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至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概述

茶的利用始于药用。成书于西汉年间的《神农本草经》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荼指的就是茶。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说，远在上古时代，传说中的神农氏亲口尝百草，以便发现有利予人类生存的植物，竟然在一天之内多次中毒，却都因为服用了茶叶而得救。这传说虽带有明显的夸张成分，却可以从中得知，人类对茶叶的利用可能是从药用开始的，而且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但是，将茶叶作为饮料使用，则应该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地区。清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考证后指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这个观点至今仍然为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因此人们常说“巴蜀是中国茶业或茶叶文化的摇篮”。

上古时期，人类对自然万物的认识比较粗略和肤浅，那时的人类所掌握的自然知识，尤其是植物方面的，仅限于维持生命所必需的食用和药用性的，人类的审美情趣还很淡薄，实用主义是这时的唯一主导思想，所以，这时人类对茶的发现和利用，完全局限于其对生命的维系功能。

唐代陆羽在《茶经》中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历代相传，公元前2737～2697年茶叶为神农氏所发现，并作药用。

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来看，茶的发现绝非一时一人之功，它必定是经过了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才被人类所认识和利用。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茶与五谷一样，早在几千年前就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所发现、利用，茶是最早进入我们祖先日常生活的农作物之一。

一般说来，在上古时期，茶首先是被当作药材来使用的。而后，它可能又被人们在食物不足时用作食品。或许，这两种功用是被交叉使用的，这已无从考证。

神农氏是历史传说人物。上古时代，神话、传说和历史很难分开。一个人遍尝各种植物，又在一天遇到多种毒物，这近乎神话，但也无妨把神农氏看作是古代劳动人民的化身。这说明，远古祖先在进入人类文明的初期，随着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开始学会辨别一些有用的和有害的动物和植物，发现了茶可解毒，后来发现茶可以使用，再后来发现茶可以作为饮品，当人们感到饮水索然寡味，茶叶逐渐由药用而成为饮料。茶作为饮品，应该是从咀嚼茶树的鲜叶开始，发现茶咀嚼后口感不错，再慢慢发现茶汁喝了后感觉更好，发展到煮茶汤。如今在西南的少数民族还保留着吃凉拌茶的习惯。有《晋书》记“吴人采茶煮之，日茗粥”，甚至到了唐代，仍有吃茗粥的习惯。

周代以前的茶事由于年代久远和有文字记载的史料匮乏，我们今天已经所知甚少，而从周代开始，由于后世流传的史料渐渐丰富起来，可考的人、事也就多了起来。周代在承袭了夏、商两代奴隶社会的繁荣之后，无论是在疆域、民族，还是文化、经济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周武王在继承父位之后，大兴拓伐，于公元前1066年灭掉了殷，取而代之，成为古中国的主宰，其时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物质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华阳国志·巴志》中说，周武王把同宗子弟封在巴地，巴地向他进贡的贡品有“桑、蚕、麻、鱼、盐、铜、铁、丹漆、荼、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可见其时之物质生活已经十分丰富。

“荼（系茶的古字，这里指茶）”这时已经被郑重地作为贡品进贡给天子了，可见人们对它的使用已经成熟起来。但这里依旧没有说明茶究竟是作为药品、食品，还是饮品来使用。前面已经讲过，茶发源于我国的西南地区，巴地正是属于这一地区的，而以自己本地的特产作为贡品是很自然的，这也从另一方面佐证了“茶发源于我国西南地区”这一观点。

巴所进贡的茶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从《华阳国志·巴志》中发现，它竟然是人工栽培的：“园有芳弱香茗。”显然，这时西南地区已经开始了茶树的种植，使之成为一种真正的农作物。人工种植茶树的出现，必定促进了用茶的普及，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当时对茶的需求已经很大，野生茶树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日常需求。

茶的初级加工可能也是出现在这一时期，至少用来向周天子进贡的茶绝不可能再是新鲜的茶叶了，因为以当时的交通运输能力，不可能把鲜茶运送到几千里之外，所以，这时的茶至少是经过晾晒干燥的。

茶在这一时期还肩负了一项新的功用，那就是作为祭祀的祭品。《周礼》中说：掌荼，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征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尚书》中也说：王（周成王）三宿、三祭、三诧（茶）。显然，茶在周代还被作为祭袒用品。

