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里揚
《花間集》存世宋本有兩部，一部卷尾有落款爲紹興十八年晁謙之的題跋，一部是用淳熙十四年鄂州公文紙刷印的。李一氓先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所撰的《花間集校》，於每卷之末附有“校勘記”，詳贍可觀，據他説是參校過這兩個宋本的。但當我們對校之後，發現兩種情況:一是有重要異文卻並不曾被舉出，即“漏校”;二是本無異文而列出宋本作某，即“誤校”;這后一種情況，與舊時藏書家所謂的“宋版宋印”的“鄂州本”對勘後，尤爲突出。我們考慮李一氓先生恐怕是當日并未直接取對“鄂州本”，而是參校了據“鄂州本”重刻的王鵬運輯《四印齋所刻詞》本。例如:卷三《南鄉子》“霧薄雲輕”，“校勘記”云鄂州本“霧”作“露”爲非是;然檢“鄂州本”作“霧”，而四印齋本正作“露”。又如，同卷《上行盃》“紅縷玉盤”，“校勘記”云他本“紅縷”皆作“紅鏤”，而從鄂州本作“紅縷”;然檢鄂州本同他本作“紅鏤”，反是四印齋本作“紅縷”。這等“誤校”的地方，在其他各卷中，也頻繁出現[1]，基本可以印證我們的疑問。又，現存的“鄂州本”卷一自《楊柳枝》“正是玉”以下至《南歌子》“逐香車”而止、卷十《南鄉子》其八以下至卷末，皆全部闕失，且無鈔補;然於此兩處，“校勘記”皆有云“鄂本”作某者，定是不曾親見“鄂州本”的顯證了[2]。
“鄂州本”的最後一位私人收藏者是聊城海源閣主人楊紹和，他曾大膽地懷疑這就是汲古閣所刊之陸游跋本的底本，只是前後殘缺，故不能得見汲古閣藏印與陸跋(《楹書偶録》)。李一氓先生在《校後記——關於花間集的板本源流》中頗不以此爲然，但也承認鄂州本與汲古閣刊本文字間最爲接近。我們一時無從判定“鄂州本”的具體刊刻年代與源流，不過，檢卷三薛昭蘊《小重山》“愁極夢難成”之“極”、“手挼裙帶遶堦行”之“堦”，“鄂州本”分別作“起”、作“宮”;晁謙之跋本於此有“小注”云:“愁極作愁起，繞堦作遶宮，非是，合從舊本。”則“鄂州本”自不是“舊本”，應該是晁謙之所謂的有訛誤的“他處本”之一，刻印都不能稱得上精善，使用的文字前後有不統一的情況，如“薰”，又刻作“燻”;“爐”，雖多作“鑪”，亦有用“爐”字;避諱字如“樹”字、“驚”字也不很嚴格，但多數還是有缺筆的。
這裏以《花間集校》重新對勘晁謙之跋本與鄂州本，希望接近唐宋時代《花間集》的文字面貌。一般我們不再取勘晚出的明清刊本或鈔本，這是因爲它們與宋本對校所出現的異文，大多可以判定是後人的妄改;而在宋本之外，我們需要參校的一部明初人吳訥輯《唐宋名賢百家詞》本。這是據宋本鈔出的，分爲兩冊，但不似宋本的分卷，而是以詞人來作爲起訖的標志，且先後次序與宋本也有不同:(www.xing528.com)
不知這是更爲接近《花間集》最初的面貌還是更後於宋本而重新編排的。支持後者的證據顯然要更直接，即编者意在湊夠“百家”之數而打破原來的十卷。但也有一個證據可以支持前者，即我們所熟悉的每卷以五十首上下爲準的十卷本，往往將一個詞人的作品割裂分配到兩卷當中，由此產生的問題，就是詞作數目計算會出現失誤，如卷三“韋莊”名下宋本列“二十五首”，李一氓先生的校勘記指出將這裏的詞作相加是“二十六首”。這個誤差的產生，讓人费解。如果想到這是有意編輯後的結果，即韋莊本來是有四十八首，但在宋本中由於一部分放到了卷二，另外放到了卷三，從而導致計算錯誤，就不失爲一種解釋了。況且，百家詞本不但出現了有別於宋本的詞人重新排序，而且出現了詞人作品使用詞調的先後次序也與宋本不一致的一例，即張泌詞:
如果將《花間集》中的詞調排列的先後也作爲一個問題，而且聯想到它可能是與音樂以及歌筵之上的實際演唱情形有關係，那么，這裏出現的作品詞調次序的不一致現象將會比詞人排列的先後差異更不容易給出解釋。不過，這些現象至少可以説明:《花間集》在宋代流行的本子不會只是我們現在見到的每卷平均分配的十卷本模樣[3]。
至於李一氓先生所撰寫的校記中對文字的取舍，也有可以討論的地方。比如直接説是“誤”、“非”而沒有説明原因的，或者以“詞意稍遜”這樣的理由來解釋;如果可能，都要有進一步地討論。綜合以上版本與文字的因素，下面對《花間集》所做的校補工作，將會圍繞(1)文字:異體、俗體、形近、音近、互訓、音注、重字、避諱等;(2)格律:字音、句讀、句式、押韻、分片等;(3)詞意:用典、對偶、虛字等;以及(4)名物等方面展開。以下徵引《花間集校》的文字、卷數、頁碼，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今年春天(二〇一七年四月)重新排校的本子[4]。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