的精心选择突显了茶的精神属性。例如,该译本在9个地方使用了“Daoist”(如图4-1所示),而原文出现的不过3处,这突显了茶的道家文化内涵。
此外,《国际茶亭》译本还特别注重茶的药用价值,这可能和其组织在传播茶文化时也在推广茶叶,具有一定商业性质有关。因此,译本多处使用了“medicine”一词(如图4-2所示),而原文并未明确提到茶是药。
另外,相较于“大中华文库”译本,《国际茶亭》译本在语言符号的使用上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大量汉字的运用。译本几乎在所有首次出现音译词的地方都保留了该词的汉字,有些甚至多次出现。根据统计,仅正文中,该译本就一共用了842个汉字。译者在序言中对此的解释是,希望通过保留这些汉字吸引读者去阅读学习汉语原文,实际上,在汉英翻译中,音译词中保留原文汉字还是避免译文模糊性的一个很好的策略,特别是在涉及同音异义词的时候。
例如,在《茶经》第四章“之器”中对茶碗的比较:
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四之器,p.115)
图4-1 《国际茶亭》译本中“Daoist”的使用
“大中华文库”译本:
Hierarchically,the tea bowls manufactured from Yuezhou in Zhejiang are best in quality,far superior to those from Dingzhou in Shaanxi and Wuzhou in Zhejiang.Bowls made from Yuezhou in Hunan are preferred over those from Shouzhou in Anhui and Hongzhou in Jiangxi.
Some people assume that tea bowls from Xingzhou in Hebei are even better than those from Yuezhou.Actually this is not the case.If the Xing porcelain can be compared to valuable silver,then the Yue porcelain matches invaluable jade.This constitutes the first disparity.If the Xing porcelain is described as snowy white,then the Yue porcelain can be said as icy crystal.This makes the second gap.[111]
图4-2 《国际茶亭》译本中“medicine”的使用
卡朋特译本:
Yüeh Chou ware is best.Ting Chou ware is next best.After that come the bowls of Wu Chou,Yüeh Chou,Shou Chou and Hung Chou.
There are those who argue that the bowls of Hsing Chou are superior to Yüeh ware.That is not at all the case.It is proper to say that if Hsing ware is silver,then Yüeh ware is jade.Or if the bowls of Hsing Chou are snow,then those of Yüeh are ice.[112]
《国际茶亭》译本:
Tea Bowl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tea bowls(wan,碗),each with a different provenance and style of manufacture,representing the many different kilns.In the order of superiority,they are Youzhou,Dingzhou,Wuzhou,Yuezhou,Shouzhou and Hungzhou.Some think that Xingzhou wares are better than Yuezhou(越州)wares,but I do not agree.First of all,if Xing ware is like silver,then Yue ware is like jade.If Xing ware is like the snow,then Yue ware is ice.[113]
在这一段中,陆羽对中国各个地方的茶碗瓷器进行了比较。这里出现了不少地名,其中“越州”和“岳州”是不同的地方,汉字也不同,中国人很好区分,但一旦英译,不管是用汉语国际拼音还是威妥玛拼音,“越州”和“岳州”的英语表达都一样。姜欣、姜怡通过文内注释的方法增加了两者各自所属的省份,而卡朋特则是在文末注释中指出第二个“Yüeh Chou”是指不同的地方,但并未指出具体是哪个地方。添加注释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在后面邢瓷和越瓷的比较中,两个译本却都没有进行解释。汉语原文中的越瓷自然是越州的瓷器,汉字很清楚,但只看英语译文,不管是“Yue”,还是“Yüeh”,都会给读者带来混乱,无法弄清楚后面的比较到底是指哪个地方。而这段关于瓷器的比较对于读者而言又是非常重要实用的信息,不能模糊了事。《国际茶亭》译本,只是在地名拼音后加上汉字,便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西方读者虽然不认识汉字,但汉字明显的不同读者还是可以看出来,加上汉字读者自然明白两者虽音同,但表示不同地方。
我们在汉英翻译时总会避免在译文中出现汉字,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汉字是可以在英语译文中使用的,就像大英博物馆的中国瓷器馆在介绍中国瓷器时,基本上所有重要的专有名词,在音译后面都添加了汉字。
总而言之,在翻译中,对语言符号的使用,我们可以有很多选择。充分考虑读者的阅读习惯和理解能力,进行灵活选择,才更有利于译本的传播和接受。
2.句式
除了词汇使用上的差异,在句子层面,中外译者在翻译《茶经》时也存在明显差别。“大中华文库”译本使用的句子显得特别标准、特别完整,句子普遍比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长,而且特别注重句子表达形式的多样化,很少使用重复句式,如此反而导致译文冗长,和原文精练的文风相去甚远。例如,原文有很多排比句式,但“大中华文库”译本几乎都抛弃了这种排比句式的特点,采用多样化的句型翻译原文结构统一的排比句,失去了原文的形式简洁、对仗之美。而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句子都比较短,刚好对应于原文简洁洗练的文风。
