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慎，字用修，號升庵。新都人(今四川新都)，祖籍廬陵(今江西吉安)。楊慎出身士大夫家庭，其祖父楊春曾任湖廣提學僉事;其父楊廷和於正德二年(1507)入閣，拜東閣大學士，正德七年(1512)，李東陽歸鄉，楊廷和接任其職，歷任武宗、世宗二朝首輔，嘉靖七年(1528)辭官退休。楊慎則於正德六年(1511)狀元及第，官翰林院修撰。嘉靖三年(1524)，楊廷和因“大禮議之争”一事屢次辭官，終得批准，告老還鄉;楊慎則在其父退休離任後因諫言而獲罪，被貶雲南。其博學厚才聞名當時，閱覽群書，著述頗豐，《升庵詩話》是其詩學評論的代表作。
《升庵詩話》共四卷，“自明代以來無善本”[1]，另有《詩話補遺》三卷、《升庵外集·詩品》十二卷、《升庵詩品補遺》一卷。以上幾種形制一致、性質相同，因此本文論及《升庵詩話》，以上數種著作均包含在內。從形制上，《升庵詩話》是典型繼承了詩話“資閑談”功能的作品，採取分則點評式的形制，和前代詩話沒有差別，每卷和每則的排布之間沒有邏輯聯繫，沒有謀篇佈局的痕跡。
明代前中期比較重要的詩話作品中，除了“詩法”類兼具選本的部分功能，將詩歌按照體裁分門別類外，其餘詩話基本都以此種方式編排。其好處是容易體現出詩人、詩論家的思想前後期所發生的轉變，也使議題顯得靈活、廣泛。
其“資閑談”的特點，體現在內容涉獵的範圍廣度上。常見的內容有如“庾信詩”[2]、“清新庾開府”[3]等則，是對於前代某些詩人的評價;又如“岳陽樓詩”[4]等則，是對罕見詩歌或詩句的輯録;再如“詩用‘惹’字”[5]、“右丞詩用字”[6]等則，是對於詩歌里一些字眼的評點。總的來説，這些都是傳統詩話中非常常見的內容，也體現了傳統詩話的一些基本關注點。另一些內容，雖不獨楊慎爲之，卻和他自身的知識儲備結合，成爲《升庵詩話》的特色。例如“多根樹”:
佛經云:“西城多根樹，蔽芾而婆娑。東西南北中，五方不相見。國中有媱女，求偶者眾多。初有一男求，女約中枝會。復有四男子，亦欲求之宿。女亦以言許，東西與南北。各各抱被去，至晚女不來。東枝郎唱曰:‘旭日光已出，農夫向田去。妄語既不來，可捨多根樹。’西枝郎吟曰:‘彼妙必然來，定是下妄語。如何旭日光，急速現下土。’南枝郎嘆曰:‘旭日光已出，農夫早向田。我等如癡羊，一夜受凍眠。’北枝郎賡曰:‘我等沒巴鼻，只爲求他妻。今遭寒與凍，各各被他迷。’中枝郎泣曰:‘我不憂己身，一夜寒凍情。但恐多根樹，枝葉不復生。’樹神聞而笑曰:‘汝勿憂外事，但憂身事急。樹枯生有時，欲苦無停息。’”[7]
此處引佛經故事及偈子，一爲存語典，二爲收録詩句，且幾乎不見於前代詩話中。許多詩話作品愛好搜羅稀見的詩句、典故、軼事，但能如同《升庵詩話》一樣做到真正罕見甚至獨家記録的，卻不太容易。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楊慎的博覽群書得以體現，他主張“觀書所以貴乎博證”，也樂於展示自身的才學，而這一書寫客觀上拓寬了詩話寫作的視野，至少從材料上呈現出了顯著的豐富性。
在詩話中具體落實“博證”，需要大量的知識儲備。因此，對知識的認可和強調，是《升庵詩話》乃至楊慎整個治學思想的落腳點，也成爲其詩話之中理性色彩的來源。《升庵詩話》中有不少內容其實都屬於詩話原本的題中之意，例如對詩體、音調的評論，對歷代詩人的點評，對語典的分析等等。楊慎與前人不同之處雖然細微，卻仍可辨別。例如“菩薩鬘”一則:
