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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典籍翻译研究的传播学视角

时间:2023-07-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茶文化典籍翻译,其目的是引起目标受众对茶、对中国茶文化的兴趣。中国的茶文化典籍是对茶和茶文化知识的介绍,在欧美国家已有大量类似文本的情况下,中国茶文化典籍的英译本是否还有在英语世界生存的空间,是否还能引起欧美受众阅读的兴趣,也是研究茶文化典籍翻译传播效果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典籍翻译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促进典籍翻译的传播效果。

茶文化典籍翻译研究的传播学视角

和其他翻译活动一样,文化典籍翻译本质上也是一种传播活动,是一种向其他国家传播茶学知识和茶文化的活动,因此从传播学视角研究茶文化典籍翻译也非常合适。而当前对茶文化典籍翻译的研究,如本书第一章所指出的,主要还是对茶文化典籍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困难等语言文本层面的零散分析,即使有对茶文化典籍翻译传播和接受的研究,也只是对当前茶文化典籍在国外的传播现状进行简单描述,缺少对茶文化典籍翻译整个传播过程所涉及各个环节的整体性、互动性研究,特别缺少对当前茶文化典籍翻译的外部环境、翻译行为主体、具体翻译内容、传播媒介、目标读者受众、翻译传播效果的系统分析

茶文化典籍翻译,其目的是引起目标受众对茶、对中国茶文化的兴趣。而茶和茶文化并非中国所独有,特别是日本韩国都有和中国茶文化非常接近的茶文化,且在欧美国家的认可度甚至比中国茶文化更高。此外,有些欧美国家也有自己独特的茶文化,并伴随着其独特的饮茶习惯,如英国的下午茶文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茶文化要进入欧美国家,要获得欧美国家的认同和接受,就特别需要考虑外部环境,考虑在这样的环境下,欧美普通受众是否还会对中国茶文化产生兴趣,进而产生阅读中国茶文化典籍英译本的欲望。

在欧美国家,对于英文版茶书,各大图书搜索平台最容易搜到的是日本茶文化学者冈仓天心的The Book of Tea。除此以外,还有不少欧美茶文化爱好者用英文撰写的茶学书籍,对茶和茶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行非常详细的介绍,其中不乏对中国茶和茶文化的介绍。中国的茶文化典籍是对茶和茶文化知识的介绍,在欧美国家已有大量类似文本的情况下,中国茶文化典籍的英译本是否还有在英语世界生存的空间,是否还能引起欧美受众阅读的兴趣,也是研究茶文化典籍翻译传播效果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从传播学视角考察茶文化典籍翻译的外部环境是十分有必要的。

如上所述,欧美虽有不少茶爱好者,但茶并非中国所独有,欧美读者在日韩茶文化、欧美茶文化的影响下是否还会接受中国茶文化,是否有阅读中国茶文化典籍英译本的需求,当前的茶文化典籍译本能否引起欧美读者的兴趣、能否满足欧美读者对中国茶文化的接受心理、能否真正为目标读者所理解,是中国茶文化典籍翻译传播能否成功的关键。因此,从传播学视角对受众进行研究,考虑目标受众对中国茶文化典籍译本的接受可能性以及对译本可能产生的反应就特别有必要。此外,茶文化典籍,由于其主题融专业性与大众性于一体,其目标读者相较于其他典籍的读者具有更大的多样性,因此从传播学视角对翻译受众进行分析,应该能获得一些新的发现。

不同于其他典籍,茶文化典籍有茶作为其物质基础,茶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相较于当前欧美国家流行的茶,中国茶还是有其自身特点的,更重要的是,中国茶除了其物质属性外,还有深厚的精神文化内涵。因此,介绍中国茶的各种特点功能及其体现的中国茶文化精神内涵的茶典籍对欧美读者而言有其独特价值。从传播学视角考察如何选择茶文化典籍的具体翻译内容以突出中国茶文化典籍的独特价值,如何保证传播内容的充分必要性,在很大程度上会有助于提升茶文化典籍译本的传播效果。