例如,在《茶经》原文中有很多对比,有对茶产地的对比,对茶叶质量的对比,对煮茶用水的对比。在进行这些对比时,陆羽用了非常工整、结构相同的排比句,统一用了表示比较的“上、次(或中)、下”。对于这些表示对比的排比句式,“大中华文库”译本几乎都使用了完全不同的句型,句子也比原文句式复杂很多。而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则使用了和原文接近的简单句型。
如在第一章中,陆羽介绍了茶的种植环境导致的茶的品质不同,原文用了对仗的表达:
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栎壤,下者生黄土。(一之源,p.1)
“大中华文库”译本:
As regards the agrotypes,superior tea is usually yielded in places where the terrain is covered with eroded rocks.Gravel soil cultivates middling tea.Tea growing in clay soil is often poor in quality.[114]
卡朋特译本:
Tea grows best in a soil that is slightly stony,while soil that is graveled and rich is next best.Yellow clay is the worst and shrubs that are planted there will not bear fruit.[115]
《国际茶亭》译本:
Tea grows best in eroded,rocky ground,while loose and gravely soil is the second best and yellow earth is the least ideal,bearing little yield.[116]
对于这一句的翻译,“大中华文库”译本分别使用了“superior”“middling”“poor in quality”来翻译原文的“上”“中”“下”。但这三个英文表达其实并不构成对比关系。在句式上,原文使用了同样的句式,而“大中华文库”译本第一句使用了有定语从句的复合句,主语为“superior tea”,对应原文的“上者”;第二句是主谓宾结构,但主语变成了原文的宾语;第三句则是主系表结构,主语为“tea”,原文宾语变成了主语定语,原文主语变成了译文的表语。此外,三句也使用了不同的动词(yield,cultivate,grow)来表示原文“生”的意思。而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结构差不多。首先,译文使用的“best”“second best”“the worst”皆为表示比较关系的词或短语,和原文更接近。其次,除第一句用了主谓宾结构以突出主题外,后面两句用了相同的主系表结构,且用了相同性质的主语,同样的系动词,以及同样表示对比关系的表语。因此,综合来看,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与原文形式更接近。
3.语篇
语篇层面的语言使用情况主要是看语篇的信息组织方式,也就是看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怎么组织信息,以及怎么体现一条信息与另一条信息之间的关联。语篇层面的语言使用主要体现在语篇的主位—述位结构和衔接连贯策略的选择上。
(1)主位结构
语篇的主位—述位结构涉及构成语篇的小句的主位和述位的选择,主位位于小句的开头部分,是信息的起点,自然也是关注的焦点。而述位则是小句起始成分之后的部分,是话语的落脚之处。[117]由于主位是信息的起点,因此不同的成分充当主位就意味着小句有不同的起点和注意点。[118]作为一部严谨的茶学典籍,《茶经》句式工整、结构缜密,具有独特的主位结构。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采取了不同的表述方式,导致译本的主位结构发生了变化。例如,“大中华文库”译本由于过度追求句式结构的多样性,比较注重用多样化的表达来翻译原文每个句子的意思,对主位结构的选择有时相对比较随意,因此译文思路有些混乱,文章重点也不够突出。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在对文本主位的选择上则比较注重一致性,因此译文条理也更清晰。例如,上面我们分析过的对茶的种植的比较,“大中华文库”译本主位转换比较频繁,而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主位的选择则更注重前后的一致和连贯。
又如,在翻译茶诗时,中外译者对主位的选择也存在明显差异。
在“之事”一章中,陆羽引用了多首茶诗来说明茶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原诗有很严谨的主位结构。如孙楚《歌》:
茱萸出芳树颠,鲤鱼出洛水泉。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姜、桂、茶荈出巴蜀,椒、橘、木兰出高山。蓼、苏出沟渠,精、稗出中田。(七之事,p.199)
“大中华文库”译本:
Dogwoods bear berries on sweet treetops,
Luoyang River is abounding in super carps.
Shanxi is known for its salt snowy pure,
Shandong fermented beans do allure.
Sichuan fames for its ginger,tea and cassia,
Highland has prickly ash,orange and Magnolia.
Knot-weed and perilla breed in many a pond,
Nice rice turns from fertile pad dy ground.[119]
卡朋特译本:
In the Ballads of Sun Ch'u we learn that the medicinal dogwood comes from the top of a fragrant tree;the carp comes from springs made by the River Lo;table salt,from the Ho Tung tributary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soya,from Lu Yüan.
Ginger,cassia and tea are from Szechwan while peppers,oranges and magnolias come from Kao Shan.