最早记载将茶当作佐餐菜肴的是《晏子春秋》一书。

晏婴是春秋时期齐国相，为一时之名臣。据说其生活节俭，每餐仅“三弋、五卵，茗菜而已”。这里所说的“茗菜”，有人认为就是用茶叶做的“凉拌菜”。而当代茶界泰斗吴觉农先生则以为不然，他在《茶经述评》中提出，当时齐地（今山东境内）尚不产茶，即使有人送给晏婴茶叶，因当时茶主要为药用，也不可能作为食物来吃。从人类对茶的发现过程来看，必定是先食用而后药用。因为，在物质文明繁荣之前，人类对一切可食用的动植物的发现和利用，都是围绕着生存的最基本的要素——饮食来进行的，即便是这种发现后来被用于治疗疾病，有些动植物成了药品，也不能就因此否定和放弃了它的食用价值。况且，如果茶在秦汉以前主要为药用的话，势必不会出现人工种植的茶树，因为，药材的使用绝大部分不还是取自野生吗？所以，笔者认为，茶在其时是以食用为主，而至于是作为菜肴，还是羹饮，抑或兼而有之，则有待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茶即使在被发现几千年后的今天，很多时候依旧被人们当作菜肴。至于晏婴所食是否是茶叶制成的“凉拌菜”，笔者以为应该肯定。因为，虽然当时齐地不产茶，但并不能排除茶从其他的地区流入的可能，以“茗菜”佐餐在齐国并非是节俭的表现，多少说明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相生活不同于普通百姓。

茶在战国以前，因国度和地域的限制，其种植和使用仅限于当时的巴蜀等地，至于其他地区，除去一些达官贵族靠接受贡品和馈赠获得以外，寻常百姓大约是很难享受到的。

秦统一中国，不仅从政治、经济等大的方面促进了国家的强盛，乃至民族的融合，而且对茶的使用和普及、种植的推广，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统一中国，称始皇帝。秦统一中国后，将文字、货币、度量衡，甚至道路都加以统一，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经济的交流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便利的条件，农作物的交流和推广也摆脱了地域的限制，我国的茶叶种植大约就是从这时开始向北、向东扩展的。秦时，已经开始将茶烹制成羹饮来食用，这约略是得自于公元前316年被秦灭掉的巴、蜀等国，但这时的羹饮与后世将茶作为饮料不同，是把茶烹制成一种菜汤，作为食品使用的。秦虽然统一了中国，但其统一的历史很短，故而流传下来的有关茶的史料也极少，我们只能从一些典籍中获得点滴的材料。秦灭，汉兴。空前强盛的汉王朝，为茶事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www.xing528.com)

茶的人工种植于何时，现已无法考证，但至少不会迟于3000年以前。那么，人工种植的茶在满足茶农自身需求及向统治者贡纳之外，是否存在于各种形式的贸易活动中呢？笔者认为是肯定的。因为，任何一种生产或生活资料，在其出现剩余产品时，所导致的必定是一种等价的交换活动，而早在茶的人工种植出现以前，货币已经产生，这就使茶等价交换的经常性和广泛性成为可能。有文字记载的以茶叶作为商品的交易活动至少不迟于西汉，而实际的开端肯定会比这早得多。

西汉汉宣帝时，有一个叫王褒的书生写了一篇游戏性的文章《僮约》，第一次明确地谈到了茶叶贸易。故事是这样的：王褒借寓在成都安志里一位已经亡故的朋友家读书，朋友的寡妻杨惠对他很照顾，经常让家中一个家奴替他做事。此家奴不愿意为王褒服务，就到杨惠丈夫的坟前哭诉。王褒和杨惠对此大为恼火，王褒就以一万五千钱向杨惠买了这个家奴，让他做自己的奴仆，并且给他写了一篇有关服务内容和作息时间的契约，即流传至今的这篇《僮约》。《僮约》中提到茶事的有两处：一处为“烹茶尽具”，一处为“武阳买茶”。关于“烹茶尽具”，就是说在此家奴的日常工作中，包括为主人煮茶，并且在主人用茶后清洗干净茶具。显然，在汉代已经出现了专用的茶具。而“武阳买茶”一句，则明明白白地道出了西汉时期已经把茶叶当作商品进行买卖了。这里所说的“武阳”，就是今天成都以南彭山县的双江镇，那里是著名的产茶区。由此看来，在当时茶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很普遍的一种消费品了，而茶叶贸易的出现，对推广茶叶的消费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这时的茶究竟是作为食品还是饮料呢？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定论。比如前面提到的《僮约》中，在“烹茶尽具”前还有一句“脍鱼包鳖”。如果连起来看，可以理解为均指准备餐食，也可理解为餐、饮两部分。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墓终于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从出土的文物，包括画卷中可以看出，西汉时期，人们已经将茶烹制后当作一种饮料，而不再作为药材、菜蔬或是羹饮了。

