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書”一詞在文獻中常見的有兩個義項:一是指校勘書籍，爲動賓結構[10];二是指負責校理藏書的官職，如校書郎等職的省稱，三國魏時已置官，爲專有名詞[11]。《哀江南賦》中的“校書”由於與下句“逐獵”對偶，故可以確定是動賓結構。又此句前後自“司徒之表裏經綸”至“知之何晚”一段皆是追述王僧辯的事迹，因而這裏所指的就應該是回溯與王僧辯有關的一次校書工作。
梁太清二年(548)，侯景叛亂。次年，攻入建康。叛軍在燒殺擄掠的同時，也對江左文化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使得大量典籍圖書焚毀遺失。侯景軍圍臺城時，尚爲太子的蕭綱驚慌失措，“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臺殿遂盡，所聚圖籍數百廚，一皆灰燼”[12]。這可謂是對梁朝宮廷藏書的一次重創。然簡文所焚爲東宮藏書，而武帝經年累月收聚的藏於文德殿的圖書尚未罹難。所以當王僧辯奉蕭繹之命東討侯景時，即盡收文德殿圖書，並注意網羅散逸，做了相當大的努力。《隋書》卷四十九載牛弘所上《請開獻書之路表》:“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13]所謂“遣將”指的便是王僧辯。因此，當平定侯景之亂後，梁朝宮廷藏書的主體就隨王僧辯向西轉移到了蕭繹所在的荆州江陵。
這批從戰亂中收聚起來的圖書必定有不少錯亂和問題，並與江陵舊藏文獻有所重複出入，故蕭繹新即帝位後就命人組織整理。《陳書》卷二十四《周弘正傳》:“及侯景平，僧辯啟送秘書圖籍，勅弘正讎校。”[14]是知這次校書的組織者爲周弘正。然而校理群籍，非一人所能勝任，周氏之外必定尚需其他人參與。今考《北齊書》卷四十五載有顏之推《觀我生賦》全文並若干自注，賦文回顧自己的人生經歷，在敘述到蕭繹平侯景而即位稱帝後，有“或校石渠之文”句，自注云:
王司徒表送秘閣舊事八萬卷，乃詔比校，部分爲正御、副御、重雜三本。左民尚書周弘正、黄門郎彭僧朗，直省學士王珪、戴陵校經部;左僕射王褒、吏部尚書宗懷正、員外郎顏之推、直學士劉仁英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紀、中書郎鄧藎、金部郎中徐報校子部;右衛將軍庾信、中書郎王固、晉安王文學宗善業、直省學士周確校集部也[15]。
王司徒即是王僧辯，《梁書》卷四十五《王僧辯傳》:“世祖即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16]據顏之推此文，可知庾信正好參與了這次建康殘餘典籍的校理工作。顏之推所稱“八萬卷”應即七萬餘卷之整數。參與校書的十六人中，彭僧朗、王珪、戴陵、劉仁英、王孝紀、鄧藎、徐報、宗善業八人已無可考。據《周書》卷四十一《庾信傳》，子山嘗奉簡文帝命，於建康朱雀門抵禦侯景，未陣而退。及臺城失陷，庾信逃奔江陵。元帝即位，始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17]。《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五梁元帝承聖三年:“(夏四月)丙寅，上使散騎常侍庾信等聘於魏。”[18]旋即江陵失陷於魏，庾信遂留長安，從此不復南歸。又《梁書》卷五《元帝紀》:“(承聖二年十一月)戊戌，以尚書右僕射王褒爲尚書左僕射。”“(承聖三年十一月)己酉，降左僕射王褒爲護軍將軍。”[19]故從《觀我生賦》記述的庾、王二人官職來看，可以確定校書事當在承聖二年(553)十一月王褒任尚書左僕射後至承聖三年四月庾信聘使西魏之前。《梁書》卷五十《顏協傳》:“之推，承聖中仕至正員郎、中書舍人。”[20]所稱顏之推官職亦與此合。繆鉞《顏之推年譜》將此事繫於承聖元年下，云:“按承聖三年十一月西魏軍即陷江陵，之推校書之業，蓋在此兩年中也。”[21]實可以再細化精確。而庾信主要的幾種年譜，如倪璠《庾子山集注》附《庾子山年譜》、舒寶章《庾信選集》附《庾信年譜》[22]等，均不及此事。因此，江陵校書又可補庾信之生平行實。(www.xing528.com)