Smartweed and thyme come from the ditches and darnel,from the fallow fields.[120]
《国际茶亭》译本:
Sun Chu(孫楚)also wrote a poem on food,“The best part of the dogwood is the new leaves.The best carps are from Luo River.The best white salt is from the East coast,while the best ginger,cinnamon,and tea are from Sichuan....”[121]
原诗的主位结构非常清楚,每句都用特产做主位,作为信息的出发点,产地作为述位,同时谓语动词都使用了同一个“出”,这样的表述让这首诗歌的结构显得非常清楚。“大中华文库”译本为了表达的多样性,每句使用了不同的谓语动词,主位也在特产和地点之间不断转换,虽然准确传达了原文的意义,但整个语篇的重点不够突出,思路稍显混乱。而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每一句都用特产做主位,也使用了同样的谓语动词,述位统一为地点,如此译文显得重点突出、条理清晰。
(2)语篇衔接
我们知道,语篇承载的信息内容并不是随意拼凑、堆积在一起的,而是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将语篇世界(textual world)里的各种概念、事件、关系等有机组合在一起的,从而使得整个语篇表现出连贯性(coherence)。这种连贯性在语言层面的体现则是语篇的衔接。[122]
对于语篇的衔接手段,韩礼德和哈桑(M.A.K.Halliday&Ruqaiya Hasan)主要提出了照应、替代、省略、连接和词汇衔接五种。[123]对于词汇衔接手段的使用,《茶经》三个英译本也具有明显的差异。
以第一章“之源”为例,原文和三个英译本的衔接方式如表4-5所示(表中括号里的数字表示该词在文中出现的次数)。
表4-5 《茶经》译本衔接方式
续 表
从表4-5可以看出,原文和译文在衔接方式上的典型差异在于省略、连接和词汇衔接方面的差异。原文出现了多处对主语的省略,而省略主语刚好是汉语特别是文言文的一个典型特点。英语对语法要求严格,主语是必不可少的成分,因此三个英译本皆不存在主语省略现象,但卡朋特译本有两处出现了动词省略,这在英语中也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大中华文库”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每个句子都没有使用省略形式。
对于小句间的连接,原文的连接词非常少,而三个英译本在需要体现句子间逻辑关系的地方都添加了连接词。
在词汇衔接方面,中文和英文都使用了大量的词汇衔接手段,但在具体使用上也存在一些差异。如对“茶”的重复,在原文中“茶”重复出现了5次,“大中华文库”译本中“茶”的英文对应语“tea”出现了25次,卡朋特译本中出现了15次,《国际茶亭》译本中17次。三个译本都明显多于原文,当然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由两种语言本身的差异造成的,因此译文和原文的这种不对应是非常正常的。然而就三个英译本而言,也存在明显的差异,“tea”这个词“大中华文库”译本比卡朋特译本多出现了10次,比《国际茶亭》译本多了8次。一般来说,若非有意强调或是修辞的需要,英语总的倾向是尽量避免重复,在指称前面出现的名词时,一般会用替代、改变说法或省略的方式。[124]“大中华文库”译本比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的译本重复都多,说明在“大中华文库”译本中很多地方的重复是不必要的。例如,在第二段:
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
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四曰茗,五曰荈。(一之源,p.1)
“大中华文库”译本:
The composition of Chinese ideographs for tea implies its etymological provenance,categorizing tea as a herbage,or an arbor,or a shrubbery in between....(www.xing528.com)
In addition to“cha,”tea has also been referred to in the classics under various bynames such as jia,she,ming,tu,and chuan.[125]
卡朋特译本:
The character for tea,which we call ch'a,is sometimes made with“herb”as the significant element,sometimes“tree”and sometimes both.Its common name is varied with chia,shê,ming or ch'uan.[126]
《国际茶亭》译本: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ways to interpret the character tea,“cha(茶)”in Chinese.It could be categorized under either the“herb(艹)”radical,the“tree(木)”radical,or both“herb”and“tree”radicals.There are four other characters that have also denoted tea through history other than“cha(茶)”.They are“jia(7檟)”,“she(蔎)”,“ming(茗)”and“chuan(荈)”.[127]
