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叶在16世纪进入西方，但在此之前，西方就出现了一些对茶的记载，也正是这些记载让西方人对中国茶产生了兴趣。比如早在1556年，葡萄牙籍多明我会（Dominican Order）传教士克陆兹（Gaspar da Cruz）到达东方，进入中国广东沿海一带传教，随后将其在中国的见闻辑录成书，名为《中国志》（Tractado emque se cōtam muito pol estéco as cous da China），公开出版发行，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该书还被欧洲其他国家翻译成多种语言。克陆兹在书中非常清晰地记载了中国人以茶待客之道：
如有宾客造访，体面人家习常做法为敬现一种称为茶（cha）的热水，装在瓷质杯中，置于精致盘上（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杯），热水带有红色，药味很重，他们时常饮用，这是用略带苦涩味道的草制成的。主人常用来招待尊贵的宾客，不管是否熟识均是如此，他们也数次请我饮用。[6]
克陆兹的记载虽然文字比较简单，但内容丰富具体，清楚地说明了茶的颜色、味道、饮用器具，也说明了茶的社交功能，即以茶待客。这段记载可以说是茶进入西方的最早介绍。
而茶的药用价值为西方人所知，则可能来自意大利人莱姆奇欧（G.B.Ramusio）1559年在其《航海与旅行》（Navigationi et Viaggi）中的记载：
大秦国有一种植物，其叶片供饮用，众人称之曰中国茶，视为贵重食品。此茶生长于中国四川嘉州府（今四川乐山县）。其鲜叶或干叶，用水煎服，空腹饮用，煎汁一二杯，可以去身热、头痛、胃痛、腰痛或关节痛。此外尚有种种疾病，以茶治疗亦很有效。如饮食过度，胃中感受不快，饮此汁少许，不久即可消化。故茶为一般人所珍视，为旅行家所必备之物品。[7]
可以说，莱姆奇欧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茶的神奇功效，也自然会引起西方人对茶这一神奇饮品的兴趣。
此后，饮茶信息借传教士这一渠道继续传入西欧。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应教皇乔治十三之命，广泛搜集前人（很多为传教士）留下的访华报告、信札、著述等多种重要资料，最终编撰成著名的《中华大帝国史》（Historia del Gran Reino de la China），于1585年正式印行。书中也对茶进行了描述：
中国人盛情款待宾客，旋即摆上饮品（bever）、茶食、蜜饯、果品以及美酒，此外，还有一种在全国各地均被饮用，用草药制作而成的饮料，有益于身心健康，饮时须加热。[8]
这一介绍同时说明了茶的社交功能和保健功能。但对茶具体有什么样的保健功能，并不像莱姆奇欧的介绍那么详细。而据现有记载，最早对茶进行详尽介绍的是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受耶稣会的派遣，利玛窦于1582年来到中国澳门，然后进入内地，开始了漫长的在华传教历程。利玛窦精通汉语，熟稔中国文化，对茶文化的了解也远胜于早期的传教士，其对茶的介绍也详细很多：
……中国人饮茶为期不会太久，因为古籍中并无书写该著名饮料的古字……的确如此，同样的植物抑或能在我们的土地上被发现。在中国，人们在春季到来时采集这种叶子，置于阴凉处阴干，继而用阴干的叶片调制饮料，可供用餐时饮用或者宾朋造访时待客。待客之时，只要宾主在谈话，主人会不断献茶。该著名饮料需小口品啜而非牛饮，需趁热喝掉，其味道难称可口，略呈苦涩，但即便时常饮用也被视为有助于健康。(www.xing528.com)
这种叶片可分为不同等级，按其质量差异，可售价一个、两个甚至三个金锭一磅。在日本，最好的叶子一磅可售十个乃至十二个金锭。日本调制饮料的方法异于中国：日本人将干叶磨为粉末，取两三汤匙投于滚开的热水壶中，品饮冲出的饮料。中国人把干叶放于滚开的壶水中，待精华泡出后滤出叶片，只饮剩下的水。[9]
利玛窦在这段文字中对当时中国人饮茶的叙述比较详细，不仅介绍了茶的采制方法、当时的饮茶风俗，而且比较了中日饮茶方法，也对茶的商品价值进行了说明。利玛窦未曾到过日本传教，却对中日茶法的差异进行了比较，说明其对日本饮茶方式并不陌生，这多少说明此时有关日本的饮茶信息也已传入欧洲，甚至比中国茶更为欧洲社会所知，因此通过将中国茶和日本茶进行比较，可以让欧洲人对中国茶有更具体的认知。
1613年，葡萄牙籍传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抵达南京，开始其在中国的传教历程。曾德昭撰有《大中国志》（Histoire universelle du grand royaume de la Chine），其中对茶文化的记述如下：
主人给宾客安排的座位适合其身份地位，……（宾主）落座之后，即刻端来茶这种饮品，按先后次序逐个递送。在某些省份，频频上茶为表示敬意，但在杭州省则不同，如果上第三次茶，则为暗示客人须告辞了。[10]
曾德昭对中国茶的介绍不再像前人那样局限于饮茶方法、味道等内容，而是更进一步点出了饮茶的礼仪内涵，即客人需按照社会规范入座，主人按先后次序敬茶。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出版于1638年，1642年西班牙语摘译版问世，1643年又有意大利语版出版，1645年后两种法语译本问世，1655年出现了英语版本。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在西方广为流传，其中对饮茶的记述也有助于西方深入了解中国的饮茶习俗。
对于茶的功能，17世纪中期一家卖茶的咖啡馆的广告则进行了更为明确的说明。而由于是面向普通大众的咖啡馆的广告，这则说明的影响应该远远大于莱姆奇欧对茶叶功能的记载。1657年，英国伦敦一家咖啡馆打出的招牌称中国茶叶“有益健康、老少皆宜”，并列出了茶叶的10多项功效，包括“提神明目、健肝养胃、益肾利尿、增强记忆、促进消化、治疗头痛、预防疟疾”等。而后，伦敦还有一家咖啡馆于1658年9月30日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时，强调茶叶是“所有医生推崇的美妙饮料”[11]。
不过在西方，对茶介绍得最详细、最全面的则是刊印于1699年，对茶怀有极大兴趣的宫廷牧师奥文顿（J.O.Ovington）撰写的小册子《论茶性与茶品》（Essay upon the Nature and Quality of Tea）。他根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对茶进行了全面介绍，全书共五个部分，分别为：茶树生长区的土壤类型与气候概况；茶叶的不同种类；选择茶叶的基本原则；保存茶叶的基本方法；茶叶的重要特性。奥文顿认为，饮茶几乎能治愈世界上所有的病症，包括尿砂和眩晕，并且能减肥消脂，消解导致胃部不适的酸水，可以帮助消化、预防痛风、增强食欲，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饮茶还能提神益思。[12]
总的说来，茶叶贸易的发展使茶作为一种饮品得以在西方广为流行，而西方也有一些对中国茶的功能、特性和部分饮茶习俗的记载和宣传。不过这都只是一些零星的记载，不够全面系统。而且，早期西方对中国茶的介绍主要还是针对其物质属性，很少有关于蕴含于茶这一物质产品的精神文化内涵的表述，这使得茶在西方仅仅是作为一种日常保健饮品，作为一种物质产品而非文化产品为西方民众所接受。因此可以说，中国的茶虽然早已进入西方，但精神层面的中国茶文化并未随之进入西方社会，反而是西方各国结合自身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茶文化。
不过尽管如此，中国茶在西方的流行、西方零散的对茶的介绍，在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中国茶文化典籍在西方传播的基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