从当前对茶文化典籍翻译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的研究考察译者如何传达原文的茶叶知识和茶文化内涵,或者客观描述茶文化典籍在国外的传播情况,几乎没有研究关注茶文化典籍翻译传播的主体。而传播主体对信息传播的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传播主体也应该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对象,需要有系统全面的分析模式。从拉斯韦尔的传播学模式来看,对传播主体的研究属于控制研究,而茶文化典籍的翻译主体,不管是在译本生成过程中,还是在译本产生之后的宣传推广过程中,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控制行为。从传播主体的控制这个角度对茶文化典籍翻译传播过程中的各翻译主体进行研究,会让我们发现很多以前未关注的问题,有助于对译本的传播效果进行更为客观全面的评价,为提升茶文化典籍翻译传播的有效性提供有益借鉴。

大多数典籍翻译研究几乎不考虑翻译媒介和渠道,因为一直以来的翻译,其默认的传播媒介就是以语言符号为载体的纸质媒介。而在传播学领域,传播学者们普遍认为媒介和渠道对信息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相应地,译本的传播也必然受到传播媒介的影响。特别是在当今数字化时代,传播媒介和渠道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对信息传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翻译若仍然拘泥于传统的模式,不考虑与时俱进,不更新其翻译方式以适应数字化时代新的信息传播媒介的需求,将很难获得现代读者的认同。而传播学视角的研究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和分析研究对象,关注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技术和传播形式的变化与发展[21],因此,从传播学视角对茶文化典籍翻译媒介和渠道进行分析,考察当前茶文化典籍对媒介符号和传播渠道的使用情况,则有机会给茶文化典籍翻译寻找到新的契机。

翻译领域内的典籍翻译研究较少考虑翻译的传播效果。涉及翻译效果的研究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翻译批评和读者接受调查,但大多数翻译批评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主要是译本是否忠实于原文,是否传达出原文的信息,以及译文表达是否流畅自然方面,读者接受调查也主要是看译本的销量和图书馆藏情况,而仅依据这两个方面很难充分说明翻译的传播效果。翻译领域的翻译效果研究缺乏客观科学的分析视点和方法,而传播学对传播效果的研究,无疑可以给我们研究典籍翻译效果提供很好的借鉴。

典籍翻译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促进典籍翻译的传播效果。而茶文化典籍翻译研究的主要目的也在于为提升茶文化国际传播效果提供借鉴。有学者指出,译本的接受效果是传播和翻译过程不可分割乃至最为重要的环节,只有达到预期的接受效果,传播和翻译过程才算完成,文本价值才能实现,文学和文化输出也才有意义。[22]而传播效果又取决于整个传播过程,因此,考察茶文化典籍的传播效果,就必须考察整个翻译传播过程。只有研究过程,才能知道如何改善结果。总而言之,借用传播学的研究框架,我们可以对茶文化典籍翻译过程进行整体化、动态化的全程观照和立体透视,为更有效地开展茶文化典籍和其他类似文化典籍的翻译提供借鉴。

【注释】

[1]Gambier,Y.&van Doorslaer,L.Border Crossings:Translation Studies and Other Disciplines.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16:98.

[2]Williams,F.The New Communications.3rd ed.Belmont: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2:11.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

[4]谢柯,廖雪汝.“翻译传播学”的名与实.上海翻译,2016(1):14-18.

[5]Wilss,W.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Problems and Methods.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14.

[6]Hatim,B.&Mason,I.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London:Routledge,1997.

[7]Gambier,Y.&van Doorslaer,L.Border Crossings:Translation Studies and Other Disciplines.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16:101.(www.xing528.com)

[8]杨雪莲.传播学视角下的外宣翻译.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4-5.

[9]吕俊.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外国语,1997(2):39-40.

[10]郑友奇,黄彧盈.传播学视域中的文学翻译研究.现代传播,2016(10):165-166.

[11]吕俊,侯向群.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33.

[12]吕俊,侯向群.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34.

[13]吕俊,侯向群.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36.

[14]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中国比较文学,2014(1):6.

[15]Gambier,Y.&van Doorslaer,L.Border Crossings:Translation Studies and Other Disciplines.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16:101.

[16]Gambier,Y.&van Doorslaer,L.Border Crossings:Translation Studies and Other Disciplines.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16:107.

[17]Gambier,Y.&van Doorslaer,L.Border Crossings:Translation Studies and Other Disciplines.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16:109.

[18]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中国比较文学,2014(1):3.

[19]李正良.传播学原理.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3.

[20]郭建斌,吴飞.中外传播学名著导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116-125.

[21]李正良.传播学原理.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22]夏天.走出中国文学外译的单向瓶颈.(2016-07-18)[2017-11-02].http://www.cssn.cn/sf/201607/t20160718_3125526_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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