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切法以二分法把一個字分成聲、韻兩部份。在漢字聲調被發現之前，人們的概念裏一個字的讀音也僅與這兩部份有關，他們或許隱約意識到聲調的存在，但聲調尚不具有獨立性，而是依附於韻存在，反切中的下字，便是取其韻(事實上也取調，只是人們沒意識到)。例如，在漢魏詩歌中，不少都是同韻的平、上、去聲字在一首詩中通押。直到聲調在南朝被文人發現，它才爲音韻學開闢了一個新天地，也大大影響了後世與文字讀音密切相關的詩歌藝術等的發展。永明體的寫作便規定，詩歌必須押平聲韻，這直接影響了後來的近體詩創作。
我國早期的詩歌絕大多數都可以入樂。我認爲，在五言詩歌還不太能脫離音樂而獨立存在的年代，是很難發現聲調的。因爲詩歌一旦入樂，每個字的聲調宣之於口後必定發生變化。跟隨著宮商角徵羽的不同音調轉換，這些字的聲調也不是本身的聲調了。有一個廣爲流傳的例子，便是梁武帝不懂四聲[15]。錢志熙先生在《魏晉南北朝詩歌史述》中説:“與永明體詩家之重視文字聲律之美不同，武帝的詩歌，似乎更重視音樂的因素。今觀武帝詩集，新舊樂府曲特別多，其中如《子夜歌》二首、《子夜四時歌》十六首、《歡聞歌》二首、《團扇歌》一首、《碧玉歌》一首，都是用吳聲西曲。”[16]梁武帝更熱衷音樂，讓他接受文字的四聲，類似讓他承認文字中也存在音調的高低，不啻於改變其認識世界的眼光，確實不那麼容易。
而另一批文人發現四聲之後，也衹是大量運用於對於徒詩聲律的要求，而並非樂府。他們發現，詩歌作爲可以吟誦的聲音的藝術，其聲調是十分重要的，故而有了平頭、上尾、蜂腰、鶴膝等著力關注聲調的病犯。可是作爲音韻的一部份，很早就被發現的聲、韻也不可放棄。於是“大韻、小韻、傍紐、正紐”等病犯也緊隨其後。
“紐”便是這四個病犯，特別是後兩者被提出的基礎。只不過，時人發現了聲調，並且把它從“韻”中抽離出來，成爲獨立的存在，可被留下的一部份，也就是現代漢語裏剔除了聲調的“韻母”概念並未那麼早獨立。所以在解釋傍紐、正紐之時，才需不厭其煩地用四字一紐來舉例。因爲他們不知道“金”與“飲”、“陰”與“禁”的關係該如何描述，在古人看來，它們聲調既不相同，韻也不相同。這固然使得讀者很容易明白，卻也削弱了理論性，使這兩個病犯不太容易被今人歸納。
至於“大韻、小韻、傍紐、正紐”這四病佔有多重要的地位，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如劉善經認爲正紐“凡諸文筆，皆需避之。若犯此聲，即齟齬不可讀耳。”似乎是嚴重的病犯了。然而元兢卻以爲它“近代咸不以爲累，但知之而已”。有一個小細節大概能解釋元兢的觀點。正文在解釋正紐之後，有一行注解的小字頗引人注意:
又曰:“心中肝如割，腹裏氣便燋。逢風廻無信，早雁轉成遙。”“肝”、“割”同紐，深爲不便[17]。
注解説“肝”、“割”同紐，深爲不便。因爲這兩字一爲名詞，一爲動詞，又是常見搭配，然而不巧的是，它們屬於一紐的範疇，故而寫詩之詩就無法自由揮灑，需要避開這個常用搭配，另選其他辭彙。這樣的例子應該還有不少，或許這就是元兢所處的初唐時期，此種病犯已經“咸不以爲累”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元兢對於另三個病犯的看法，也全都無一例外地認爲無傷大雅。大韻“此病不足累文，如能避者彌佳。若立字要切，於文調暢，不可移者，不須避之”;小韻“此病輕於大韻，近代咸不以爲累文”;傍紐“此病更輕於小病，文人無以爲意者”。可見元兢已然不太重視這四病的束縛，也就是聲母、韻母的束縛。
沈約提出四聲八病之説，爲後人熟知。然而後代的格律詩拋卻了後四病“大韻、小韻、傍紐、正紐”，更關注於平上去入四聲了。南朝時期被建立的關於“紐”的概念，其核心也在於四聲，聲母和韻等早期被發現的音韻概念已然不那麼新鮮了。儘管時人試圖在聲母和韻的要求上也制定出與前四病一樣嚴格的規定，卻終究漸漸爲時代淘汰。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
【注释】
[1]按:據盧盛江考釋，弘法大師所撰“文二十八種病”前八病首段名稱、意義、例詩、釋曰應爲其概括齊梁、初唐兩三家之相關文本如《詩髓腦》、《文章儀式》、《文筆式》而成。(日)弘法大師著，盧盛江校考:《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915頁。
[2](日)弘法大師著，王利器校注:《文鏡秘府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402頁。按:對平頭至正紐八病的解釋，齊梁至初唐各家細處各有不同，具體可見盧盛江教授《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本文關注點不在此，故不再一一區別，只取擇《文鏡秘府論》爲文本進行細讀。
[3]《文鏡秘府論》，第437頁。
[4]《文鏡秘府論》，第54頁。(www.xing528.com)
[5]《文鏡秘府論》，第104頁。
[6]《文鏡秘府論》，第424頁。
[7]《文鏡秘府論》，第426頁。
[8]《文鏡秘府論》，第428頁。
[9]《文鏡秘府論》，第430頁。
[10]《文鏡秘府論》，第434頁。
[11](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54頁。
[12]《文鏡秘府論》，第23頁。
[13]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15頁“戈”，第27頁“過”。
[14]《文鏡秘府論》，第26頁。
[15]見《梁書·沈約傳》:“(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舍曰:‘何謂四聲?’舍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243頁。
此説又見《文鏡秘府論·天卷》劉善經著《四聲論》:“梁王蕭衍不知四聲，嘗從容謂中領軍朱異曰:‘何者名爲四聲?’異答曰:‘“天子萬福”，即是四聲。’衍謂異:‘“天子壽考”’，豈不是四聲也。”故事雖有些微差異，內涵大致相同。《文鏡秘府論》，第100頁。
[16]錢志熙:《魏晉南北朝詩歌史述》，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70頁。
[17]《文鏡秘府論》，第4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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