在这一段中,“大中华文库”译本中画线的两个“tea”实际上是不必要的重复,而应该根据英语的习惯用代词表示。从这一点来看,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更符合英语语篇的成篇方式和语言表达习惯。
总体而言,从《茶经》三个译本对语言符号的使用来看,“大中华文库”译本虽然表述正确、标准,而且词汇运用上更为丰富和多样化,但中国译者对英语的使用始终不如英语母语译者对母语的运用那么大胆、自如,因此,“大中华文库”译本不管是词汇、句式的使用还是语篇结构的设计,都不如英语母语译者的译本那么自然。而这也是大多数中国译者汉译英时存在的问题。
(二)非语言符号的使用
语言虽然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但并非唯一的信息传播符号。语言符号在传递信息时,往往需要非语言符号的补充。作为一项跨文化传播活动,翻译也离不开对非语言符号的使用。这些符号不仅包含图像、声音、颜色、动画、视频,还包含文本的字体字号、版面形式、封面设计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文本都涉及非语言符号的使用。在这些非语言符号的使用上,不同文本可能表现出很大差异。《茶经》的三个英译本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字体字号、版面形式、封面设计的使用上。
1.字体字号、版面形式、封面设计
作品的字体字号、版面形式和封面设计一方面是作品的外在包装,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一定的意义,是文本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读者对作品的接受。而字体字号、版面形式和封面设计一般是出版社和编辑的任务,这也是除译者之外其他翻译主体对翻译作品的影响所在。
(1)字体字号
从字体字号来看,“大中华文库”译本非常工整,除章节标题加粗、首字母大写、字号比正文大两号以外,正文的字体字号十分统一,总体给人的感觉非常正式、严谨(如图4-3所示)。这也是“大中华文库”所有图书的标准体例。卡朋特译本字体的使用则显得更多样化。该译本章节标题不是很显眼,只用了斜体,字号与正文一致。但正文每一章第一排第一个小句皆用了全部字母大写的形式,且该部分第一个字母用了大写黑体,占两排位置(如图4-4所示)。
图4-3“大中华文库”译本标题、正文字体字号
4-4 卡朋特译本标题、正文字体字号
卡朋特译本这种突显章节首字母和起始信息的设计是英语作品惯常采用的方式,带给读者鲜明的视觉提示,显示新的一章、新的主题即将开始。此外,在第二章“之具”和第四章“之器”,由于是对大量茶具、茶器的介绍,每一段都围绕某一茶具、茶器展开,因此译者使用了小标题形式,将每种茶具、茶器名称设计为小标题,全部字母大写并居中,下面正文第一段顶格,对该器具进行介绍(如图4-5所示),且正文和标题之间间隔拉大。这种方式能够突出主题,具有很好的区分每条信息的视觉效果。而“大中华文库”译本在第四章也采用了茶器名单独作为一排出现的方式,但是字体没有改变,也没有居中,与下面正文没有拉大间隔,突显茶器名的效果不明显(如图4-6所示)。
图4-5 卡朋特译本小标题字体字号
图4-6“大中华文库”译本小标题字体字号
和另两个译本相比,《国际茶亭》译本字体使用更为丰富。该译本章节标题字号不仅比正文大很多,而且用了类似于汉语草书的字体,以中国古色古香的汉字做打底背景,再加上译本中多处出现的汉字,因此译本虽是英文,却透出浓浓的中国味道(如图4-7所示)。
图4-7 《国际茶亭》译本标题字体字号
此外,《国际茶亭》译本对于不同主题章节正文开头的字体也进行了特别设计。对于普通叙述性章节,开头使用了突显加大首字母的方式;而对于介绍大量茶具、茶器、茶产地和茶事的“之具”“之器”“之事”“之出”这几个章节,则在开头增加了一句蓝色斜体加粗加大的总括句,后面每种器具名称用了不同于正文的蓝色斜体形式,单独一行,一种器具的介绍和另一种器具的介绍之间空一行,如此每种茶具得以区分,避免信息大量堆积,引起读者视觉疲劳。另外,每一章注释的标题“Notes”也用了和下面注释不同的字体、字号和颜色。通过这样的字体设计,读者单单凭借标题字体便可知晓该部分的主题类型,而适当的空排设计也能够缓解读者的视觉疲劳,且不至于让读者在大量密集的信息中去“搜索寻找”自己想要阅读的内容。
《国际茶亭》译本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随处可见对“茶”这一主题的突显和强调。除了大量插图,在“之事”和“之出”两章,每一段开头,也就是在介绍每一则茶事、每一条茶产地时,都在开头增加了蓝色行书字体的汉字“茶”,让读者阅读时产生为“茶”所包围之感,不知不觉受到“茶”的吸引。可以说,《国际茶亭》的这一译本将作品主题突显到了极致。《国际茶亭》译本中主要字体设计如图4-8所示。
图4-8 《国际茶亭》译本字体字号
(2)版面形式
从版面设计来看,《茶经》三个译本也存在显著差异。“大中华文库”译本遵循“大中华文库”的统一体例,采用古代汉语、白话文和英语对照形式,左边中文古文、白话文,右边英文(如图4-9所示)。这样的版面形式非常适合中国读者阅读,或是作为孔子学院汉语和中国文化学习教材。然而,对于不懂汉语的西方读者而言,书中所配的汉语古文和白话文是毫无意义的,只会增加译本的厚度,而且会随时提醒读者,他们阅读的是一部翻译作品,有可能引发读者对译作权威性、准确性的质疑。
图4-9“大中华文库”译本版面形式