汉代人们对茶的认识已经很普遍和深入了。成书于汉初的我国第一部辞书《尔雅》就有关于茶的解释。汉时两位最负盛名的辞赋大家司马相如和扬雄，在《凡将篇》和《方言》中也都提过茶。

茶对人体的保健作用，在这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著名医学家华佗在《食论》一书中，明确指出茶的保健功效：“苦荼久食，益意思。”说明了茶提神健脑的作用。

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饮茶之风在中国盛行起来，不仅在茶产区和先前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就连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饮茶的习惯也逐渐建立起来。

东汉末年，诸侯纷争，最终结束了汉王朝的统治，历史进入三国时期。这一时期，社会趋于暂时的局部稳定，在短时期内，鼎立的三方谁也无法打破平衡，于是，国事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魏、蜀、吴三国的经济都有了大规模的发展。三国时，魏已出现了茶叶的简单加工，采来的叶子先做成饼，晒干或烘干，这是制茶工艺的萌芽。

这时，茶早已从其发源地巴蜀之地走出，进入到我国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在汉代史料中，已经有关于汉帝在现今的江苏宜兴地区“课童艺茶”的记载。这说明我国东南部地区已经出现了有组织的人工种植茶树。三国时期，盘踞东南部地区的孙吴，已经代替了巴蜀，成为我国新的茶文化中心。这时的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及岭南诸地，人工种植的茶园已经在当地种植业中较具规模，产品通过贸易的形式输往北方的魏国，甚至更北的匈奴地区。

孙吴末年，嗜酒如命的吴国国君孙皓导演了一幕“以茶代酒”的好戏，也为从那以后的无数不胜酒力者开辟了一条“生路”。据陈寿的《三国志》、张华的《博物志》和郭璞的《尔雅注》记载，孙皓每当大宴群臣时，规定每位大臣至少要饮7升酒，而一位名叫韦曜的大臣酒量较小，孙皓恐其不胜酒力，就密赐“以茶当酒”。以茶代酒从此而来。

自古文人墨客多爱茶。在汉代，虽然司马相如、扬雄作为一代文坛大家，也在其作品中提到过茶，但那不过是约略地一带而过，真正在诗文中咏茶的文人首推东晋时期的左思。左思在他那首著名的《娇女》中勾画出两位在炉边烹茶的小女儿娇娜可人的形象，说明了其时饮茶的普遍。

茶兴于巴蜀，到魏晋时期在江南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人们对这种神奇的饮料情有独钟。西晋时张载在《登成都楼诗》中咏叹，赞茶为：“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说茶胜过所有的酒、水。

在魏晋以前，我国的北方，特别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鲜能有茶，间或有一些，也仅为少数达官贵人把持，故这一地区的人们对茶的认识和使用较晚，而把茶作为一种日常饮料远未被人们所接受。

东晋的司徒长史王蠓喜欢饮茶，每有客至，必定奉茶，而他的许多客人都怕茶的苦涩，所以每当有事不得不去他那里做客的时候，客人们都无奈地说，又要去受“水厄”之难了。可见，在当时的北方地区，即使是一些上流社会的人士，对饮茶也还极不习惯。

自汉代传人中国的佛教，随着与中土文化，特别是儒教与道教文化的融合，对茶的青睐也越来越强烈。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我国兴盛起来，僧人们提倡坐禅，彻夜清修，茶就成为他们的提神之物，因而大受佛门弟子的欢迎。《续高僧传》中说南朝宋代有个高僧法瑶，苦修性俭，所食之物仅是茶汤。茶之冲淡平和，正与佛之与世无争暗合，故被历代佛学家们视为修养之必需。就连信佛教的南朝齐武帝萧赜在其《遗诏》中也嘱咐后人：“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从这一时期开始，茶在我国佛教徒的眼中，成为了清修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