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升庵詩話》的深意

將《升庵詩話》放置在明代詩學理論的大框架之下討論，則要從“詩緣情”談起。研究者們往往認爲楊慎詩學是“主性情”的，但同時從《升庵詩話》中又不難看出他重知識的傾向。既主性情，又重知識，《升庵詩話》實際上是對中國古典詩歌當中一個巨大的傳統命題的回歸和回應。

自南宋起，關於審美、知識和抒情三者在詩歌中的地位、關係已經得到充分的討論，嚴羽《滄浪詩話》中所面臨和處理的，即是“如何在讀書、窮理即知識的基礎上重建唐詩的抒情傳統”^[22]這一重大詩學理論問題。宋代詩人因過分強調知識、學養，已經某種程度上形成了“抒情”——“知識”二元對立的格局，南宋詩論家的討論，很多就集中在如何將二者再度歸置於一個統一的詩歌傳統之中。這種努力，在楊慎處得到了繼承。因此，可以説，《升庵詩話》是楊慎在其對詩歌的理解和思考下走出的一步實踐之路，不僅提倡學養、重視知識，同時強調詩歌文體的獨特性，也即強調其抒情的特質。

因此，《升庵詩話》的貢獻或特殊意義，並不在於採用考證之法或主張言情之用的任意一個方面，而在於對於南宋以來詩論範圍內最核心問題的思考與回應，重新編排抒情與知識學養二者間的關係，並且以《升庵詩話》爲實踐場所，力證知識對於詩歌的重要性，對明初以來反宋風氣盛行、譏議之聲四起的詩壇時局做出了強有力的反對。嚴羽《滄浪詩話》在明代影響巨大，甚至是明初開始學唐風潮的誘因之一，明代詩壇的一部分主流詩人卻不能理解到嚴羽將唐、宋詩歸於同一個大的詩歌傳統的意圖，在這一點上，楊慎《升庵詩話》在傳統的詩學理論體系內，是不折不扣的南宋嚴羽以來的繼承者。

提倡學養，同時還具有另一方面的意義。從唐、宋以來，詩歌傳統悠久，作品眾多，已經形成厚實的積澱。從明初就開始由官方主導的學唐風潮則顯示出明代人一種回溯的思維路線，和宋人努力開拓詩歌邊界與可能性的嘗試不同，明初大量的詩人認爲作詩首要的是樹立典範並盡力學習，以求形神皆似，以此反對宋、元詩壇所出現的對詩歌的革新嘗試所帶來的不良影響。而要求詩人及詩論家增加學養，以“博”爲重，恰恰可對詩歌傳統產生深厚認識的同時，豐富詩歌所能表現的內容。因此，從這個意義上，對學養的重視實際有可能帶來的是對詩歌世界的探索和開拓。

再將《升庵詩話》放置在明代詩話寫作的線索中，可以發現自此開始，“博學”成爲了一個真正進入詩論家視野的要點。儘管在各部作品中所提出的背景、語境及所對話的對象不盡相同，但之後的《藝苑卮言》、《詩藪》、《詩源辯體》等明代詩論的代表之作也都紛紛強調“學”對於作詩的重要性。這樣的立場也使得明代詩論中的主情、主真的思想顯得有所支撐。可以説，明代自楊慎以來，開始提出了對詩人自身學養有所要求的主張，這既是出於一個精英階層的文人對自身閱讀及寫作經驗的充分總結，又實際上對其時代的詩歌寫作寄予著厚望。這種主張從《升庵詩話》漸漸延續到詩論的著作中，具備豐富知識儲備的“資閑談”的詩話類作品在明代反而較少再出現。這也構成了《升庵詩話》和明代後來理論框架完備、結構宏大、邏輯嚴密的詩論作品之間不可忽略的關係，成爲明代詩話寫作發展當中的一條重要線索，展示其一步步從零碎無序走向系統完整的過程。

回到《升庵詩話》寫作的歷史時間中，詩壇風氣從臺閣體的主導中剛剛有所鬆動，李東陽於臺閣之音之外兼顧詩的文體特質，實際是爲詩歌重回其抒情言志傳統打開了可能性。《升庵詩話》對時風似乎不以爲意，將視野投射在前代所真正能夠得到認可的詩人與作品上，其寫作目的也不僅是爲了宣傳某種風格取向或理論立場。這是屬於詩話獨有的空間，得以和詩論區別開來。與此同時，《升庵詩話》的寫作不再過多強調自己個人的觀感，而落實於切實的體裁之辨、典故溯源、名物考證等等，這部分可以稱爲一種“實學”。而它所帶來的邏輯，是詩學內部既有命題的再反思，也是在努力地尋找著唐詩與宋詩之間巧妙的平衡點，希望以此可以將詩歌寫作再向前推進一步，形成明代詩歌的獨特風貌。這又與作者記載詩中逸事雜談的閑談詩話並不相類。以此爲坐標，《升庵詩話》處於詩話和詩論兩種寫作目的及內容都不相同的作品之間，形式上接近於“話”，而內在邏輯卻帶有“論”的潛能。它出現在臺閣詩對詩壇統治趨於完結、詩人的創作追求逐漸回歸文學本身的時間段，也暗示了一種詩歌批評家回歸文體、對詩歌寫作進行反思的自覺。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古籍所)

【注释】

[1]丁福保《重編〈升庵詩話〉弁言》，《历代詩話續編》，中華書局，2006年第2版，第634頁。

[2]《升庵集》卷五十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集部20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475頁。

[3]《升庵集》卷五十八，第554頁。

[4]《升庵集》卷五十九，第562頁。

[5]《升庵集》卷五十七，第524頁。

[6]《升庵集》卷五十七，第524頁。

[7]《升庵集》卷七十三，第727頁。

[8]《升庵集》卷五十七，第524頁。(www.xing528.com)

[9]《答胡元瑞第二書》，《弇州續稿》卷二百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223，第895頁。

[10]《升庵集》卷五十八，第546頁。

[11]《東門外遍歷諸園及僧院觀遊人之盛》，《劍南詩稿》卷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101，第133頁。

[12]《和林子中待制》，《蘇軾詩集》卷三十三，中華書局，1982年2月，第1763頁。

[13]《登北固樓詩》，據劉躍進《門閥士族與文學總集》中的説法，“顯系唐人偽託之作”。《門閥士族與文學總集》，劉躍進，世界圖書西安出版公司，2014.6，第117頁。

[14]呂斌《明代博學思潮與文論——以楊慎爲例的考察》，《文學評論》2010年第1期，第94—99頁。

[15]《空同集》卷五十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201，第477頁。

[16]《升庵集》卷五十八，第545頁。

[17]《升庵集》卷六十，第569頁。

[18]李調元《〈升庵詩話〉序》，《升庵詩話箋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第626頁。

[19]關於《升庵詩話》中的“言詩不專一代”的具體體現，可參見呂斌《明代博學思潮與文論——以楊慎爲例的考察》，《文學評論》2010年第1期，第94—99頁。

[20]《升庵詩話》卷二，《明人詩話要籍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6月，第432頁。

[21]與之相應的另一條路徑則是詩學理論的體系化、抽象化以及詩學理論著作形式的更新和成熟。

[22]張健《宋代詩學的知識轉向與抒情傳統的重建》，《北京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第60—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