不同于“大中华文库”译本的汉英对照形式,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都是全英文形式,更适合不懂汉语的英语读者阅读。不过虽然都是全英文形式,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在版面形式上也有显著差别。卡朋特译本正文是全英文,没有一个汉字,除了插图外,没有任何中国元素,完全按照英文图书的版式设计,给人的感觉就是一部英文茶书(如图4-10所示)。而《国际茶亭》译本在每一章第一页顶端都使用了中国风格的背景图案作为底色,再加上随处可见的汉字和大量插图,使译本具有浓浓的中国风,可以给西方读者带来一种异域风情和独特的阅读体验(如图4-11所示)。
图4-10 卡朋特译本版面形式
图4-11 《国际茶亭》译本版面形式
(3)封面、封底及扉页设计
一般说来,图书的封面、封底和扉页是读者阅读一部作品时最先接触的,而封面、封底和扉页提供了什么样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读者是否购买和阅读该作品,因此封面、封底、扉页的设计对译本宣传具有重要作用。就《茶经》三个译本而言,“大中华文库”译本封面、封底和扉页是“大中华文库”丛书的统一封面(如图4-12所示)。封面图案用的是黄河壶口瀑布,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摇篮。“大中华文库”丛书中每本的不同之处仅在于书名不同。封面最顶端印的是“大中华文库”的中英文,中间是书名中英文。可以说,这一译本无处不显示其属于“大中华文库”丛书。而“大中华文库”的组织和出版,具有明显的官方色彩,对中国译者而言,译作入选“大中华文库”是一种荣耀,但对于西方读者而言,过于突显“大中华文库”,会让他们感觉到浓厚的官方宣传意味。而普通民众对官方宣传一般都会带有一种抗拒心理,在一定程度上过于明显的官方宣传反而会影响目标读者对译本的接受。
图4-12“大中华文库”译本封面、前勒口、扉页、封底、后勒口
此外,“大中华文库”版《茶经》封面提供的文字信息只有“大中华文库”和书名的中英文,在“大中华文库”和书名之间加了该书的编排格式信息“汉英对照”,此外便无其他内容。不过,前勒口则对原作进行了简单介绍,突出了原作的重要价值。相较于封面,该译本的扉页内容则要丰富得多,中间是醒目的中国古建筑门环,象征用其扣开中华传统文化的宝库。文字信息包含中英文对照的“大中华文库”、书名、原作者名、译者姓名、出版社。这些文字内容按不同的字体字号设计,字号最大的是中文书名,其次是英文书名,再次是“大中华文库”中英文。字号最小的是原作者姓名,且使用了不是特别醒目的楷体。译者姓名置于页面下半部分,虽然字号不大,但处在比较显眼的位置。
“大中华文库”版本中译者的姓名醒目程度高于原作者,若从宣传的角度看,这样的设计并不明智,因为陆羽毕竟具有茶圣的地位,仅“陆羽”这个名字便足以突出该书的价值。虽然译作是译者的作品,但翻译并不等同于创作,译者很多时候并不被认为是译作的所有者。翻译学界一直呼吁要提高译者的地位,然而在具体操作中,很多情况下译者是隐身的,很多译作甚至不会列出译者姓名。普通读者很少因为译者去读一部作品。读者在阅读一部译作时,首先想到的是谁的作品,而不是谁翻译的作品。除非是翻译专业人士,一般人在阅读时,会记住原作者的名字,但几乎不会记住译者的名字。毕竟,一般而言,在一个专门领域内,有名气的是原作者,而不是译者。因此,若是要吸引受众,更好的做法还是突出原作者,特别是原作者在某一领域具有权威地位的时候。
除了封面和扉页,封底其实也是译本一个很好的宣传所在。但“大中华文库”译本的封底却没有任何信息,就是一幅和封面一样的图片,而后勒口则是“大中华文库”至今出版的作品的中文名单,对目标读者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宣传效果。
“大中华文库”译本在版面设计上的局限和译者无关,也和出版社编辑无关,应该是“大中华文库”委员会的统一行为。“大中华文库”由16家出版社承担编辑和出版工作,但整套书的封面、封底、扉页设计要求统一,包括套书的门环和黄河这样的中华文化符号。姑且不论这些文化符号是否能够为西方普通读者所理解,忽略图书本身的主题特色,采用整齐划一的封面、封底、扉页,也不利于快速吸引读者的注意。
不同于“大中华文库”译本,卡朋特译本的封面、扉页和封底都是针对该书主题进行的特别设计(如图4-13所示)。封面除了书名、原作者姓名、译者姓名和绘图者姓名以外,还印了一幅极具中国特色的茶杯的图片,以及有中国特色的上下边框装饰。而在封面文字内容的字体设计上,该译本突出了原作者陆羽的名字,将其用加粗黑体置于封面中间稍微偏下的位置,书名用了填充红色的边框进行突显。封面前勒口也是对《茶经》的简要介绍,突出《茶经》的重要价值。该译本的扉页设计也很别致,居中一个大大的“茶”字,突出原作的中国背景,相较于译者和插图绘制者,原作者陆羽的名字也是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此外,该译本还充分利用了封底的空间。该译本封底色彩图案和封面一致,但不像“大中华文库”译本一样,没有任何文字信息,而是直接摘选了《茶经》正文的一部分,介绍了饮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而饮茶的价值无疑与《茶经》这一典籍的价值是互为一体的。
图4-13 卡朋特译本封面、前勒口、扉页、封底
《国际茶亭》译本,严格说来,还不能被称为一本书,只是网络杂志的一期内容,因此只有封面,没有封底、扉页和勒口。在封面设计上,该译本和前两个译本存在显著差别。译本封面更像一本杂志封面,为大幅的陆羽手拿一片茶叶的雕像,封面醒目的标题是《国际茶亭》(Global Tea Hut:Tea&Tao Magazine)杂志的名称,《茶经》的英文名只出现在左下角,给人的感觉是,《茶经》只是这本杂志这一期的一篇文章。而这个译本的译者,则完全处于隐身状态,不管是在正文还是副文本中,都没有出现任何译者的信息。弱化译者信息,可以给读者传达这么一种感觉,即他们阅读的就是陆羽的作品,只是用英语表述出来而已(如图4-14所示)。