進而考之，參與此次校書者皆爲一時之選，但不久後衆人又由於梁朝的滅亡而四散各方。庾信名重當時，而在承聖三年出使西魏後便留於長安，已見上述。王褒“世胄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23]。宗懷正應即宗懍，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八《荆楚歲時記》曾辨之[24]。《周書》本傳稱:“懍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而其爲元帝製《龍川廟碑》，一夜便成，深得元帝歎美[25]。殷不害則以事親至孝曾得簡文帝賞識，於《陳書》入《孝行傳》，《南史》入《孝義傳》[26]。王、宗、殷三人在江陵失陷後一同被帶至長安，《周書》卷四十一《王褒傳》:“褒與王克、劉瑴、宗懍、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27]顏之推“博覽群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隨後便去往長安之西的弘農，“大將軍李顯重之，薦往弘農”[28]。另外三人則沒有去往北方。周弘正於學擅長玄言、方術，《南史》卷三十四《周弘正傳》:“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弘正善清談，梁末爲玄宗之冠。”“及魏平江陵，弘正遁歸建鄴。”[29]周確“博涉經史，篤好玄言”，而爲弘正弟弘直之子[30]，因而他應該也隨伯父弘正到了建康。王固“少清正，頗涉文史。”“荆州陷，固之鄱陽，隨兄質度東嶺，居信安縣。”[31]
尤須注意者，以上去往長安的四位中，庾信、王褒、宗懍三人又參與了後來周明帝麟趾殿校書的工作。《周書》卷四《明帝紀》:“及即位，集公卿以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32]《隋書》卷七十八《庾季才傳》:“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33]《周書》卷四十二《宗懍傳》:“世宗即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群書。”[34]兩相對比即可發現，周明帝時的校書人數衆多，且有固定的機構場所予以保障。相形之下，梁元帝的江陵校書雖彙聚了南方士人中的佼佼者，但人數畢竟不多，加之時局動盪，又有七萬餘卷的工作量，故很難在短時間內做出多大成果。庾信作爲南北兩次校書的親身參與者，對於其中的差異不能不有所體會。在其現存詩文中，關於江陵校書已不存隻字，而於北周的校書尚有《預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詩一首以述其事[35]，這可能也是一個側面的反映。
更爲遺憾的是，庾信等人所整理的這批書籍在魏軍攻入江陵之時，隨着梁朝一同煙消雲散。《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五梁元帝承聖三年:“(十一月)帝入東閤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36]前引牛弘上表亦云:“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37]蕭繹所焚之書必定包括有庾信等十六人所校讎整理的建康舊籍，梁朝自武帝以來五十餘年積蓄之藏書至此亦消亡殆盡。江陵校書之短暫，成果之不存，恰從另一個角度成爲了梁元帝江陵朝廷在文化上一個重要的縮影。
王僧辯將劫餘圖書保護運送至江陵，是庾信等人得以展開校書工作的前提，也是他對於梁朝文化的一大功績。《哀江南賦》在哀悼王僧辯的段落中追憶此事，既合情合理也十分必要，“南陽校書”所指的正是這一史實。而且，明確了此句的本事之後，對於其前後兩處賦文，還可獲得新的認識。此句稍前云:“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注家皆認爲是指梁武帝，又引《漢武帝內傳》所載漢武帝隨葬茂陵的書籍最終流散的故事來解釋下句[38]，却並沒有將漢武帝與梁武帝在這一典故上的共同點道破。實際上，庾信正是借用“茂陵之書”來指梁武帝辛苦收集的書籍，先是遭到侯景的破壞，後又隨着梁朝而滅亡，所以才説“空聚”。《哀江南賦》後文在講到梁元帝出降的情形時又有:“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折柱。”“玉軸”是以卷軸書籍的軸頭來代指書籍，所謂“揚灰”便是直接傷痛蕭繹焚毀圖書的慘狀了[39]。由此可見，在《哀江南賦》中始終貫穿着庾信對梁朝宮廷藏書命運的追述，“南陽校書”一句記録了自己曾經校理過這些書籍的經歷，這在賦文中是前後呼應、一脈相承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