唐詞有《菩薩蠻》，不知其義。按小説，開元中南詔入貢，危髻金冠，瓔珞披體，故號菩薩鬘，因以制曲。佛經戒律云“香油涂身，華鬘被首”是也。白樂天蠻子朝詩曰“花鬘抖擻龍蛇動”，是其證也。今曲名“鬘”作“蠻”，非也[8]。(www.xing528.com)
這樣依靠知識儲備的“考據”方式給詩話帶來了新的看點，儲備豐富，也自然形成了楊慎所提倡的“學養”。在《升庵詩話》中，不因襲前人舊説、倚靠自身閱讀和記憶寫就的意見不在少數，在這些內容當中，有因粗疏不慎而造成的錯誤，甚至成爲王世貞所批評的對象:“楊用修頗以綴屬稱，而疏鹵百出，檢點不堪。”[9]結合《升庵詩話》中的實例，這種批評也並不爲過。例如“卵色天”一則:
唐詩“殘霞蹙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卵色天”，東坡詩“笑把鴟夷一樽酒，相逢卵色五湖天”正用其語。《花間詞》“一方卵色楚南天”，注以“卵”爲“泖”，非也。注東坡詩者，亦改“卵色”爲“柳色”，王龜齡亦不及此邪?[10]
此則在後世引用頗多，皆從楊慎處來，然而其中楊慎所謂的“唐詩”，今查無出處，最早即見於其《詞品》和《升庵詩話》兩書中，陸游《劍南詩稿》中有“微風蹙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卵色天”[11]句，與楊慎所引極爲相似，疑楊慎誤記其原文與時代。楊慎所引“唐詩”如爲陸游詩，蘇軾的“相逢卵色五湖天”[12]就不可能是“正用其語”，實際上，唐人偽託沈約之名所作的“夜月琉璃水，春風卵色天”[13]可能才是東坡及後世所用語典的出處。有所疏失，但能在一眾出錯的文獻中，指出“柳色天”或“泖色天”的説法絕大多數爲“卵色天”之誤改誤校，仍可見其學力。
從以上兩則例證中，可以窺見《升庵詩話》展現學識的方法與特點:首先，楊慎點評詩歌的思路類似考據之學，借用前代的詩歌知識來考辨某些説法，而這種批評既涉及文字、音韻，又包括語典、事典。其次，他的“考據”和真正嚴謹縝密的考據功夫還有不小差距，疏失錯漏之處頗多，因此，涉及文字、音韻、語典、事典就顯得廣博而不專，楊慎所展示的也就更適宜於用“學養”而非“考據”一詞形容。
有當代的研究者認爲明代有“博學”的思潮[14]，並以楊慎爲例。的確，從他對於詩歌、詩論的主張中，都體現出了求博求厚的傾向，在他看來，廣博的詩歌知識既有利於更準確地理解、評鑒詩歌，也有助於寫出更優秀的作品。楊慎自身才高，因此《升庵詩話》在一些問題的論證上可能有失嚴密，不過這不影響《升庵詩話》作爲明代詩話中的一個示範，演示將學識大量運用到詩論中的可能，既保留了相當的可讀性，不喪失詩話原本“資閑談”的功能，又難得地建立起了和學術之間的關聯。
《升庵詩話》的出現其實也提示著明代詩話的逐漸轉變，一方面可以將之理解爲詩話的寫作者及閱讀者對這種體裁的著作要求更高了，卓越的知識儲備成爲其脫穎而出的一種路徑;另一方面，詩歌閱讀的知識化日漸發展，楊慎在《升庵詩話》中所做的一部分工作實際是將這種知識化落實，因此也使這部詩話理性色彩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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