总的说来,若从译本的字体字号、版面形式、封面设计来看,如果说“大中华文库”译本像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那么卡朋特译本就像一部普通的科普作品,《国际茶亭》译本则像是时下流行的大众通俗读物,而版面设计体现的这种效果自然会影响译本在普通读者中的传播和接受。不过这些并非译者的工作,而是编辑的行为。字体字号、版面形式、封面设计会影响翻译作品的传播效果,这也说明,翻译绝非译者的个人行为,翻译过程中的其他主体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插图
图4-14 《国际茶亭》译本封面
如前所述,语言是信息的主要载体,但并不是唯一的载体。非语言符号同样可以承载信息。在非语言符号中,字体字号、版面形式、封面设计可以增加额外的信息,影响读者的阅读效果。但除了字体字号、版面形式、封面设计,还有一种非语言符号,几乎具有和语言符号同样强大的意义构建功能,这种符号就是图像。
在传媒界,素来有“一图抵万言”的说法。图像在构建文本意义方面有很多优势。比如,与语言传播和文字传播相比,图像传播更具直观性、生动性,能够全面、快速、准确地反映客体。[128]有插图的文本比只有语言信息的文本更容易理解。[129]图像可以突出文本重点,吸引读者的注意,使文本更简洁、更具体、更连贯、更易理解,有助于将陌生的文本与读者的先验知识产生联系,使文本更易于识记。而文本越难理解,图像的帮助就越大。[130]图像可以通过对文本进行延展、扩充、完备,对文本意义进行补充和支撑。[131]如在绘本中,图像有助于构建场景,界定人物,拓展情节,提供不同的视角,促进语篇连贯,强化文本内容。[132]
特别是对于科技类图书,图像的作用更为明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对复杂技术实践的描绘,如果仅有图而无文字,读者只能获得表象知识,难以进行精确复原;如果仅有文字而无图,即使具备数据、形制、原理说明这些关键信息,也难以直观呈现。对技术图说而言,“图”与“说”结合,互为表里地完整记录技术实践,将设计者和工匠的知识进行融合和表达,更利于复杂技术的理解、复原和传播。[133]
而在跨文化传播中,图像更是具有一些语言符号无法比拟的优势,因为图像可以更有效地将意义与真实世界的事物或概念相连,成为跨越语言障碍的桥梁[134],即使是全然陌生的事物意象,译语文化读者也可以借助图像,轻松获得感知。
文本中的插图一般被视为文本的一种副文本,然而在翻译作品中,有些插图既是副文本,又不限于“副”文本,因为这些插图是和译本正文搭配共同传递原文意义的,甚至译文语言表述会根据插图进行一定的调整。而这也是插图不同于其他副文本的地方,同时也体现了插图功能的多样性,即既可以具有其他副文本的功能,也具有和正文语言文字同样的构建原文意义的功能。
作为一部茶文化典籍,《茶经》体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既有丰富的物质层面的茶学知识的客观介绍,也有精神层面的茶文化内涵,若是仅仅凭借语言,是很难让缺乏中国古代茶叶知识的西方读者理解的。特别是文中涉及的古代茶器茶具,对西方读者而言更是全然陌生,就算语言描述得再细腻,读者也很难获得对这些事物的充分感知。而图像刚好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然而,“大中华文库”译本完全是依靠语言符号传递原文信息的,除了开头一幅陆羽画像,正文中没有使用任何插图。而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除了语言符号外,还使用了大量的插图,在增加译本趣味性的同时大大降低了译本的理解难度。
(1)卡朋特译本插图
卡朋特译本使用了大量的黑白手绘插图,由希茨绘制。抛开引言、前言中的插图不算,该译本正文一共使用了34幅插图。插图的位置有的单独占一页,有的位于页面上方,有的位于页面下方,有的位于页面中间,有的是多幅插图同时出现在一个页面。这些插图的类型如表4-6所示。
表4-6 卡朋特译本插图类型
在卡朋特译本中,使用插图最多的是在介绍茶器和茶具时,共有21幅。这些使用插图进行辅助介绍的茶具/茶器,一般是单凭语言无法描述清楚,或者说西方读者仅凭语言描述很难产生直观印象的古代器具,如籯、杵臼、碾、罗合等,因此,插图和语言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
除茶具/茶器外,关于茶艺的插图共有5幅,其中1幅描绘水沸腾的状态,1幅描绘一人在山林中煮茶的情景,3幅描绘各个阶层的人煮茶饮茶的情景。不同于茶具/茶器的插图,这几幅图和语言描述的内容并不严格一致,只是提供了一种比较直观的饮茶煮茶场景,和语言内容构成了一种图文并置关系。与此类似的是“之事”一章中出现的关于茶事的3幅插图,描绘的也是饮茶、煮茶场景,这几幅图很难找出和正文中哪一则饮茶故事有直接联系,但能给读者营造一种古人饮茶的氛围。
另外,有2幅茶饼形状的插图,描绘出和不同茶饼形状相似的具体事物,和正文语言的比喻式描述形成互补。还有1幅是涉及中国文化词的插图,是伏羲绘制八卦的插图,正文中并未单独对伏羲八卦进行描述,因此这幅图具有类似于注释的信息增补功能,有助于读者对中国八卦形成直观的认知。另有1幅是周公的画像,介绍历史名人时不少作品习惯于提供画像,这也有助于读者对人物产生比较深刻的印象。最后,还有1幅插图是关于水的描绘,出现在“之煮”一章,描绘的是一人在山间择水的情景,整幅图突显的是不同区域水的状态,和正文对不同山水的描述形成照应关系。
丰富的插图成为卡朋特译本的一大亮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本描述的事物和现象。然而,该译本的插图也存在一些问题,未能充分发挥插图在文本中的效果。
首先,译本中的插图缺乏标注。在正文34幅插图中,只有2幅插图下面配有文字标注,来说明插图的内容。其他插图没有任何标注,给读者理解插图带来一定的困难,特别是有些比较抽象的插图,读者往往需要付出更多认知努力,才能将插图和文字描述联系起来进行理解。
其次,插图的位置安排比较随意。译本中很多插图并不是严格置于语言描述旁边,插图和语言描述的位置也不统一。以茶器、茶具的插图为例,有些插图置于语言描述上方,有些在语言描述中间,有些在后面,有些是对几个器具介绍过后再将几个器具的插图放在一起。加之插图缺乏文字标注,增加了读者将插图和文字介绍相关联的认知努力。
再次,译本中的插图都是黑白手绘插图,可能由于当时印刷技术的限制,这些插图印制出来并不是特别清晰。有些插图还显得非常抽象虚幻,艺术气息太过浓厚,也给读者的理解带来困难。《茶经》语言上带有文学作品的色彩和风格,但就内容而言,应该算是一部农业科技典籍。科技图书最大的特点是严谨、准确,不同于文学作品中为追求艺术效果可以运用虚实结合的夸张手法,也不同于纯艺术作品那般讲求抽象的艺术美,科技图书中的插图不能模糊不清,也不能随便臆造,更不能添枝加叶,必须表达所保持内容的科学性和真实性。[135]像《茶经》这样的典籍,其读者并非艺术界人士,而非艺术爱好者或非艺术专业人士理解抽象的艺术作品比理解文字表述更难。在典籍中添加插图最主要的目的是辅助读者理解文字内容,是降低理解语言文本的难度,若是添加的插图本身很难理解,读者又达不到理解艺术作品的高度,那这种插图的意义就十分有限了,还可能增加读者的认知负担。因此,要更有效地发挥插图的作用,对于《茶经》这类典籍,所配插图,其风格最好是写实而非写意,特别是和文字内容关系紧密,和文字内容形成互补关系的插图。至于在文字内容之外,烘托整体氛围的插图则可以灵活很多。在这个方面,《国际茶亭》译本中插图的使用便处理得更好一些。
最后,卡朋特译本虽然有很多插图,但插图数量还是不够的,正如亚马逊美国网站上读者所评价的,译本中还有很多需要插图的地方没有配上插图。
另外,插图和文本应该是图文结合、相辅相成、以图释义[136]。对同一事物的描述,添加插图和不添加插图,表述方式应该是有所不同的。换言之,在翻译纯粹依靠文字构建文本意义的原文时,若是使用非语言符号进行辅助,那么在译文语言的使用上便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根据所添加的插图要么删减或简化插图可以明显表示的信息,要么增加原文没有表述出来,但插图体现出来的需要进行解释的信息。然而,在卡朋特译本中,语言层面的翻译并没有针对添加的插图进行任何调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插图的价值。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译者缺乏多模态文本构建意识,另一方面可能是译者和插图绘制者不是同一个人,而翻译的过程可能是译者先翻译好,再由绘图者绘制插图,然后由出版社编辑根据排版的方便将插图放入译本之中。在这个过程中,译者、插图绘制者、编辑三方缺乏足够的交流和沟通。
(2)《国际茶亭》译本插图
相较于卡朋特译本,《国际茶亭》译本使用了更丰富的插图,不仅有简单的黑白插图、色彩鲜艳的彩色插图、手绘图、拍摄的清晰彩色照片,还有翻印的中国古代茶画。不过,插图的位置也是有的单独占一个页面,有的位于正文上方,有的位于正文左下角或右下角,有的也是多幅插图同时出现在一个页面。总的说来,《国际茶亭》译本除去前言后记中的插图,正文中共有43幅,具体类型和数量如表4-7所示。
表4-7 《国际茶亭》译本插图类型
在《国际茶亭》译本中,插图出现最多的也是茶具、茶器,共有25幅,其中有8幅是从不同角度呈现的茶碗图片。这些图片有的是手绘插图,应该是从其他茶书摘选而来,有的是高清照片,应该是在茶具博物馆拍摄而来或是摘自其他茶书。每幅图都有文字标注其名称,没有标注名称的图也通过编号以注释的形式注明。因此,读者很容易将图片和文字描述对应起来进行理解。高清照片的形式也能让读者对该茶具、茶器形成更清晰的感知。
除茶具、茶器以外,另有7幅描述饮茶煮茶情景的图片、1幅山林风景图、1幅古代中国地图、2幅人物图。2幅人物画中,1幅是神农的图片,1幅是陆羽雕像。这些图都来自中国古代茶画,从画中人物装束来看,应是唐朝画作,刚好契合《茶经》原作产生的年代。这些图和译本语言描述的内容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放在译本中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些附加信息,让读者对原文所处时代的饮茶习俗有一种直观的认识,让其感受中国茶文化的古风古韵。
此外,在译本正文部分还有和封面、封底风格相同的5幅大幅的水墨手绘图,配有介绍插图主题的诗意汉语表达和该杂志主编的印章签名。插图描绘的都是一名古代茶人在山林中煮茶的场景,有些突显背景,有些突显人物,无一不显示出茶人和自然“天人合一”般的和谐。另外,在正文中还有2幅茶汤的特写,晶莹剔透的茶汤无疑能引起读者对中国天然茶饮的向往。这些图画给整个译本带来了浓郁古朴的中国风情,体现了中国茶文化的悠久历史。
《国际茶亭》译本插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使用了一些古代茶画。这些古代茶画并不和译本内容直接相关,不过能增强译本的古风古韵,但这些古代茶画大多不是很清晰。阅读《茶经》译本的读者不是考古学者,也不是艺术爱好者,这些茶画若是不够清晰,则不能帮助读者理解文本意义,对读者而言就显得多余。典籍译本中使用插图的最主要目的是帮助读者理解译本内容,因此插图的清晰、易懂非常重要。例如,外文出版社在出版《红楼梦》英译本时,就对古装善本书中的插图不满意,因此请了画家戴敦邦重新绘制了色彩鲜艳、形象鲜明的插图。[137]
不同于卡朋特译本,《国际茶亭》译本的译者有着比较强的多模态文本构建意识,在用目标语言传达原文内容时充分考虑了所植入的插图,通过一些策略调整,使插图和语言文字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例如,在介绍茶器/茶具时,英语译本并没有完全按照原文语言提供的信息进行翻译,而是结合插图,对语言所传达的信息进行了调整,有些地方增加了原文没有提到的但插图显示出来,又可能给读者带来困惑的信息,有些地方又删掉了插图可以直接传达、无须语言赘述的信息,做到了图文互补,既给读者提供了更丰富全面的信息,又降低了理解的难度。
如《茶经》中对“碾”的介绍:
碾,以橘木为之,次以梨、桑、桐、柘为之。内圆而外方,内圆备于运行也,外方制其倾危也。内容堕而外无余木。堕,形如车轮,不辐而轴焉。长九寸,阔一寸七分。堕径三寸八分,中厚一寸,边厚半寸。轴中方而执圆。其拂末以鸟羽制之。(四之器,p.114)
《国际茶亭》译本中搭配了“碾”的插图:
Grinder
A grinder called a“nian(碾)”is used to grind the roasted tea into powder.The best material for the bottom part of the grinder is mandarin orange timber,or pear,mulberry,paulownia,or Tricuspid cudrania timber.The bottom part is a rectangle on the outside for the sake of stability,and the inside is a concave oval shape to ease the gliding motion of grinding.Inside the center sits a wooden roller with a diameter of three and three-fourths inches.The roller is one inch thick at the center where there is a square hole,and only half an inch thick at the rim.The spindle that goes through the hole of the roller is nine inches long and one and seventenths inches thick.The ends of the spindle tend to become rounder after a long period of usage,while the central part remain square.The residual tea powder is collected with a feather brush called a“fumo(拂末)”.[138]
从插图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碾”的样子,因此在用英文翻译这一段时,《国际茶亭》译本省略了对“碾”的比喻性描述——“堕,形如车轮,不辐而轴焉”,而详细描述了“碾”的大小材质等图片看不出来的信息。
总的说来,《茶经》三个译本,《国际茶亭》译本在构建译文时,对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使用都是最充分的,其次是卡朋特译本,最后是“大中华文库”译本。而对非语言符号的使用,直接导致几个译本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虽然都是典籍译本,但《国际茶亭》译本根据内容主题进行特别的字体字号和版式设计,使用丰富的色彩,图文并茂,使其就像一部流行杂志、生活读物,让读者在获取茶文化知识的同时获得愉悦的视觉享受,因此更易为普通读者所接受。卡朋特译本则像一部科普读物,字体多样、排版清晰、插图丰富、主题突出,读者能够比较轻松地理解和获取所需要的信息。“大中华文库”译本密集的语言表述和排版则体现出典籍的严肃与厚重感,更像一部学术专著。而译本符号资源的使用方式呈现出的译本面貌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译本在目标受众中的传播效果。
和单纯的语言符号相比,图像等非语言符号信息的呈现更直观,特别是在传递具体可感物件的时候,图画无疑能够帮助读者快速理解语言文本的意义。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使用了插图这一非语言符号来辅助表达原文信息,丰富了典籍翻译方法。不过总体而言,两个译本对非语言符号的使用还是非常有限的。两个译本对图片的使用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以茶具、茶器为例,《茶经》中一共介绍了41件茶器具,但有插图的不到一半,其他没有配插图的器具同样会给读者的认知带来一定困难。此外,其他还有很多地方,如第一章中的茶树形状,第五章中煮茶过程中的水、茶汤在不同阶段呈现的不同状态等,也可以通过插图来减轻读者理解文本的困难。
除针对具体实物的插图外,其他并不对应正文内容的插图意义不够明显,插图下面没有明确的语言进行解释,这些插图虽然能够烘托文本氛围,但阅读《茶经》的读者未必都能欣赏抽象的绘画艺术,领悟这些画作的内涵。这就如同在美术馆,对于艺术家的作品,若是没有语言文字的解释,又有多少普通人能够真正看懂呢?典籍译本毕竟不是纯粹的视觉艺术作品,特别是像《茶经》这样的偏科技类典籍,配图的目的是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内容,因此,清晰明了的图画和语言内容的契合应该是使用非语言符号的最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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